【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9日讯】今（2005）年6月中旬，中国大陆河北省定州，广东省东莞、湛江，山西省大同、阳泉，安徽省马鞍山，辽宁省本溪，黑龙江省鸡西，江西省九江等地，相继发生了数百人以至数千人有组织的暴力抗争事件。
一、中国大陆步入“风险社会”
当前中国大陆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巨大的变迁过程中，中国大陆社会也正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
中国大陆“风险社会”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时期，未能协调有序进行，两种模式的交杂增加了社会风险成本，再加上缺乏成熟有效的市场经济管控机制及社会责任监督机制，都是造成社会风险增大的原因。去年9月3日，北京中国青年报引述由98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在2010年前后可能进入“危机多发期”。课题组组长丁元竹教授说，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3类问题，而最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各地不断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渠等看法。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规模均不断增加
近10年来，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及参与人数、规模均呈现不断成长的趋势。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至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70万增加至300万。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在7月5日于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指出，去（2004）年一年中国大陆出现抗争事件高达7万4千多起，参与各种示威和抗议活动者仅农民即多达3百万人。
今（2005）年以来至6月12日，全中国大陆共有92个地区发生了341宗有组织的群体性抗争和规模性武装抗争事件。其中万人以上的17次，5千人以上的46次，千人以上的120次；伤亡1,740人，其中死亡102人；公安、武警、地方干部伤亡484人，其中死亡55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340亿至400亿元。
今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省级党政负责人电话会议，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会上通报：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每天接到的冲突通报平均120宗，最高时每日达230多宗（2002年每日平均60宗，2003年每日平均80多宗）。在部分地区，矛盾积聚、激化，当地的管治基本失控。曾在会上指出：河南省、河北省、广东省、安徽省、山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重庆市、陕西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情况最严重。
三、近期群体性事件频生的主要原因
1.征用农地问题
去（2004）年第十六期北京半月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征地侵权为何屡禁不止”的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大陆各地违规违法征占耕地、损害农民切身利益，已成为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焦点问题。中共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说，中国大陆征用农村用地普遍存在补偿标准过低的问题，有些土地征用每亩仅8毛钱。征地补偿费按土地年产值计算，但1亩地1年产值不过数百元，即使加上10倍，也是很小的补偿数额；且征地后无法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因农地征用导致失地的农民高达4千万人左右，同时又以每年约2百万人的速度增加；但是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渠道越来越少，使他们成为新兴的、最困难的社会群体，矛盾冲突也因此而生。
2.积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中国大陆内地的“民工潮”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年约有9千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或经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低落，在城市没有户口，不是正常居民；同时，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中国大陆学者调查发现，流动民工每月净收入在5百元人民币（约新台币2千元）以下的民工，占全部民工的83.7％，其中每月净收入不到4百元人民币（约新台币1千6百元）的民工占了66.3％。此外，农民工薪资经常有被拖欠情形，官方的调查发现，截至去（2004）年底，全国民工被拖欠的薪酬约有1千亿元，若要追回这些欠薪，整个社会须付出至少3千亿元的成本。中国大陆全国总工会前（2003）年12月在8个省向民工发出8千份问卷，结果发现，4成8民工曾被拖欠工资。由于农民工工资偏低，工作时间长，加上中国大陆各地拖久工资的现象相当严重，民工抗争等纠纷不断传出。
3.城市民房拆迁问题
中国大陆各地为扩大招商吸引外资，许多地方大肆圈地或任意拆屋浮滥兴建工业园区，严重剥夺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拆迁纠纷因而持续不断。
4.贫富差距与城市失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12月中旬发布“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指出，失业及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一股社会动乱的诱因。报告显示，去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未能获得有效遏制，预测2005年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情况也会日益明显。报告亦指出，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达到2千4百万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仅9百万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中国大陆当前存在严重的贫富、城乡及东西差距，即所谓“三差问题”。失业、贫富差距扩大衍生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广大贫民产生“仇富”心态，社会积累的对立情绪，随时可能冲击社会稳定。根据国际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状况之“基尼系数”指标，人均家庭的收入若达0.6以上，就可能出现动乱，目前中国大陆“基尼系数”已达0.561，中外学者都曾警告说，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诱发“民乱”的程度。
5.贪腐与干部素质低落问题
中共官僚的贪腐普遍化和执政能力的严重不足，是造成中国大陆农民反弹、抗争四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6月14日的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大多数抗争事件及其恶化，是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官僚在政策上、执行上出了问题，另搞一套；“哪里受官僚欺压，哪里就有抗争，这是一条规律”。公安部长周永康亦承认，发生规模抗争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违法，侵犯了群体利益，群体为了争取应有利益而得不到保障，才自发组织起来抗争。
中共官僚的腐败案件不断出现，高官贪污腐败已经从生活腐化型，发展到贪婪攫取型，地方基层干部以权谋私、贪渎腐化，而农民权益受损后，却缺乏正当管道反映意见，长久压抑的结果，就导致近年来发生许多农民进京上访或者包围地方政府与官方单位的抗议事件，其至演变成暴力抗争。多数的示威抗争事件或多或少都与政府施政贪腐无能有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干部正在考验中共当局的执政能力。
6.民间维权意识的苏醒与升高
当前中国仍是官权太强大而民权太弱小的独裁秩序，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无法善待民间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异见，也就谈不上为社会提供表达诉求和释放不满的合法渠道。政权不断制造罪恶和不公，已经从负面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众对强权制造的不公正的无奈忍受和对公正的饥渴，不断累积动乱的能量，不让表达导致怨恨累积。中共新华社所属杂志半月谈指出，囿于法治发展滞后，人民申诉无门，以致除群众抗争之外，“上访”渐成为群众申诉的主要途径。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计有1千6百多万人次到中央和各省市上访、申诉不平。国家信访局接待上访、接受申诉727,440人次（件），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上访113,625人次（件），国务院隶属部委接待上访554,195人次（件），全中国大陆省一级政府信访局和政法机关接受上访、申诉14,891,650人次。地方政府为免问题曝光，甚至派出官员到中央信访机构拦截，阻止冤民上访。
中国大陆近期的社会骚乱事件表现出一项新特点：政府与社会不公常是其引爆点。骚乱事件的直接起因可能比较单纯和偶然，例如交通事故或者一般民事纠纷，然而事件却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专家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大陆社会中弱势群体多年来积压的对失业下岗、贫富悬殊、官员腐化、搬迁补偿不足、投诉无门、治安恶化等的强烈不满，借此找到了渲泄的机会。当民间权利意识觉醒之后，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中国大陆各地不断出现。频发的民间维权事件，将是后极权时代的新兴力量。
四、中共被迫面对问题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6月24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显示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矛盾的焦点。胡在出访俄罗斯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度强烈的表示：当今工作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就是克服危机，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开创条件。胡警告说：如果再掉以轻心、丧失时间，势必不用多久，就会发生动乱，造成政局动荡。
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示威抗议与聚众暴动事件，去年11月28日，中国大陆30多个城市的市长及相关部门官员等到广州，接受“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的培训。该培训由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及“中国市长协会”共同主办，目的就是要帮助各级地方官员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对于聚众抗议事件，中共的作法是镇压与疏导并重，依循“先定调、续镇压、再究责”的程序，以去年10月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为例，中共中央先将其定性为中性的“大规模聚集事件”，接下来运用明显而有效的“镇压机器”，威慑抗议民众、封锁抗争地区，再透过宣传部门管控媒体，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导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将有关新闻就地封锁，避免引发连锁效应。
依矛盾激化程度与对政局影响大小，中共中央另外分别针对城市、农村地区订定5级内部通报制度，去年6月更发布最新的处理方式和时限（游行、示威、请愿活动30人以上者，12小时内向省级部门报告备案，48小时内向中央递交报告，并要有初步原因检讨；1百人以上者，须24小时内向中央报告；5百人以上者，须12小时内向中央递交报告，省、市有关领导人要亲自到现场了解、劝导、处理；5千人以上者，须在2小时内向中央报告，之后每2小时递交发展情况报告，省、市主要领导人要亲到现场了解、劝导、处理。让中央得以迅速、全盘掌握事件进展状况。
五、社会动荡与中共政局未来发展
中共当局目前仍然是以处理危机的心态面对民众层出不穷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全国政协常委翟泰丰指出，中共现行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生的要求。为此渠建议建立国家、省、市3级社会矛盾预测、评估、化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正研议提出加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包括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然而中国大陆内部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因为制度性的因素造成利益的重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公平，人民的“相对剥夺感”随之而起。加上新社会提供的社会保障不足，人民在无力保卫自己的权利、上诉无门，和公部门之对话管道不存在的情形下，只有走上抗争与暴力泄愤一途。
这些示威抗争事件正考验着胡、温的执政能力，如何具体有效整顿贪污腐败的干部系统，以及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是解决群众抗争的首要之务；如何化解社会中不断扩大的不公平现象则是中共当局必须进一步思考解决。
细绎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不难发现，引发中国大陆民众群集抗争的主要问题，还是民主机制欠缺、法律保障不足所衍生的问题。胡锦涛在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大陆当前10 大问题（包括：党政干部素质差，丧失社会基础；腐败已经形成组织性、结构性，在某种程度上已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能有效运作，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化；农民利益被侵害、剥夺；经济体制改革中，忽视职工权益，造成长期失业率高；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长期不得解决；地方政策措施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及干部特权、滥权。），这些问题与本文前述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若合符节，均属体制性问题，恐不能仅以“危机”视之。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而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在急速进行，而在政治体制方面则尚看不见任何改革的曙光。中国大陆如果不从“制度建构”着手，而仅将社会群体性抗争事件视为突发性“危机”加以处理，一旦人民对胡温政权积极型塑“重视弱势”理想的期望破灭，将是中共当局对整体社会掌控力的最大挑战。（陆委会提供）(//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