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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 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像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捩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遝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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