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1日讯】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将所谓“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加上传媒市场化，为争取读者，报纸上经常有抨击时政的声音。

盛世之下其实难符

在大陆，贪官和好商穷奢极欲，一派歌舞升平。他们的御用文人也大吹所谓“盛世”，和文化革命时毛泽东、“四人帮”的“形势大好”异曲同工。究竟是不是真的“盛世”呢？

《瞭望新闻周刊》第九期刊登陈四益的文章说：

中国人爱说“盛世”，这多半是为了恭维皇帝。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往往经不住检验。那些臣子们方才唱罢“盛世”便遽然覆灭的王朝不去说它，就是文景、贞观、开元、康乾，到底“盛”得如何，也经不住认真的追问。

．．．．．．现在，太多的盛世赞歌值得警惕。盛世钟声，盛世欢歌，盛世修典，盛世修史:．．．．．什么事情都喜欢把“盛世”的名头扛在前头。

．．．．．．单只想想几千万尚未脱贫的同胞，我们也不宜轻言“盛世”。喜欢大谈“盛世”的人也未必真的认为盛世已臻，不过是借此讨好罢了，而讨好的后面，总藏着一条利己的尾巴。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一向被“歌德派”视为“盛世”的标志，但广州《赢周刊》的文章说：

有人拿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反映中国当年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相应增长，甚至出现财富的缩水，那末，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一定有问题。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有一个举世公认的缺陷，只计支出（购买），不问效益。经济学界流传着“两个打赌的人争吃狗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笑话，反证了国内生产总值偏离真实财富的问题。但我们近年来把它放大了。作为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做些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干些重复计算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事情，被视为平常。如市政设施建成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如马路“拉链”频频被豁开、不断挖坑填平，道路挖挖修修反复折腾，如此大量拆除旧城区（破坏存量财富）。

作为不良奸商，偷工减料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医药和食品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肉跳，从毒奶粉、毒酒、毒大米到泡水肉、敌敌畏火腿、吊自干腐竹应有尽有，它应该是带来财富的贬值吧，然而在地方国内生产总值上，它却是增值！当然更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了──财富在环境污染中贬值，国内生产总值却在反复治理污染中增值。当然，还有账面国内生产总值价值虚增与实际财富的背离，例如免费或低价土地进入市场的反复炒卖的“升值”、虚开增值税发票为出口退税制造假出口、为上市发股票虚增收入和利润、没有处理的超期存货和已经损失的货物继续挂账等等。所以辛勤一年的百姓，说了一句大实话，累断骨头养肠子。

这显然是增长的悖论，但这样的悖论并不少见。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与高投资、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同时并存是又一悖论。

按照国际流行的趋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七以上属于高速增长，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是超高速增长。与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通胀和低失业率。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较温和的通胀？九十年代上半期则是超高速增长及较高的通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从一九九八至二００四年，现实情形却与流行趋势相悖，举世罕见的高速增长，同时却伴随着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还有长达六年的通货紧缩与经济高速增长并行不悖，被戏称为“缩长”。真是“增长的悖论”。

藉腐朽清王朝影射中共为何仍不亡

《杂文报》还有一篇程万军的文章，藉腐朽的清政府“垂而不死”影射中共：

星夜读史，历揽沧桑，暮然发觉，晚清王朝之所以长期垂而不死，是因为虽然一八四０年已奄奄一息，但其四大“命门”并没有一下子被点死，它维持并延着殖尸的气息。

一大“命门”：愚民政策效果显着，使民间只知反帝不知反封建。民间只想驱除外侮，却不想这外侮因何而至、本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在哪里。一雪国耻，富国强民，不仅需要以新生的政治力量代替老朽的政治集团，而且这新生政治力量必须是代表着向封建专制宣战的进步势力。而晚清的民间力量虽不时崛起，但其落后政治诉求决定了他们无法替代清王朝。

二大“命门”：政坛无像样的男人。一八四０年以后的两任皇帝道光、咸丰，虽然是病夫治国，但是却极力表现“爱民如子”的“亲民形象”，对唤起百姓的冀望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尤其后来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对晚清的苟延残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政治“才华”，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内残外忍”之集大成。自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掌权后，朝廷中很难出个像样的男人甚至野心家。不管是所谓“中兴之臣”曾国藩，还是阴毒干练的袁世凯，他们均被这个女人的“铁血手腕”所震服。

三大“命门”：知识分子“肌无力”。晚清知识分子具有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无法解开的三大死结──不独立的经济地位、崇文而不尚武、科举心态。不独立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康有为等人的“食客身份”；崇文而不尚式，表现在康党缺乏用武力强行改革的实际行动能力。科举心态，使得大多知识分子虽然不免对朝廷失望，但依然希望通过被籑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独立的经济地位、残存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尽收于封建统治者大地主的“瓮中”。

四大“命门”：商工的鸟笼式放开，使庶民获得了牟取“小利”的空间，他们既可做着“大红灯笼”的美梦，也安于经济动物的生存方式。虽然那种官商不分的经济是最腐败的经济，即便发展到胡雪岩那种“红顶商人”的地步，也免不了让官家玩弄于股掌，弄个“白茫茫大地其干净”，但是只要还能牟取花天酒地的机会，发财的诱惑便可以取代一切进取的动力。如果说残存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请君入瓮”，那么商工的鸟笼式开放，其实就是将全国所有庶民都圈入了逐食的“商人”围场中，而唯一的猎主就是皇家官吏，大小商人只不过是他们的取之不尽的“猎物”而已。

这真是今日中国的写照。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大喊民主，抨击专制；夺取政权后一阔脸就变，把民主视为洪水猛兽，“六四”之后更是谈民主色变。吴江最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

我们要争取社会主义，但是，没有民主能够有社会主义吗？经过多年用难的岁月，实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自由平等，更创造不出共产主义来。这里可以提一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瑞典是北欧一个发达国家，长期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前几年我国派出一个考察团去考察。我们的人直率地问瑞典社民党人：你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对方也率直地回答：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就是社会主义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一词，即我们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说：如果不加“民主”一词，则我们宁肯人家称我们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说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讽刺江泽民“江郎才尽”

月前《讽刺与幽默》有一篇小品：

江郎才尽以后，心地空落，寂寞挥之不去，洗手诗文欲罢不能，还在挖空心思创作，但写出的作品投寄报刊杂志出版公司，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有高人指点迷津，告诉他有些编辑喜欢出奇的文章。如何出奇？江郎冥思数日，终于想到了同病相怜的黔驴。

黔驴技穷以后，驴子驴孙也受到影响。默默无闻地任人鞭挞宰割，代代相传，传为笑谈。

江郎同情黔驴的命运，决心帮助黔驴学得一技之长，以便引人注目，重振驴声，实现“驴兴我兴，与驴俱进”的伟大目标。

这使人联想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是黔驴技穷。

学术泰斗陈翰笙的幽默

年前北大百年校庆，中央电视台记者曾专门去医院采访该校老教授、我国经济学泰斗陈翰笙，请他给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他却不欲言之。当时在一旁的大夫一再劝进：“您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沉默片刻后，郑重说道：“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

“从前”是什么？从前是蔡元培、胡适之、傅斯年等，他们倡导民主与科学，保护进步学生，不像现在官学勾结，推行专制与愚昧。“现在”大糟糕了，校庆庆什么？！

摘选自2005年8月前哨杂志(//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