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1日讯】蒋介石几十年来一直被中共称为是“消极抗日”和“不抵抗”的。但是从蒋介石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的日记中却不难看出,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的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中共一贯吹捧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约早3年。
据中国思维网8月10日报道,蒋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对抗战的时间表作出了如下的推测:“(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 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6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从中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事实证明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着的,比如:1、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2、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3、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4、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6、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7、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8、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中共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中共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中共,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中共的军队,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 ”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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