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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大字报

大凡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大字报，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大字报这个词陌生，即使这样，可是朋友们，你查一查修定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你怎么也找不到“大字报”这个条目，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促使你思考：一个如此广泛被应用的辞汇其所以在如此“权威版”的词典中竟然没有不会是中国“第一流语言学家”们的疏忽吗？不，绝不是，这是中国语言学家们在官方文化专制主义者的指挥棒下唯命工作的一个例子，也是专制主义统治在文化以及语言学领域里肆虐的一种表现。

我虽然在语言学方面造诣很浅，不掌握语言学的专门知识，但是我猜想在修定版《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过程中，也许专家们为围绕“大字报”这个真正的“中国式”辞汇上不上《词典》发生过争论，结果，主张“不上”的一方占了上风，因为被认为是已经从1975年“宪法”中取消了的东西（它同“大鸣、大放、大辩论”和为一体，被称为“四大”）就不能够在语言上享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所以，把这个“非法”的东西“彻底”地从汉语中清除掉——就是语言学家们的“立法”行为应该遵循的准则。可见大字报这个东西是当今的共产党统治者们非常忌讳的东西，如果说忌讳又连带着害怕情绪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大字报？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认真地研究了。

正因为在研究大字报的问题上“工具书”给我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因此，我在进入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就举步为艰，其方法也自然会显得笨拙。首先，我得说，大字报是一种手写体的文字的张贴物；其次，它是冲破了言论管制禁区的言论；最后它是一种“出版”了的言论。

就第一点来看，大字报一般都是作者们张贴出的用大字笔书写的文字，和大字报产生时的官方报纸所使用的铅字不同，被报纸、杂志上的字要“大”一些，因此，一张大字报一旦贴出，在它的周围就会形成一个观众群体。

就第二点来看，大字报上面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可能刊登在正规报纸刊物中的话，也是如广播、电视之类的社会媒体不可能播送的话，所以这种话是一种很典型的作者们的“心里话”，而这种“心里话”在一个实行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社会中不享有表达的“合法权”，但是又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肉眼可以直接观看）中表达的，所以这种表达就可以有机会逃避管制。

就第三点来看，大字报是一种言论，但是同“口头言论”比较，它是一种“出版”性质的言论，因此它产生的条件是大字报流行的社会极端缺乏出版自由。在这里张贴行为事实上就是出版行为，所以我们可以视它为“搏客”的前身。大字报虽然也存在着群体作者，但是更多情况下，它是“个人”的作品。

（2）大字报的历史
如果我们要站在专家学者们的立场上来研究大字报在中国的起源，你完全可以扯到尧、舜的时代，据说，“谤木”——“诽谤之木”就产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你可以说最早的大字报产生于上古时代。其实，你进行的研究虽然“远”了一点，但是也不失其意义，因为你从这样的联想中把原始性质的民主——原始首领鼓励人民对他们发表批评甚至“诽谤”性言论——的事情同20世纪50–60年代的现象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作为中国民运人士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问题时不需要背上考古学的包袱，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放到“大字报”这3个字出现的时间中。

我告诉读者们，我在青少年时代虽然是热情的、多产的数以千万记的大字报作者之一，可是恕我直言，我那时对大字报的历史一点也不了解。以后也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只是随着我个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才发现了大字报这东西与我们中国的民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在这里，我们要套用官方的“中国式”的话来表达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式民主”与大字报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掉以轻心。

去年10月份，雅虎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不寒而傈的历史——大字报在中国的兴衰》的文章，文章中，作者提出了1957年 5月19日是中国“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日子。“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第二天，哲学家龙英华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好了，既然这就是“中国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情况，那么，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的行为和由此行为而引出的“哲学家”的有关建立我们后来说的“民主墙”的建议不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民主事件吗？在这篇文章中，我说大字报在中国与民主有密切的关系的话，看来不是一个贸然的结论，通过对第一、第二张大字报的内容的简单分析，“问责”和“讨论”这两个意义（它在民主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已经是大字报的基本的价值建构了，此后，当大字报在承担了批评和批判的职能之后，它变成为民主和自由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就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大字报只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大鸣、大放”的政治运动中产生，所以被许多人认为是共产党的产物，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非常肤浅的，它根本没有发现大字报这种20世纪50年代的新生事物在共产党政治运动中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它所具有的精神和共产党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即使在某一个时刻，大字报虽然也可以被看成是共产党人“发扬民主”的一种工具，但是这种工具对他们的常远利益的威胁使得他们不得不最后地放弃它。1966年的毛泽东和1979年的邓小平行为都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字报这东西同共产党政治或者共产党内的当权派的个人在某种时间上可能有某种关系，但是它同共产党“整体”却没有关系。1956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也罢，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罢，1979年的自由化运动也罢，都是共产党起初容忍和支持大字报，到最后要消灭大字报的历史。就这个历史来看，把大字报看成是共产党的，就是非常错误的了。

其实呢，我们只要作一个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大字报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而与这个时代可以比较的共产党时代却是大标语的时代。大字报是一种文字，它其所以能够形成时代，就在于它的存在必然意味着人民文盲和半文盲时代的结束，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国人民的识字率突破一定的比例时才可能出现大字报时代。因此，产生了大字报的时代又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大众时代。与这个现象相关的是大字报产生在如北京市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学就意味着它本质上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如毛泽东所言那样，是“中国农民的文化”和“农村文化”怎么可以同它相提并论呢？

共产党是的时代可以说是大标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人民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因此，流行的文字性质的东西只能是标语口号，分析其间的原因，一是此时的人民中间没有更多的识字的人，二是共产党队伍中也没有多少会写字的人，因此，共产党时代的标志就只能够是标语。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党活动过的地方中，存在的文字方面的“历史印记”不就是标语吗？譬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或者口号就是共产党的“历史时代”的最好的证明。大字报虽然是一种张贴物，但是，它同中古、近代的张贴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并不需要一个面向大众的“读者”（一般是高声朗读），而在这个“读者”的面前大众是“听者”。大字报是没有“听者”的，它周围的人基本都可以说是“读者”。因此由大标语时代向大字报时代的过度可以说是时代的进步。

1957年，大字报作为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的出现仅仅是在知识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出现的事情，存在的时间也比较短，没有波及到中国工人、农民这样的基层社会就已经被“引蛇出洞”的方式给“消灭”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它再一次地复活，复活后的大字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扎下了根，在除台、港、澳外，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专门用来张贴大字报的“民主墙”。所以在这个相对长的时间内，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精神主要是通过它传播的。因此，在这个时间上，没有大字报就没有民主。1979年邓小平取缔了“民主墙”，此后又取消了宪法上的公民有使用“大字报”的权利的条款，大字报于是就变成了一种“非法”的事物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统治者虽然有权管物，但是他们却没有权管住“精神”，因此在伟大的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当“民主精神”再一次地复兴时，大字报又奇迹般地给复活了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了。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预言，在将来发生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大字报仍然是民主的主要工具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专政结束之前，有民主，就必然有大字报！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字报在中国会长期存在呢？不，不是的，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时候，大字报这东西就会寿终正寝。

（3）大字报与“民主墙”

大字报的集中地就是“民主墙”，“民主墙”上贴的是大字报——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一些民运人士只承认“民主墙”价值却不否认大字报的价值岂非咄咄怪事？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说明，那就是许多人对大字报的认识存在着邓小平式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民运人士不研究大字报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好。在一些民主网站上，把大字报被当成了共产党整人、害人的东西的言论并不少见，特别是对1966年的大字报的看法就更是如此，殊不知在这个伟大的年代里，大字报意义最为典型。我也承认在1966年运动的开端处，大字报的确伤害了社会上许多无辜的人和不幸的人，特别是被共产党社会当成是“五类分子”的人们吃亏不少，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上，大字报变成了共产党系统的“整人武器”，可是，随着运动发展所引起的变化，共产党当权派人物在一夜间变成为大字报的“斗争物件”的时候，一个“革命”性质的变化就产生于这个时刻了。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大字报风潮好象出现于1966年 5月下旬，那时我们学校的师生们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号召”，在校园里刮起了大字报风，以至于每一个同学们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充当了“革命的大字报”的“作者”。为了满足同学们写大字报的需要，学校买来了崭新的芦席，在其背后立上木桩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墙”。对于没有经历过大字报运动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不会了解大字报其所以在那时的中国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政治解放的风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批评、批判社会上的一贯“红人”的东西。这样以来1957年的大字报的“质问”批评的精神，又一次地复活了。

同人们想像的不同，我们学校的大字报首先是同学们相互之间的“斗争”，而在这一场斗争”中学校中的那些围绕学校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一贯的积极分子却几乎百分之百地变成了大字报“矛头”所指的“物件”。那时，我是我们班上的班长兼团支部学习委员，因此，我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班上同学们的大字报的“攻击”，有的大字报写着“武振荣是我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是“我们班的赫鲁雪夫”，听口气也好吓人的。在这样的大字报中也不是没有内容，譬如，在此前，“武振荣”曾经给同学们讲过“封建主义毒素很严重的黄色小说，”在班上和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中积极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青年团”外衣的“封、资、修的反动分子”。诸位在那个时代中读着这样内容的大字报，我自己对眼前发生的这种“革命现象”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平时“不积极”甚至是完全的“消极分子”、“后进生”的人，其“出身”和“社会背景”都很有问题的同学却怎么就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摇身一变”，变得比我们这些共青团同学们还要积极呢？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人“出身好”（大多数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社会背景可靠”，又一贯地“紧跟学校中的党团组织”。可见“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没有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表现以前已经在我们这些普通的共产党社会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中给最先地表现出来了。

如果说这样的变化的意义在还没有完全展开时已经使我们经受了一场“灵活深处的革命”的考验的话，那么1966年伟大的人民政治解放运动被我们这一代人给发动起来的事情的确是值得我们民族好好研究的。

大字报意义不好确定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在时间上经历了“学生斗学生事件”和与不久后发生的同学们之间的“派性斗争”。就上述第一个现象讲，斗争的结果，学校中的一贯的积极分子制度受到了致命性的冲击，预示了共产党社会在人民大造反运动前崩溃的先兆，是一个民主的事件，这个事件其所以在今天还是没有受到民主理论的解读是中国民运人士的失职，与此相应的是大字报的“派性斗争”的内容也没有被民主理论所涉及，也同样表明了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对中国的事物缺乏研究热情和研究的能力，因此，当民主的运动在需要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和推进的时候，我们所说出口的东西却是“西方的”而非我们“中国的”。

今年 1月，我在中国民主正义当网站上发表了《论民主观点中的派性问题》一文，依据我自己的过去的实践对民主政治中的派性和派性斗争的问题作了一个说明，此处不在赘述，我只是简要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党制的基础也不过是公民社会普遍发生派性和派性斗争；而在这样的斗争中，大字报为人们思想和观点的多元化斗争与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途径。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作出“革命”的解读，那么在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中参与革命的人只知道玩“枪杆子”，而在这一场新的“革命”中参与者进行“笔杆子的斗争”，“打笔杆子的仗”恰恰证明了人民在政治上的进步。

但是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错误的认为上述的“派性战”是不应当发生的，“打这样的仗”是人民中间的“内斗”，而大字报这个东西就被看成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东西了。其实，在失去了大字报和派性的那些时间中，我们中国人恰恰是失去了民主，这样如此深刻的教训没有被我们民运人士明确的总结出来真是遗憾，更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站在了邓小平等“复辟人物”的立场上认为“全面打倒共产党当权派”的这一场运动是“动乱”，而大字报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制造动乱”的工具了。正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我们中国人民主的头脑和民主的理念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如果我们不及时的结束它的话，中国民主的希望就会受挫。

（4）在中国，民主的表达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非得要借助于大字报？

美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是看不到大字报的，因此，我理解下述的情况，美国人在中国观光时如果正好看到了大字报，他们心里一定会说，为什么要把话写在这些废旧的报纸呢？这些写在了废旧报纸上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的人观看，也完全不考虑这些张贴物有损于市容。可见西方人不理解我们中国的大字报是正常，别说是西方人，就是我所在的韩国，我们也发现不了大字报这样的东西。新闻机构在捕捉有价值的新闻的时候，会推出印刷得非常精美的号外或者增刊，而这些东西会在一大群专业和非专业推销员的努力下塞进受众的手里，谁还想着要去写大字报？前边，我已经说过在一个存在着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社会中，不可能产生大字报，因此，大字报产生的直接的原因是书写大字报的人经常地处于一种高度的言论压制的压力之下，表达的愿望也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挫折，所以，一旦他们感觉到心里的话再也憋不住时，就有了写大字报的念头。

从1982年宪法颁布之后，大字报作为一种公民权利虽然被取缔，但是事实上它并不是被作为“法律禁止”的事物，而是就位于“法律不保护”的事物之列，再加上它因为在中国社会一个长时间内享有“合法”存在的历史和传统，就必然使“法律”“取缔”显得无力。把这个一点同中国社会不是法制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在中国谁也“禁止”不了大字报在机会成熟时再一次地复活的事情就是可以论证的了。

大字报出现于中国，是对中国的报纸和刊物的一种无形的抗议，抗议的结果是那些不可能在正规出版物中出版的言论以大字报的方式竟给“出版”或者“发表”了，譬如“第一张大字报”中对于北京大学团委的“质问”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质问是上不了《共青团报》的。大字报同正规出版物比较，它的价值全部的民主意义在于表达，它表达作者的思想，表达情感，在大字报中，你不必为表达的言论技巧而浪费精力，因此，你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议论，在这里表达的自由几乎可以说是被推到了极端……在大字报中，你可以看见直率的政见，坦白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大字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作品，所以它不受一般的写作方式的限制，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又不受理论的限制，写作时可以使作者享有更多的自由。因此在表达的自由缺乏的地方，它总是会冒出头来的。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写在了废旧报纸上的文字为什么会产生出那么大的影响力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民主的理解。

从1966年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都事实上非得要表现为抗议、抗争不可，因此这种事情同时决定了中国民主运动非得要借助于大字报的形式不可。参加民主运动的人需要动员，而大字报又是动员方式和方法中成本最低最容易实行，且实行中又最省力的，所以在大凡发生了民主动员的地方，你必然会发现大字报。在1989年的中国大学生运动中，大学生们因教育的原因，虽然对1966年的大字报运动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但是谁又教他们在发动新一场学生运动时又像1966年的学生们一样地使用大字报呢？请问：1989年，中国哪一所大学没有变成了“大字报王国”呢？此处，我不得不指出，在没有给大字报“正名”的条件下，事情况且如此，在给大字报“正名”之后的情形不是可以想像得出来吗？

作为中国人，我们在研究民主时并不需要闹出一个“中国式的民主”，但是这个意义的正确表达却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民主的中国特性。民主的历史在我们中国已经有了100年了，因此，在这种历史存在的中国，我们在说到民主时就一定要避免“言必称西方”或“言必称美国”，如果这样的毛病不被改过的话，我们的民主再有100年也是没有希望的。我虽然不太了解美国的民主历史，但是我起码知道美国的民主没有大字的任何内容，因此，用美国人理解民主的观点去理解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你一定会对大字报作出“破坏民主”的判断。如果你这样的判断被你个人认为是“民主的”，那么，你研究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如何可以在摈弃大字报——这个传统的工具而发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你这样的研究的行为和取消民主的行为之距离就只有一步了。从这个意义去分析，官方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其所以煞有戒心地淘汰了“大字报”条目，其用意也不过如此而已。共产党统治者对民主的戒备已经变成了对大字报的忌讳了。若不是这样，《词典》中不收录“大字报”这个真正的中国现代言论上的创造之物绝对没有语言学上的意义。

现在我们某些民运人士在对待大字报问题上可以说是同共产党官方出入一撤，他们根本就认识不到民主在中国的表达是绝对都脱离不了大字报的，因此，他们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的时候，把民主表达的工具、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传统、历史统统地放到非价值事物的一边，从而不自觉地把民主理解成为一个偏狭的、没有历史的脱离人民大众的东西。在这里不是他们不想搞民主，而是他们理解中的民主有问题，搞的方式和方法也有问题。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他们的民主是在所谓的“邓小平时期”学习来的，所以这种民主带着浓厚的“邓小平色彩”，即使在邓小平作古 8年之后，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上的邓小平遗留物也还是照样存在。

（5）大字报问题对我们启示了什么？

中国海外民运在搞了20多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出重大影响，反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了民主的“搞笑版”和“搞怪版”。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的遏制的话，民主就有可能在我们的搞法中变成为笑料。在这里篇文章中，我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在需要坚持“正版”民主的时候却热衷于民主的“搞笑”和“搞怪”版呢？我看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烦腻了“正版”民主，而烦腻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钻进中国民主宝藏的内部，因此，我们对这样的民主就会产生出厌恶情绪，觉得它没有意思。我们的许多的民主的看法和思想大皆处于“异议阶段”，仅仅是“说不”意义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以为这就是正儿八经的民主，这样以来，我们的研究民主的兴趣的路子就有可能被堵死了，于是，民主之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一个“想当然”的意义了。

大字报对我们如果有所启示的话，那么，就大字报问题讨论和谈论中国民主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与讨论的范例，依着这样的范例，我们在从事民主的工作时，就会进入正确的中国路子。可见，不是说具有 10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没有道路，而是说这个道路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如果说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的人民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那么每一步的意义不就是等着我们民运人士揭示吗？现在倒好，我们干脆说：“什么民主革命？民主运动？统统都是瞎折腾！”诸位读者们，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国民运人士”需要对中国的民主革命、民主运动作一个“历史的交待”的话，那么我们岂不是变成了如毛泽东时代的张铁生那样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的“白卷”上好歹还有“革命”二个字，我们的“白卷”上连它也没有啊！

《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于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社会不待我们同意，甚至我们还无法理解时就已经改变了，然而我们除非理解这些变化，我们便无力控制或更进一步影响它们。”情况诚然如此，民主运动对我们来说比这还要快，变化更“急剧”，但是，我们如果对此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把握，我们自己都不会出头之日，何谈动员别人和组织中国人民？

这篇文章在最初构思中题目叫“论大字报”，但是，这个题目其所以没有被采用，我是想借大字报这个事情去说明中国民主的式样和形式，因此，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但愿这样的方式所发表的议论能够被读者们理解。

2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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