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6日讯】在茫茫人海中，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者。不幸的是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恶党摧残致死﹔我的父亲被害早亡﹔我本人被中共恶警酷刑致残﹔我的孩子被非法教养。幸运的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健康，内心祥和。
我出生于1954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是机关干部。1957年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为此父亲曾两次被送去劳动教养。听母亲讲，父亲第一次被带走时很凄惨，那天突然闯进家里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我父亲拽走了，母亲当时正抱着我，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慌乱之中，她急忙找出父亲的几件衣服，又拿出几元钱，追出去想让父亲带着。等出门一看，人已走远了。当时我家门前有一个很深的大沟，人们都迈不过去，想跨过沟得从东边绕着走，母亲一看绕着走追不上，情急之中她顾不得身孕跳进沟里，然后爬到沟的对面，这样从近路追上了他们。她哀求那几个人说：“求求你们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元钱给他带上吧。” 被无情地拒绝。母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到家后发现邻居正抱着我，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放声痛哭。父亲被劳改后，母亲由于在当地无依无靠，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为了生计，母亲找了一份工作。我长到7岁，看到同龄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父母身边，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问了两次母亲：爸爸在哪？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我又去问姥姥：“我爸爸长得什么模样？”姥姥告诉我说：“长得大个儿，很瘦。”我7岁时突然有一天，我和弟弟正在院里和泥玩，进来一个高个儿男人，穿得旧衣褴衫，他问我们的名字，弟弟见是生人，吓得赶紧跑到屋里去。得知我的名字后，这个男人又问：“你姥姥在家吗？”我说：“在。”也赶紧进屋喊姥姥，姥姥急忙出门，与高个儿男人对视之后，两人顿时泪流满面。姥姥把他让进屋，让我和弟弟叫他爸爸，还解释说：“你爸爸出门回来了。”因为陌生，当时我俩儿谁也没敢叫，我虽然没敢叫，但心里知道这就是父亲了，就揣出一盘炒熟的黄豆招待他。当时我的父亲很尴尬，由于他身无分文，没有见面礼给我们，只是拉着我俩的手不停地哭。到了晚上母亲下班回来了，父亲看见她抻出手来要与她握手，母亲看见父亲后悲喜交加，扭头跑到另一个屋哭去了，当时我不太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哭，现在回想起来，那眼泪里包含着多少心酸苦辣。后来得知父亲被开除了公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随父亲来到锦州农村。这时父亲又被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那时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泪，可也没办法。
看到我和弟弟倍受欺凌，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与母亲商量：“为了孩子，咱们离婚吧！两个孩子都归你，少受牵连，别让他们当狗崽子了。” 当时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母亲这样回答说：“你劳改好几年我都带孩子等你了，以后就是再难我们一家人也得在一起，不能撇下你一个人。”正是母亲的这番话，坚定了了我堂堂正正做人的信念，我觉得我的母亲很伟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又在劫难逃。因为我爷爷四清时给定了地主成分，被扫地出门，全部家产统统分给了贫下中农，文革中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的批斗，批斗过程中还不时地喊口号，什么：“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早上疼得起不来炕，“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后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不卖给我们骨灰盒，只卖给我们一个小坛子，这是火葬厂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那时住在承德市的外公解放前自己有工厂，解放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快80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里的毛XX像前请罪，一群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那几年，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被专政的这几个人有时白天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游街。有一天开批斗会时，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扒在台上起不来了，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干脆给他踢台下去，打死得了，省心!”。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谁养活？”这样，我父亲才免于一死。还有一天晚上11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哭着又去看他，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他儿子不忍心，但还是打了，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女孩说：“我爸爸没有反党，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 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我见了吓得跑回了家。刚到家不一会儿，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进屋后使劲一推，父亲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我吓得使劲地哭喊：“爸爸，你别死啊，我害怕啊！”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 都是“亲不亲线上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一块钱，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亲被打掉了三颗牙。
我开始想妈妈，盼望妈妈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妈妈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妈妈，真是望眼欲穿呵！后来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肿痄腮，肿得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父亲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得大声地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说：“亲不亲线上分，出身不能选，路线可以选。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他们还问我：“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 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矾自杀了。那时造反派们整天找李叔的女儿谈话，让她站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还说：只有听其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 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同时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俩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有的手触高压电电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有喝药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极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宣传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里面放了5、6桶大粪，弄的我家满屋都是苍蝇，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
大约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里，气温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命令他与这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里面守侯它们。有一天，父亲对我默默地说：“晚上十点以后我太冷、太饿了”。
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我烙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用毛巾包上2个，放在胸口上，双手捂着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亲那里。一进破屋，只见房子没有窗户，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落在地上。几个母猪畏缩在草里鼾睡歇息，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框而出。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送到父亲嘴里……。
那几年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
那时我家5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非常贫困，每逢年节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被专政的人家不准去借。我家穷得没吃没穿，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抢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他们说：“这条裤的布料抖擞，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这时母亲被逼急了，说道：“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了，你们拿走了我就得光屁股。”这样裤子才没被抢走。
与我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小脚。她无儿无女，因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干活，晚上照样挨批斗。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无人照看她。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
1980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局外人觉得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免强活到1985年，才62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改所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个大个儿的竹背篓，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来时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管教让我父亲一人回去找，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周围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着头皮找，走着走着他突然被拌倒了，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这人已经咽气了，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在劳改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一个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饭量很大，每日都饿得发荒。有一天半夜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第二天早上劳改所发现饭少了，就开始搜查，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就主动承认了。结果从那天起大会小会批斗他，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的未婚妻与他断绝了关系。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
李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从小就没有母亲，是父亲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李叔叔自杀后她无依无靠，15岁就到了偏远山区，与一个比她大15岁的男人结了婚，至今仍然生活贫困。这就是其党指给她的光明大道。
多年来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不用说看到警察，就是看到解放军都害怕。苦难的生活使我20多岁就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又发现肝大，时常头疼还伴随着抽搐，生孩子落下了风湿痛，夏天不敢开窗户，每逢阴雨天疼得直哭，40多岁时又查出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想到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我不敢去医院确诊。到了后来瘤子疼得我只能侧着身体睡觉，而且不能把腿抻直，一抻腿瘤子就剧烈的疼。因为那时下岗家里没有钱，所以我从不到医院去医治，有时竟想一死了之，但又舍不得孩子。后来听说到庙里烧香能祛邪治病，我便常常光顾那里，可病情非但没好转，还越来越重。
1997年6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仅半个月就觉得浑身轻松，从头到脚没有了疼痛。一天夜里睡觉时不知不觉中我把腿抻直了，醒来后吓得我赶紧捂着肚子等着出现疼痛，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疼痛感，我再仔细摸了摸肚子：瘤子没有了，当时我以为在做梦，就掐了掐腿，原来不是做梦有感觉，我万分惊喜。立即起身下床，对着我们师父的像磕头，我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到底。
1999年7月，江氏出于妒忌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我凭着做人的良知，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京和平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出狱后看到世人被媒体所蒙蔽，带着敌视的心理看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开始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2000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洗衣服，某县政保科的6、7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进屋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到处乱翻。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把我丈夫刚发的一千多元工资抢走，然后把我强行带走。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县城的政保科，进屋后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们开始露出凶相，把我的外衣扒下，把我按跪在地上，2个人按着我﹔2个人一边一个踩我的后脚的大板筋，同时破口大骂。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拿来绳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得出不来气，后来才知道这叫“上绳”。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然后他们又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疼得我眼睛冒金星，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在恶警的叫喊声中我渐渐地醒了，但眼睛还是睁不开，这时我浑身疼得躺在地上实在起不来，头上都是鸡蛋大的包，头沉得像戴上大铁帽子一样。接下来他们又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便都被他们踢出来了。就这样我这个近50岁的妇女被他们连续毒打8个多小时，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二点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看守所里，给了我一个“单间”，我一进去就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看了看这房间，好象很久没用了，地板上的灰很厚，地上还堆着大便，屋子非常冷，没有采暖设施。我被毒打时出了许多汗，现在感到浑身发冷，不一会儿腿就开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第二天早上7点多，进来2个警察把我架走，看守所本来有审讯室，可抓我的警察们把我带出去继续审问。6个警察先是对我一顿毒打，看我还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狠毒的把我的肩卸下来，我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警察指使另一个警察去取牙签，说是要往我的手指里面钉，可是那个警察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把我拖回看守所。我扒在地板上又起不来了。寒冷的冬天警察不允许家里人给我送被子，说是这得上边批。
一个多月后，他们把我拉到县政保大队5楼，这时我市的一个610头目来了，他进屋二话没说，就给我上背铐，即：把我的右臂从肩上拧下来背到后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后把两只胳膊在后背上斜交叉地铐在一起，他又将一个玻璃瓶子塞进我的双臂与后背的空当处，以勒紧铐子的拉力。然后这个头目邪恶地说：“再有钢的人也挺不过一小时，二个小时人就得废了。”他们不但铐着我，还你一拳他一脚地打我。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双臂和手全都肿了起来，又热又麻，这时这个610头目很内行地上来用力攥我的双手，顿时我浑身的骨头像被碾碎了一样疼，豆大的汗珠像雨点似地落了下来，之后我开始呕吐。可我就是横下一条心，绝不屈服。这时那个头目又过来，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后背，另一只手掐着我的下颚往下捏，还阴损地说：“我办案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开口，我就不信你不说。”3个小时零10分过去了，我还是一声不吭，最后他们要去吃饭，不得不把手铐打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这个县的警察知道我已经被迫害的致残了，无论是送去判刑还是教养体检都不会合格，便勒索我的家人一万元钱后，把我放出。
出狱后的三年时间里，在生活上我根本不能自理，连洗脸、梳头、穿衣服都得家人代劳，我被酷刑折磨得浑身整天疼痛，经常整宿不能入眠。但我坚信师父，坚修大法，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前不久我的双臂渐渐康复，现在我已能基本自理。
我的孩子由于为大法和平上访遭到拘捕，又被送进洗脑班，最后因向世人讲述大法真象被非法劳动教养三年。
半个世纪以来，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家中亲属均受牵连，几十人吃尽了苦头。可这只是中国大陆亿万个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
中共执政55年酷爱暴力，杀人如麻。同样的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从无间断，半个多世纪害死中华同胞8千万，罪恶累累，贯满苍宇。千年易过，中共政权的罪业难消。欠债还钱、欠命还命，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欠一个民族的苦难更是不可能逃避的。周身是眼，有千万只手，中共亡定，解体清算必然。漫漫黑夜终有尽头，让我们认清恶党本性，坚决与其断孽根，迎接没有中共恶党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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