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1日讯】一

在我平反后不久，同在劳动公司工作的薛平跑到我家来找我。他向我讲了一个令我胆战心惊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墨建章被打案。

墨建章，当年四十九岁，一直在贵州路当一名接骨医生。他也是自己开的诊所。他的医术很高，在台西一带很有一些人缘。文革刚开始时，街道上并没有找他的麻烦。

但是，到了八月中旬的一天，从北京来了一批叫“红赤球战斗队”的大学生，找到了街道和派出所，说是要帮助扫除牛鬼蛇神。

此时，青岛市公安局内，造反派已经夺了局长的大权，而台西三路街道和派出所就把所谓墨建章投敌叛变的档案交给了红赤球来处理。

于是这帮“红卫兵”在当天下午就气势汹汹地赶到墨建章住处。这帮人手中握有军用腰带，拿着木棍，命令墨建章跪在家门口。接着大喝道：“历史反革命分子墨建章，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革谁的命吗？”

“不知道。我每天给人治病，与政治无关！”墨回答道。

“你自己反革命的病还没治好，还想给人家治病？！”说着，说着，举起手中的腰带照着头上就打了下去。这时，木棍、皮带齐下，当场就把墨打昏了过去。

就这样，连续三天墨被打昏四次。这还不算完，这帮“红卫兵”还对他进行了抄家。家中的现金、三块瑞士手表被席卷而去。但是，他们根本就没审出墨建章的什么问题。

在他们第三天毒打墨建章的时候，被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发现。原来，北京“红赤球”是早在北京犯过打死人命的一帮子高干子弟。在北京市民中民愤极大。

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当然知道这一情况的。他们阻止了“红赤球”的残暴罪行，并警告他们，让他们立刻回北京，接受市公安局的调查。

“红赤球”这帮人一看碰到知根知底的人了，立刻逃跑了。

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负责人叫刘广生。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先叫人把墨建章送到医院疗伤，然后到青岛市公安局亲自查阅了墨建章的历史档案。

按照墨的档案记载，墨是脚踩两只船的边缘人物。他先参加了地下党，然后又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散兵游勇登记时，墨建章登了记。一九五四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墨建章因参加中统特务组织被逮捕。然而，被捕不到两年即被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释放通知书如下（大意如此）：

查：墨建章，男，××岁。因参加中统特务而被捕。曾任青岛市崂山要寒司令部司令。在其任职期间曾掩护我地下党员及地下工会安全转移，为我党地下工作做出过贡献。经调查，在其任职期间没有对人民犯下罪恶。未构成犯罪。为此本庭根据调查结果，现在宣布：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这是判决书的基本内容，原判决书我无权保存，仍在墨档案袋中。可能字句有所差异，但内容决不可能有误。

同时，在档案袋中还有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后任山东省公安厅要职的高级干部，以及青岛自行车厂的李厂长等等数人的证明信函。

更有甚者，墨建章被捕后，交待了两名当时在台湾已担任重要军职的将领，系地下党委托的地下党员。打入了国民党内部。而两个人，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局内部造反派要追查的，“红赤球”逼供信所需要的两个人的姓名。档案材料里当然有两人的名字，但在公开场合，墨建章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讲。

刘广生在查阅了墨建章的档案后，又根据档案中所出现的证明人的位址，走访了这些人。最后，在台西找到了薛平等人。

刘广生的意见，非常明确。

1、墨建章的历史问题有待于组织调查。但被捕期间，如此众多的党的高级干部为其证明，至少说明墨建章在当国民党中统特务期间，没有做过危害地下党的事情。

2、不管是否是中统特务，在运动中都不能如此残无人道地搞逼供信。

3、墨建章被打案是市南分局内造反派故意泄密，授意台西三路派出所所长王维舟后，指使“红赤球战斗队”进行的一次非法行动。这个行动的根本目的是要追查现今已在台湾任要职的两名将领的历史。这是公开泄密。台西三路派出所的目的何在，应该搞清楚。

人们是了解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尤其是中统特务是如何的。建国之初，凡是查出是国民党特务的，一律枪决。一九五四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几乎全部参加过国民党的人，都被逮捕归案。而且属于特务者，不管中统还是军统，全部判以重刑。即使刑满释放，也都留厂就业，岂容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社会上？！

既然墨建章被释放，而且是宣告无罪那么就一定有宣告无罪的道理。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一个最明白无误的问题却又被揪了出来。

薛平找我的目的，是要让我利用墨建章的问题，来揭台西三路派出所以及街道办事处的盖子，也即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坦率地讲，我自己刚刚平反，而墨的问题又是牵涉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问题，我当然知道问题的轻重。我没有冒然接受这个问题。

过了两天，薛平把劳动服务公司的王子明等人，找到我家来，向我谈到派出所、街道上无辜乱整群众的事，当然也要重提墨建章的问题。

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当时，台西三路一带被批斗的有几百人，只有我自己受到公开召开平反大会而平反的待遇。因此台西的人都认为我的“水平高”，能为大家办事。

其实，我们家中从父亲到弟弟，没有一人喜欢政治的，却又都被政治所害。

对于墨建章的案情，在公、检、法已经失去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遭受毒打、逼供信，我心中自然也非常气愤和不平！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找到了当时还在青岛的北京政法学院的刘广生。

刘广生非常气愤地说：“墨建章的问题是公安局内部公开地泄漏国家机密，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台湾的两名高级将领的消息。很可能已经被处决！”

他带我到青岛市公安局去查看了一下墨建章的历史档案。

档案的内容跟薛平讲的一致。然而，我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访问了几位为墨提供证明的人。

据青岛自行车厂李厂长的回忆：当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一部分设在兰村。墨建章经常来兰村接受任务。地下党派赖可哥化妆成乞丐，潜入青岛时是墨建章做的掩护。他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一事，地下党组织是同意的。在墨任崂山要塞司令部司令期间，保护过党的地下工会安全转移，并救护过一些同志。对于墨建章，当时解放大军进城以后，党组织一致意见是要对他进行保护。

基于以上的原因，一九五四年镇压反革命时，墨建章被逮捕后，不少同志才出面证明墨的历史事实，以致于获得“宣告无罪，当庭释放”的处理。

不管怎么说，墨建章的历史是清楚的。即使假设不清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利用“红赤球战斗队”施用酷刑，大搞逼供信，都是极端错误的。

为此，我又走访了台西三路派出所所长王维舟。他虽然承认档案中的事实，但他一口咬定：墨建章因为是脚踩两只船，有些历史问题没弄清楚，文革中对他触及一下是正确的。

墨建章是已经做过历史判决的人。如果要推翻判决，只有重新经过法院处理。而王维舟是造成墨建章被打一案的主要责任人。

而且，墨本身是依靠自己的医术，为人接骨、针灸为生的人。医生这个职业是广结善缘的职业。医术高了，众人称赞，病人求医多，自己收入高。墨本人在台西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的确引起了公愤！

在进行了比较全的调查以后，我找到了薛平、王子明，向他们征求意见。

当时的报纸每天都在进行“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传。薛平当时是四十七岁，建国前的历史他非常清楚，而且是劳动服务公司的主任会计。而王子明是劈铁二组的组长，三十三岁。他们一致主张要揭开台西三路的“资反路线”的盖子，替无辜遭受迫害的民众伸冤出气。

就是在这种群情愤怒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无辜群众重新遭受迫害，大家决定召开群众批斗会。

这时的时间已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青岛市各个单位仿效上海“夺权”的行动，纷纷“夺取”了自己单位领导的权力，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而那些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了。

批判会是在一月二十日举行的。当天几乎所有台西一带的居民都来了。批判的对象是派出所所长王维舟、办事处书记曹××，和一名对群众批斗最狠的街道委员。

这时，不知是谁把墨建章被打时被血染了的血衣、血被等等拿到了会场，薛平让他们三人举在头上。王所长就是不拿，结果几个青年跳上台去，要动手被我制止了。

问题很明显，我是受害者，但当时批判我时，没有人打过我。而今天批判的是领导干部唆使“红赤球战斗队”打伤了墨建章和其他人，既然是反对刑罚逼供，我当然不主张动手了。

批判会一结束，我便回家睡觉去了。而其他人则拉着他们三人游街示众。

说心里话，我是不赞成批判斗争的。从一开始，我就进行调查、走访、取证。重要的是以理服人。之所以有这场批斗会，原因是派出所唆使“红赤球战斗队”到处作恶，激起了民愤。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也是这么说的。

我的发言如下：“……不管墨建章是不是特务，也不管他历史上有罪无罪，唆使‘红赤球’疯狂、残忍地毒打、刑罚，大搞逼供信，是违反最基本的人权的。只有野蛮社会才有发生。……更不用说，在建国以前，墨建章利用自己职务的方便保护了不少地下党的成员。而且对他的判决书是‘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已经宣告无罪的人，已经经法院做过判决的人，你们重新翻出你们私人的看法，制造血案，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推翻法院的判决了吗？！中国的法院还起什么作用？！” ……

当然，在当时的大会上，我也会说上几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啦，喊上几句“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什么的。但是，我被批斗过，知道挨斗人的心理状态。更因为批斗的物件是派出所所长，我不得不防备日后他翻了身对我施行报复。

后面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的防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