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初露头角时写的两句诗，可以用来说明反右风暴尘埃落定之后的局面。共产党一鸣，百鸟齐喑，百花齐被吓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热闹的鸣和放在知识份子心头只剩下了痛和苦。

“百家争鸣”呢？没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共产党是主张实行“双百方针”的。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所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察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注１：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

因为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所以凡右派一律不得鸣、不许放。不仅政治上不许鸣放，学术上也不准。著名的力学家钱伟长撰写的《应用数学》一书，本已排好了版，现出版社不仅不肯再印，反而要向他索取拆版费。他费了数年心血写成的一篇关于弹性力学变分原理的学术论文，也因为他的新身份而被《力学学报》退了稿。

当年秋天，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第三期即将付印时，收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在部门的党来信，说那作者“有问题”，不同意发表其作品。主持编务的靳以立即遵命，抽掉了那篇文章，此类做法在中国就此成了惯例。

毛泽东此时必定早已忘了他年轻时在学校面对“言志”的作文试题所写的《咏蛙》诗：“独坐池城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此时此刻，偌大的中国，的确没有一个虫儿敢作声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万名在反右斗争中过了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老兵队伍向东走，由年纪较轻的人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这支游行队伍不是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

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什么误会也不会发生。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虽然这个党派的新首领已经表示要“争取三年内使成员中左派和中左份子达到百分之八十”。

民盟一九四四年通过的《纲领草案》有如下的条款：“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徒、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纲领“政治”部分第二条）“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纲领“政治”部分第三条）（注２：转引自日本《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如今共产党将民盟的纲领视如厕所手纸，将民盟各级负责人大多打成了右派，如宁夏银川地区四十五个民盟支部负责人中有三十三个成了右派，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注３：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一一九页。）应当说，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今不会忘记自己的党纲，可是为什么却一个个都成了不敢作声的虫儿？无他，人要吃饭，饭票在共产党手里。一年前毛泽东说的“不举手就不给饭吃”，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右派们的悲惨下场明摆在那里，谁还敢不把心交给党？

这些新首领其实是替共产党看管“民主党派”。譬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新选杨明轩为副主席，以后沈钧儒去世，他接任了主席。其实杨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产党，比他在民盟的历史长二十年。他于六七年文革初期死时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产党内却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是八○年中共替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时，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的却是共产党的党旗。由此可见，要是民盟也有自己的旗帜，那也不过是一堆烂布。它的主席既然是中共派去的，其存在也就可有可无了。

又如历史学家吴晗，一九五七年春天入党，但其共产党员的新身份却未暴露。反右后，他以老民盟的资格成了民盟北京市的负责人。有他当管家，民盟北京支部自然不会做逾规越矩的事了。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他，那是共产党内的事，与民盟毫无关系。

有那么些秘密的中共党员替共产党照看各小党派，按说毛泽东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他决心扫清所有可能怀异心的人。于是又有了“反右补课”一说。这又是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的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死，唯余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所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把一九五七年没有说什么话，却又多少流露了几分不满，当时没有划成右派的人，作为漏纲份子补进新的右派名单中。

没有可靠的数据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被补进右派行列，但估计不会在十万名之下。

如河南省南阳县，本已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一九五八年七月开始“又在工商、文教、卫生界开展向党‘交心’运动，再划‘右派’二百七十二人。”（注４：一九九○　版《南阳县志》第三十九页。）

又如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三年级共一百八十名学生，一九五七年仅抓了三名右派，可是五八年四月间“补课”却又补了十八名，而且是经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毫不含糊的。这二十一名右派占该班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大大超过“指标”。这批右派中有十二名获得宽大，留校改造，每日将自己的“改造日记”贴在墙报上供人监督批判。其余的，半数被抓去劳改，半数被押送新疆去了。（注５：当事者之一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又如哈尔滨一家工厂的青年技术员李嘉亮，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在党内会议上说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话。当时没整到他头上，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公安人员突然向他出示逮捕证，将他抓进了监狱。他的罪名是“极右份子”，根据却仅是上述那句话。六年前，李的母亲获准出国定居，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李嘉亮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打算留在国内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未与母亲同行。他千里迢迢由江南来到北国，不料竟成为二榜右派，被判十五年徒刑。他远在美国纽约的母亲闻讯，几乎哭瞎了眼睛。她将自己在异国给人烧饭所得的微薄工资省下来，每月往中国东北关押她儿子的监狱汇款，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度过了整整十五年。（注６：贾宏图《他从美国回来了》。）

天津二十三岁的青年王宏烈平素爱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学小品，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查出他发表的作品中有“右派言论”，当时未受处理。要“补课”了，党委书记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他“拒绝组织挽救，甘心堕落为右派”，罪名中竟有一条“与（党）支部书记开玩笑”。

三十年代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颁布了“国歌”。此伪“国歌”颁布的第二天，哈尔滨多处出现用其谱填了新词的传单：“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强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这新歌词，渐在抗日民众中传开，其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学建筑的学生、共产党员任震英。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即离开东北，到甘肃兰州以建筑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鸣放时，他是兰州市规划局长、总工程师。反右时没整到他，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天，他从苏联等国访问一回来，就被宣布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出党。有幸的是，他未被送去劳改，因而得以在逆境中呕心沥血，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改造成一个俏丽的山上公园。不过，文革中，他历尽折磨．包括被绑在兰州大街的电线杆上凌辱示众，根子就是一九五八年“补”到他头上的右派帽子。

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属高炉公司（炼铁厂）有三位工程师，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之时奉党委之命召集三十来位工程技术人员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由于不提意见便是对整风不关心，对党不够热爱，被叫去开会的人只得凑出几件琐事提了提，算是参加了鸣放。不料，会议记录交上去后，党委认为是反党言论，主持会议的老工程师和担任记录的归国华侨工程师也就蒙上“记录和整理反党言论”的大罪而成为右派。

那第三位工程师，公司的总工长满开强在会上一言未发，当时只被告诫要“吸取教训”，免于处分，算是宽大。一九五八年，鞍钢高炉公司大队人马调到北京，为首都钢铁公司安装第一座炼钢炉。最初，这位总工长连续二十二天泡在建设工地上，连绵袄都没有脱过，直到身上长了虱子才想到回家去换衣服。他正要离开工地时，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工棚里，取出一张纸，摆在他面前说：“你被划为右派了，签字吧！”惊愕、迷惘之后，满终于愤愤地抗辩道：我在鞍山做过结论，不划右派，为什么调到北京后还要被划为右派呢？”党支书冷冷地答道：“告诉你，你是漏网的。在鞍山不够划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够！”随即说：“现在通知你，从今天起，免去你的工程师职称，撤销总工长的职务，工资降两级，到下面去当工人，好好接受劳动改造！”从此，满开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地质师顾树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春风不度”的玉门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为艰苦的柴达木。在戈壁滩上踏勘时，他曾一度迷路，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营地。这样的热血青年亦是补课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术领导不要党的领导”。（注７：冯君莉《柴达木情思》，见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躲过了反右的第一波，但一年多之后终于被网住了，连一直想保她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爱莫能助。

抗战期间，戈扬在重庆直接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领导为中共工作。当沈醉手下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对她盯梢，企图加害之时，邓及时安排，使她安然潜出了重庆。沈醉丢失猎物，不明所以，直到近四十年后才知道自己输给了周氏一着棋。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身为政总理，她和邓颖超竟未能保护住戈扬。这颇像胡风的情形，他们在国民党欲加害于胡的时候能够用计保住他，到了共产党欲整肃加害的时候，反倒束手无策了。

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是在补课时落网的。

傅雷当上二榜右派，实在是因为他太迂。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反右已经搞得热火朝天，虔诚的傅雷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支持这场斗争。

他在文章中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也总结了“七年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缺点”。这都不会惹祸。但是，他在文章结尾处还表示：“为了爱党、爱政府、爱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自己的前途，而诚诚恳恳、切切实实的帮助党整风。”傅雷罹祸，实源于此。

这个书生可能是唯一的在举国讨伐右派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帮助党整风”的人。我们完全相信傅氏“爱党、爱政府”，可是找不出证据说明那个党和政府也爱他。至少可以说，从一九五八年将他打成右派直到六六年将他夫妇逼得双双悬梁自尽。这几年间，由毛泽东控制的党是不爱他的，尽管共产党内始终有个别人暗暗地爱护着他。

反右这场风暴摧折了无数大树，更摧残了数不清的幼苗。但是，也有一些小树在被巨石压倒后，凭着一股韧性，又从石缝中顽强地钻出来，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高唱他们的生命之歌。

广州的青年中学教师龙潜庵成为右派后失了业，寄居亲戚家中，靠改名换姓向报社投稿每月得二十元稿酬维持生计。他开始了三年的宋元断代词典的编写工作研究却没有中断。以后他进了街道小工厂，工余仍潜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三十年心血，凝成一部百万字的《宋元语言词典》，使中国有了第一部断代词典。

清朝乾隆年间有三部文学巨著问世：《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岐路灯》。其中《岐路灯》始终没有付梓，一直靠抄本流传。右派分子峦星在穷愁潦倒之中，历尽艰辛，收集各种抄本，加以校勘，终于校注出完整的小说，并在八十年代出版献给读者。

江苏作家、新闻记者海汝恺当右派后的二十多年，始终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找到堆放杂物、破门被钉死的斗室，每日劳动之余从那破裂的地方钻进去，躲在那里研究波兰名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日积月累，写出四百多万字的文稿，等到文化革命后，陆续出版见天日。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吴越成右派后，先是囚禁，后是劳改。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编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汉语拼音自修课本》，一部一千余页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四十万字的关于浙江方言的专著。文革中，他又在枪口下被押到了渤海湾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难友们和基层干部保护下成功的瞒过农场当局，他写成了一部八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该书于文革之后出版，第一次印刷二十八万册，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

青年知识份子陈以强由右派转变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十五年后，不愿白白度过狱中的岁月，他要为人民留下一点东西。当时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书只是字典，由于“四角号码”难学、难用，他决定改造字典，重编检字法。后此，白天和其他犯人一样去劳动，夜里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对上万个汉字逐一反复推敲……

十五年后，陈以强出了牢门，又被平了反。他的生命之烛虽已将燃尽，他那本检字比迄今所有的汉语字典都快捷的字典已出现在全国各书店的书架上。（注９：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上海著名的杂志编辑尚丁，流放青海牧羊四年。放羊之余，他以藏族历史题材创作了一部诗剧《达赖喇嘛传奇》，还编写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

中国科学院薯类研究所杂粮研究室主任盛家廉当上右派下放农村后，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甘薯新品种选育工作，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培育出“徐薯十八号”，一下子在全国推广种植二千八百万亩，一年增产折合粮食二十亿斤。他本人也获得了一九八二年国家发明一等奖。（注１０：《人物》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甘薯专家盛家廉》。）

上海水产院一位学生赵乃刚，因为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而自己成了右派。他二十年中吃苦无数，包括在文革中戴高帽游街示众，但他仍不放弃其研究。中国特有的中华蛰绒蟹，由于长江到处筑坝建闸，回游通道断绝，产量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他辛苦十余载，试验上千次，终于使人工半咸水育苗成功，挽救了濒于绝灭的这种蛰绒蟹。他本人亦获得一九八四年国家发明一等奖。（注１１：《人物》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追求之歌－记国家一等发明奖获得者赵乃刚》。）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金湘，在音院少年班时，才华便被院长马思聪赏识，特保送入音院。可是他成为右派后，马院长就保护不了他。他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工团，整整十三年搬布景、打灯光、扫厕所，就是不能作曲。但他没有在逆境中消沉，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创作了一部歌剧，并于七九年回到北京，担任北京交响乐团指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研室主任。他的歌剧《原野》还越过大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连续上演十一场，使中国歌剧第一次登上西方的歌剧殿堂。（注１２：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美洲《新闻自由导报》。）

一九七八年，一流学府中国科技大学将三名优秀的学者越级提拔为正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这三人都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其中项志遴和曾肯成当年是右派，方励之则是被批判后开除出党的准右派。

这样的例子虽然还可以举出不少，但就百万在反右运动中横遭迫害的右派分子而言，却极为个别。绝大多数应当在其专业领域里做出成就的右派分子，终身事业被葬送在劳改营里了。

即使一千年后，人们也要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一章。我们不说“最黑暗”，那是因为这三个字属于毛泽东在九年后制造的另一场灾难－－文化革命，这已成了公论。

文化革命那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右首当其冲，“叛徒、特务、走资派”倒在其次。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杀头最多的一类人就是右派分子。

中央美术院学生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曾被许多人公认为是个“天才”。成为右派后，他先在农场劳改了三年，文革中又成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之后，入狱判刑十年。

青年医生王贤才，因为成了右派分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曾将他所译的世界著名的医学专著《希氏内科学》(Cecil’s Textbook of Medicine)的译稿扔进火堆。他劳动数年后仍未被“改造”好，文革中作为“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的押到内蒙古体育场万人大会上“公审”，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其判决书上写着：“吹捧美帝国主义科学文明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是有幸遇到了一位通情达理、正直的劳改队政委，又得助于一位同时坐牢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终于在狱中再将此书的最新版译成，计中文三百四十万字。（注１３：《人物》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五至八页。）

《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就是一名斗争对象，反右中更是被大张旗鼓的批判。一本《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竟厚达一百多页。其主要右派言论有：“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注１４：《人物》一九八六年二月号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页。）由于这些言论，他不仅成为右派，而且被处理为“现行管制份子”。文革中，他又“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徒刑。

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活了过来。可是很多人活到了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兰州大学地理系学生褚松村一九五七年戴着右派帽子到农村去劳动了几年，被认为改造得还可以，获宽大，允其回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文化革命一来，老账又翻了出来，他终于绝望跳了楼。

“内控右派”也是牛鬼蛇神，与右派没有什么差别，也逃不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在被批斗、抄家、扫地出门进“牛棚”后，选择了死。他的妻子得到他的死讯，决心与他同去，但又不愿扔下女儿在人间受罪，只得先狠心毒死爱女，然后再只身奔赴黄泉。萧光英是一九五六年举家从美国归国的，十年间，报效祖国不成，反成了毛式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后来，他的表弟、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邓昌黎回国访问，要求看看萧光英一家的坟，结果不仅没有坟，连尸骨何在也无人知晓。一家人就这样消失了。

自杀的多，被杀的也不少。一九五七年时的《新湖南报》总编辑刘凤祥就是其中之一

刘凤祥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政权后参加党的青年知识份子，一九五○年任浏阳县县长时还不到三十岁。成为右派后，他被送到一家工厂“劳动教养”，被机器轧去整条右臂。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将其反右时最卖力的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打倒后，刘凤祥与一批右派朋友印发传单，鼓动右派们起来翻案。这便成了当局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十五年徒刑的“罪行”之一。一九七○年春，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大举清除“现行反革命”，毛泽东的老家湖南省省会长沙召开了两次“公审大会”，每次审完都将近百名犯人拉去枪决，其中半数以上是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刘凤祥和他的右派朋友、原湖南省公安厅干部雷特超。（注１６：《中国之春》第一○○期至一○二期，杨小凯《狱中回忆》。）

差不多就在同时，北京也杀了一批“现行反革命”，所不同的只是那几十个人在被枪决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天天拖着脚镣和手铐，分组被带到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连那些同将被杀戮的知识份子毫无关系的地方，譬如“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斗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除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周恩来以“留个活口”的名义保下未杀之外（因为张的父亲张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画家），全都死在了“无产阶级”的枪口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的右派、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右派分子反党，当然有罪，可是一个文化人怎么就犯下死罪了呢？原来他因为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了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注１７：张朗朗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清华大学右派学生党治国也是文革中被判作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原因是他在陕西铜川煤矿劳改时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复处决。，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说已作好计划只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被处决的前四名均于十年后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党十多年后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毕业证书。（注１８：陈祖芬《理论狂人》，《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

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冯国将，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侨生。他被送到清河劳改农场先后在延庆县劳改犯工厂和京郊良乡机械厂服刑。别人刑满后可以遣送回原籍，而他在印尼是第三代华侨，原籍何处都不知道，只能留在厂里就业。文革一开始，又要将他送往新疆去开荒。他终于又逃亡，成功逃到北朝鲜后，却又被那个“社会主义小兄弟”引渡回国。先是判处十年，后又改成死刑。只因后来考虑到他是印尼华侨，枪毙了对海外有影响，那死刑才未执行，让他最终活到了平反的一天。（注１９：当事人与本书作者的通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卫生学校右派学生刘士源也是一个拣了一条命的死刑犯。他在劳改农场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他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被判处死刑，作了死囚的牢房。只是混乱之中未被拖去执行，拣了一条命。

如此幸运右派毕竟不多，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水是）就没有度过那场劫难。柳本是个著述甚丰的学者，他成为右派后同其他地位较高的右派一样，被宽大，免于劳改。但文化革命来了，再也没有一个牛鬼蛇神可以获得宽大。他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被补，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刑拷打。二十一日夜，这位六十五岁的老学者被打得大腿折断，脑浆迸裂而死。事后，人们从他的棉被里发现一小页纸，那是从当时犯人必读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撕下的文前空白页，上面是这位学者留在人间的最后几行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为我伸冤。”

另一个“大右派”、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曾被下放到长城脚下去放过一阵羊。后来文革兴起，已回到北京城里的储安平成为红卫兵打骂、侮辱的对象。他曾投水自杀获救。一天，一群人又来敲门，要批斗他。他从后院翻墙而出，逃到当年放羊时的右派伙伴李汝苍老先生的家前，在门里塞进一纸条：“汝苍：我走了！安平。”从此没有人再看见过他。不久老右派李汝苍也被斗死，储安平的下落便永远成了一个谜。

储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县志》的著者不愿说他死了，只说他于“一九六六年深秋一个晚上，出走失踪，生死不明。”（注２０：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五页。）当时，总理周恩来曾派人调查寻找他的下落，但无结果。储安平肯定不会出家做了和尚，因为那时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被勒令还了俗，全国已没有一所寺院可以栖身了。

他会隐姓埋名跑到国外生存下来吗？不可能，但当时确实有人成功的跑到了国外。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徐洪慈，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以他为首，十四名同学合作写了份大字报。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人民日报》特发文《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声讨叛徒徐洪慈》，说他“妄想……搞垮党”。随后，他被送往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因为不堪一天十几小时的劳役和动辄而来的扣饭，他和一位本是空军飞行员的右派合谋逃亡，求一生路。但很快被捉，判处六年徒刑，送云南省丽江劳改队服刑。一九六五年刑满，名曰“释放”，实则“留场就业”，仍然回不了家。文革一来，他又成为“反革命份子”，又判了二十年徒刑。监狱当局布置人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将他骂作“阴谋家”、“败类”、“毒蛇”、“叛徒”、要求“严惩”；他不甘心等着被拉去枪毙，成功越狱，历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横穿中国，逃到了外蒙古。在获得政治庇护，又服了二年因偷越国境而判的刑之后，他终于成了一个自由的人－－那里不是中国，没有“留场就业”一说。当他作为反右及文革的幸存者和那个时代的罪恶活见证，于一九八四年揩同蒙古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中国时，已时五十开外的人了。（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和《探索杂志》

第十七章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