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1日讯】 我的体育生涯

回到青岛后，青岛的工作并不好找。一晃就到了夏天，这时许多中等专业学校来到青岛招生。

那时的中等专业学校全部是公费的。除了衣服被褥外，书本、学费全部免费，食宿也不交一分钱。这等于给穷学生开了一个学习的机会。第一次考试，我考取了武汉船运学校。专业很好，但要离开家乡、离开小弟弟，我还真舍不得。如果去了武汉，每年放假没有回家的路费怎么办？

正在着急，第二次招生开始了。这次招生，是体育、音乐、师范专业。于是，我又报考了青岛体育专科学校。毫不费力地又考取了。自从家庭遭此变迁，我对体育专业已不感兴趣，这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报考的。

青岛体校的条件还算是可以的。青岛体育场就是学校专业的体育场地。文化课是在汇泉公园内，山上的两幢别墅里。学习的课程除了普通中专的语文、数学、有机化学外，还有专业的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理论和人体解剖学。说实话，如果把专业文化课学好，也能顶个外科骨伤科的大夫。学校里还根据学习苏联的需要，开设了俄语课。我们的俄语老师叫王浙普，据说是右派，是苏联留学回国学生。原在国家体委当翻译，反右斗争中大概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于是被打成右派，回到青岛后，体校聘用为教师。但做为学生大家不仅没有分出右派和普通人的差别，反而感觉他比任何教师都亲切。

有了这些学科的学习，我的心里有了一种满足感。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学体育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实际上，体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改善人们身体素质的科学。

开始，学校的学习一切都很正规。早晨八点至中午十二点是文化课和有关体育专业内容的专业理论技术课。但是，开学不到两个月学校举行了一个“体育战线放卫星誓师大会。”

大会是由国家体委派到青岛工作的宋中先生做的报告。宋中的口音有点像湖南人说普通话，他说：“……今年（指一九五八年），全国各条战线在党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鼓舞、指引下，都在放卫星，我们体育战线明年九月要举办第一届全民运动会，所以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也一定要大放卫星，各项体育运动队都要有本队计划，小组和个人计划。要破纪录。”

会后，大家按专业分组讨论。当时的口号是“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国各行各业都在筹谋大跃进，体育战线自然不能例外。

于是，各个小组就开始订计划，每个人也都在写决心书。我分在了短跑组。我们小组同学的个人决心书没有一个人敢提破全国纪录的。宋中来到小组后，对我们进行了批评！他说：“现在粮食亩产几万斤，有这么多的粮食供你们，你们不破全国纪录、世界纪录，怎么对得起农民兄弟？！重新写。”

当时，全国纪录100公尺是十秒七，为刘长春所创。而我自从父亲被捕后已对体育不感兴趣，长时间没有锻炼。报考体校的最初目的只是因为工作难找，为了吃饭才报考的。对于出成绩一事自己没有信心。可是，大家在宋中的批评下，又感到这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出成绩的问题，而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说到家是一个政治问题。到了这个时刻，你不想吹也逼着你非吹不可！

那时节世界百米纪录是美国黑人欧文斯创造的。成绩为十秒一，这个纪录在当时已经保持了二十一年。既然是美国人创造的纪录，党中央提出赶英超美，你老美是帝国主义国家，咱要长中国人的志气，超的就是你老美的纪录……。

于是，短跑组九名同学一律大下决心，不仅要拿全国第一名，而且要全部打破世界纪录，非把你老美气死不可，其实岂止是我们，决心书一贴出来，竟然几乎所有体校同学都成了要破世界纪录的英雄。───这，可能吗？

且不说这一群学生都是体格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十八岁以下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即使是成年优秀运动员也都是经过长期科学的训练才取得的成绩。这一群短跑运动员里也只有我曾经经过刘长春的亲自指点。十秒一在当时，人们都认为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可是短跑组的同学却提出了九秒九、九秒八……。

大家都在心底里暗自嘲笑，但谁也不敢说出来。谁都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如果谁敢反对必然是右派。

学校专业老师当然知道这都是神话，但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努力。至于校党委的段书记那是高兴地恨不得他自己一跺脚窜到天上成为卫星去：“咱们行！咱们一定能行，就是要做出个样子给美帝国主义看看。”宋中更是高兴。

由此，开始了大集训。正常的文化课全部停止了。而教室则搬进了青岛各个单位挑选的运动员。有工人、农民，但更多的是各个大、中学的学生。一切为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季山东省全民运动会，然后经选拔参加九月底举行的全国全民运动会。

我这时，已从短跑队调到了跳部。我们跳部的教练是一九五六年的全国三组跳远第一名和全国纪录保持者苗学礼老师。他也是青岛体校唯一的有运动健将级称号的杰出运动员。而我的腿部力量非常强，这正是他选择我当跳远运动员的目的。

的确，同那些身材高大的短跑运动员来讲，我只有1.67米的身材，能够出成绩的希望很小。但是做为跳远选手，身材小、重量轻、腿部力量强、爆发力强，正好可以弥补不足。

苗老师在同学中的威望相当高。为人也特别好。体育训练本身就是一件相当苦的差事。但是他总能想出一些方法来让大家快乐。他的教练工作决不是一勺烩式的全体一样的训练方式，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体质成绩制定出个人训练计划。比如：我的身体条件是力量型的，我的训练就减少了力量训练而多了一些体操式的训练。如果按这个计划我不会太累。但是，我天生愿意跟别人比手劲。所以就偷偷地练拳击、哑铃之类的。一次被他发现，他非常生气，但什么都没说一个人走了。我自知不对，刚要按计划训练，只见他身后跟着一名国际式摔跤运动员走到我身边！

“来！王天增。你不是愿意练力量吗？你跟他先来比赛一下，如果你胜了就按你的方法训练。你败了，就给我老老实实地按计划训练！”

这个摔跤运动员是我同班同学路清森。体重八十公斤，是当时学校中的重量级冠军。我一看傻了眼，抬腿想跑。没想到路清森把我拦腰一抱，顺手抓住我的腰带，然后双手略一用力就把我举在了空中。然后一边走一边说：“老黑（我体校时的外号），还杠杠不杠杠（青岛土话：意即吹牛的意思），不杠杠就放你下来。要不就把你扔出去，摔个狗抢屎！”

我只得认输。他把我轻轻放在了地上。虽然没有挨摔，但这可成了跳部的笑料。我成了“空中驾驶员”……。从此，我再也不敢自己改变老师的计划了。

在跳部，我认识了来自青岛八中的郑少东和一中的张林章。少东长得很英俊，是田径队的美男子，很喜欢唱歌。而张林章是柬埔寨华侨。跳部女队同时来了一名福建籍的二十五中同学林青萍和八中的李鸿知。林的舞蹈跳的好，而李则生的白净美丽。郑少东早在八中就追求过她。

每天训练一结束，吃完晚饭，大家便集中到我们房间，进行一天的训练总结。由于是上边的任务，所有教练都搬到运动员宿舍，跟大家同住、同吃，抓的特别紧。苗老师就住在我们屋里。

说是训练总结，一天按计划进行也没有什么可总结的。时间一长，大家免不了开些玩笑，说些闲话。我们跳部有了我和少东两个活宝，自然就比别的宿舍热闹。苗老师愿意讲故事，而且总是讲别人身上出现的缺点编成笑话，逗的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这个“空中驾驶员”的外号就是这么取的。好在我再也没有不按训练内容行为了，这个外号没有叫多久，苗老师就再也不让同学叫了。

有一名女同学加速跑时，是脚掌落地，不管老师怎么给她纠正，就是改不了。于是晚上苗老师一边讲她的笑话，一边学她的动作。你别说虽然很夸张，但也非常像，把大家逗乐了！

“大家说，这是什么姿势？”苗老师说。

“旱鸭子！”大家笑着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今后你要不改这毛病，大家都叫你旱鸭子。”

女同学脸变得像番茄，眼里含着泪花。第二天，她的毛病只教了一次立刻就变正确了。

但是，据同宿舍的女生讲，她哭了一夜。

转眼到了全体运动员选拔的时刻了。短跑队来了一位叫顾山君的同学，以十一秒二的成绩把那些决心要破世界纪录的同学比出线外。我的跳远成绩达到了6.90米，仅离山东纪录2 公分。我们全部入选山东省体训队。苗老师仍然是我们跳部的总教练。山东体训队集中搬到了青岛海洋学院（即以前的山东大学）训练和居住。真正体校来的同学还真不多。

郑少东、张林章、林青萍都回到自己学校去了。

回到体校的同学正式复课学习了。我们却要在这里训练，心里实在不愿意。因为，我原来的意思是借着体校管饭又同样学习中专课程，准备毕业后工作几年后，存一定的钱去考大学的。没有想到还要脱离学习。但不服从不行。

想回学校是一回事，训练还要继续。因为经过一个冬天的体能训练，春天正是出成绩的时候，如果放弃甚至连体校也回不去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山东体训队（后改名山东体工队）再一次进行精英选拔。我的跳远成绩在当时的山东算是第一名的了，但是，在这次选拔赛一开始，三级跳远预赛时，我的脚部肌肉拉伤，没有任何成绩。根据大夫的诊断，大约最少要三个月休养才能恢复。这样一来，从六月到九月，也只剩下三个月，看来全国运动会是没希望了。苗老师这才让我回到体校。

虽然在体工队几个月没有上课，但由于我在北京时曾经在北京水利学校上过一段学，中专一年级的课程基本上都学过，所以根本没有补习文化课就正式复课了。

当我在山东海洋学院集训队训练时，我同宿舍的同学为了不影响学习，全部迁到武胜关路一幢小别墅里居住。这一带青岛人叫做八大关。因为街道的名字全部以中国长城各个关口的名字命名，一共八条街，所以就叫八大关。这里是一片别墅区，全部是德国、日本人占领时期这些强盗所建的。房屋各式各样，既有欧洲风情，也有日式建筑。可以说这里是各国风情的建筑博览地。

据同学赵联壁、李百孝讲，他们搬来第二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后，从窗子向街对面别墅看风景。发现对面别墅大门口站着两名拿枪的士兵，而院子里也有当兵的在四周游动。感觉非常奇怪，估计有什么大人物在里面居住。于是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别墅二楼。二楼正面的窗子非常宽大，里面灯光异常明亮，由于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室内的一切真是一览无余。

突然，他们看见一名非常漂亮的年青女性，全身一丝不挂，从旁边的门里出来，用浴巾擦着自己长长的头发，边擦边在房子中央一个人走起了舞步。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便把浴巾披到肩上，坐到了墙边的钢琴凳子上。没穿一件内衣地弹起了钢琴。

我的同学当时只有十五～十七岁之间，都是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谁都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性，尤其是如此漂亮的女性赤裸着一丝不挂的身体，而且如此放浪形骸，既跳舞又弹琴。为了观看此女的裸体表演，大家熄灭了所有的灯，都挤在视窗上偷偷地观看。

不久，从另一间房子里出来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女人，把这名裸体舞者叫了进去。随后大厅的灯就熄灭了。

这样的情景大概两三天，每天此女都重复着同一个动作，这可让这帮小男孩子大饱眼福。但看到下面的卫兵，知道一定是什么大官的家属。而这一带也经常是中央首长在青岛休养时的居住要地。所以这件事也就只有我们同室的几个同学知道，互相约定谁也不能向外面人去说。

这件事出现后，不到五天，学校领导就通知所有同学搬回青岛体育场内看台底下的学生宿舍住了。这时已是五月初。

又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大家正在进行五时～七时的晨练，校领导突然把大家集中起来，通知大家各班组长到伙房领饭，然后每人两个馒头，几块咸菜。然后各班在自己运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全部排着队跑出体育场，顺着延安三路绕着整个青岛市区，进行所谓的越野跑了。

转到青岛栈桥时，老师叫大家原地休息。大家一早晨都没吃饭，赶快掏出馒头来吃。可是刚吃两口后，谁也咽不下去了。一路小跑，全身流了不少汗，附近又没有水喝，那时根本没有瓶装的矿泉水，而海水又是咸的，怎么能咽的下去？

老师一看手表，已经十二点多了。就让大家停止吃饭，说等会学校食堂就会送饭来。

果然，不到十分钟，学校食堂便拉着三台地排车来到栈桥。同学们取出自己的碗，抢着喝水。然后同样是咸菜、馒头。饭是吃饱了，但同学却不能回校。老师叫各个小组长带着同组同学不许分开，然后各小组分开在附近自由活动。跑了一早晨，谁还有心思玩，就都在栈桥附近坐下来，等待老师的命令。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学校才通知全体集合。但谁也跑不动了。在老师带领下，集体返校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谁也不清楚！心里直乱猜。

第三天，青岛日报在第一版与人民日报第一版同时刊发了一幅毛泽东接见青岛北海舰队官兵后，同官兵代表在青岛体育场的全体合影的照片。

这一下子，全校师生才知道，因为毛泽东要到体育场来，怕我们影响了他的活动或者说为了他的安全，结果全校几百名同学从早晨七点开始便被命令：跑越野！我们被当着猴子，着实耍了一顿！

等我返回学校时，全校已经正式开始复课了。

虽然正式上课，但我同郑少东还真的建立了感情。休息的时候，我经常到他信号山路十三号去玩耍。

郑的父亲是广东人。在国民党军队里算是一名将领。但母亲是烟台人。她的父亲是名商人。郑父在青岛驻军时，认识了他的母亲，同她结婚。后来退役便协助岳父经商。日本占领青岛前，为了抗日他被部队召回，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姐弟们抚养长大。

郑是一九三八年出生，比我大三岁。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只有17岁，这正是青春勃动的时期。

郑长得非常英俊，皮肤又白又细，简直比体校最漂亮的女同学都要引人注目。但是，他只爱李鸿芝。可是，说来也怪这么多女孩子追求的俊小伙，又同在青岛八中求学，但她竟然不为所动。

在体校当然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可是暗地里还是有几个同学或者同外校女生，或者同校同学在进行着亲密地接触。

因为我母亲是福建人，我便对福建人非常亲热。林青萍是福建人，分在同一个运动小组，而且舞蹈跳得非常好，自然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帮少东跟李鸿芝约会，少东帮我联系林青萍。少东和李鸿芝始终没有进展，而我同林青萍却接上了头。但是，毕竟我们是孩子，加之后来我又被分配到济南工作，这段恋情最终是不了了之。少东由于被李鸿芝拒绝，心情非常不好。后来考取包头大学，毕业后回到青岛跟一个名叫石作的才女结合。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石作同少东分手。孩子留给了少东。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初期，孩子不足一岁，真是苦坏了他。从此，少东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人生漫漫长路上凄苦地生存着、挣扎着……。

我和少东都有这样一个浪漫的故事，但因为太小还不太懂什么是爱情，我不想在此多说了。

我想只说一件事。那就是，在从体校和少东分手不久，我便约少东同我到母亲的墓地去扫墓。在墓前，我和少东一块向我母亲发誓。我们说，我们要做一生最好的朋友。同时各自发誓，他发誓一生只爱李鸿芝，我发誓一生只爱林青萍。我们把两个人的名字及誓言刻在了一块滑石上，埋到了母亲的墓旁。

当然，最后谁也没有实现自己的誓言。这只当成了少年时代友情的趣话罢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