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将无数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狱。

譬如辽宁省铜铅锌矿务局工程师潘宝信，成了右派后被当局宣称是“深掘深挖”、从“地洞”里抓出来的，因为他“过去是个“先进工作者”，大鸣大放也没有发什么言，已被揭露，原来他是个阴毒的家伙。”（注２：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北方辽宁省从“地洞”里挖右派大有斩获，南方广东省也不落后。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在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上发文，号召采用广东农民冬天从地洞里挖田鸡（青蛙）的办法，把潜藏的右派挖出来。所谓“潜藏”的，就是不说话、未鸣放过的，党组织根据你的家庭出身、以往向党靠拢的程度，就可以判断你必定是右派，与有“反党言论”的同等处置。广东省右派数目超过全国各省平均数，（注３：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广东》第一编第一四四页：“错划右派分子三万余人”，但实际应当不止。）大约多少拜这种“挖地洞”的新技术所赐。

新华通讯社在一九五七年的八月八日报道说：右派分子们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准确。有一天，四川自贡市川剧团党组织接到了上海一家报纸退回的为四川诗人流沙河鸣不平的稿子，立即着手追查（文章用了笔名），结果“搜索”出了一位年仅十六岁的魏明伦。魏认为官方对诗人的批判无“坚实的内容，正当的道理”，“这种‘声讨’，也仅仅是‘声讨’而已！”当然魏就是个右派。但他才十六岁，未成年，于是党作了个英明的决定：不戴帽子，批判一番，下放农村。那个九岁登台演戏，十三岁开始在报纸、期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剧评的天才少年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又一牺牲品。（注４：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九页。）

不过，将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门，供党委去“搜索”，这并不是报纸、期刊的编辑、记者们做的事，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对象。凡是采访了鸣放者，写了报道的，只要那鸣放者成了右派，记者也就逃不脱。即使是笼统地报道了某处的“鸣放”，而党认为那鸣放属于“放毒”，鸣放者自然逃不脱，记者或编辑也是右派无疑。如《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派到东北沈阳采访，写了一篇报道东北工学院鸣放的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刊于五月二十四日的《光明日报》。过了两个月，他报道过的那些鸣放者被定为“以民盟右派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他也就因为将其赞扬为“迎春花”而成了右派。《文汇报》记者范琰采访四川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报道。不久，流沙河入网，范的报道被指为“歪曲事实，充满恶毒攻击”，也戴上了帽子。

当然，采访过右派鸣放者的记者不都是右派。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教授王泽汉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右派后，突然受到《黑龙江日报》记者的采访。记者将采访记录整理成文，未经王本人过目，第二天便见了报。根据记者写下的王的言论，王被定为哈工大第一号右派，而那位记者却平安无事。二十二年后，王教授找到当年那位记者，想要弄清真相。记者坦率相告，上面交给他采访的任务，目的本是为制造出一个右派来，以推动反右斗争。因为王是“九三学社”哈工大支部的负责人，又参加过国民党，故被选中。记者奉命行事，当然不会因为报道右派的言论而入罪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在毛泽东骂他“死人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着茅坑不拉屎”时，头脑十分冷静，警告其下属道：“不要锣鼓一响就出来。”结果该报社右派不算太多。为此，邓拓感到欣慰：“现在看来，当初按兵不动还是对的。”而鸣放期间被毛泽东夸奖“放得好”的上海《文汇报》，百人左右的编辑部有三十多人落了网。其中文化副刊的主编黄嘉音是中共执政前颇有影响的《西风》杂志的编辑，因学识渊博被《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请去兼职。他当然成了右派，其右派言论有“咒骂‘人事档案是一垛墙’，主张‘开放人才自由市场’”，“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地位应该一致’”，等等。（注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文汇报》。）

黄嘉音绝不可能是反共份子。据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一九三七年前后，华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内心彷徨苦闷，黄给了他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使他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一九三八年，华瞒着家人、同事离沪北上，去寻找共产党，登轮启程时，唯一的送行者就是黄和他的女友。（注６：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然而，黄嘉音这名共产党的追随者最后却死在共产党的冤狱中。

狱中传出的消息说，黄嘉音是被枪毙的，罪名是“畜意杀人”。由于中共一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任刑事犯欺凌，而刑事犯也乐于以虐待政治犯为乐，并以此向当局献媚，黄在狱中总是受流氓犯的气。有一次吃饭时，一个流氓又欺侮他，他忍无可忍，将饭碗朝那流氓扔去，虽未击中那人，但监狱当局却说他“蓄意杀人”，“依法”杀害了他。（注７：一名当时被劳改的右派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十几名记者，只有一两名侥幸未被扣上帽子。该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因为报道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被定为右派。在批斗他时，他表示不服，遂定为“极右”，于一九五八年初新年年三十的夜里被警车带走，送东北劳改。他几年后被送农村劳动，直到一九七七年方因病获准回家治病。这时，他的母亲、因为“破坏中苏友谊”而戴上右派帽子的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早已死在狱中有好几年了。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湛恩三十年代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因鼓吹抗日，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占领上海的日军特务机关控制的汉奸帮会组织收买杀手暗杀。要是刘湛恩也活到一九五七年，谁知道他会不会同夫人、儿子一样成为中共的阶下囚。

在那一两个月“帮助党整风”的热烈气氛中，一般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一言不发。连起先声明“不跳”的北京大学潘光旦还是忍不住跳了几下，说了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才”之类的话。他被戴上帽子，就此剥夺了讲课和做研究的权利。

朱光潜教授可说是个异数，因为前几年吃足了苦头，所以整风时坚决不开口，终于逃过这一劫。沈从文则早已离开北大，钻进古文典籍之中，别人把他忘了，他也乐得不问政事，总算没当上右派。

也有一些人，譬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为聪明或滑头，从网眼里滑了出来，躲过一劫。据马思聪二十多年后回忆，整风时，文联开会鸣放，戏剧家吴祖光发表道致自己入网的言论之后，他接着提意见。他心知共产党斗了二十八年始执党政权，决不肯与人分享，便避重就轻，只讲了自己有职无权，但正好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搞创作；又说文艺界人士不该过分集中于京沪两地等无关痛痒的话，因此安然过关。

也有人真正一言不发而当上右派的。整风时，一贯紧跟苏联老大哥，将南斯拉夫总统、南共领导人铁托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的中共突然一反常态，令其机关报《人民日报》用两版的篇幅刊登了铁托的一份演讲文稿。由于南共的党纲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关心政治的人就仔细阅读这份难得见到的原文。有人在铁托文章中某些他认为重要的落用笔画上了杠杠道道，竟因此而闯了祸。尽管此人再三声明他并不赞成文章的观点，也不赞成南共的纲领，但申辩最终归于无效，被按上“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社会主义”的罪名，戴上帽子送去劳改。

一位才二十岁的小学女教师，自己亦未鸣放，只是当着其他教职员工的面，念了一段报上刊登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文章。后来，那位民主人士成了知名的“大右派”，她也就成了小右派。她被送往农场劳改几年之后，有幸返回学校，但仍无资格教书，只能扫地洗厕所，默默渡过二十年，等到平反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文科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艾青诗的研究》，尚未发表，艾青就被打成右派点名批判，于是这位赞美艾青诗歌的学生也就倒了霉。他被下放劳动整整二十年，直到艾青平反之后才获得平反。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刚入学的新生杨万才，买了一本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的文集，写信去请教一个问题，许回了信。因为许是位名教授，此事一度在同学间传为美谈。但没过几天，许被“揪出来”了，而且是个“大右派”，从未与许教授见过一面的杨万才也就成为“右派分子的喽啰”，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劳改去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杨万才的父亲是一个黄包车伕出身的汽车司机，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见自己才进大学之门的儿子被“充军”到新疆，绝望地糟蹋自己，慢性自杀死去。杨母也服毒自杀了。二十九年后，杨、许一人渡尽劫波，居然还都活着。杨又给那未曾见过面的老教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劳动、折磨、牛马不如的待遇，几次险遭不测；挖地、放羊、采石、赶车……但我坚强地要活下去，心底深处，盼望有朝一日，能雪耻清冤……”（注８：上海《收获》文学双月刊一九九○　一月号，许杰《且说说我自己》。）

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的巾帼英雄胡兰畦，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电令江西省长驱逐出境。她前往欧洲，在德国加入共产党，一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而遭逮捕，经宋庆龄、鲁迅向德国驻上海领事抗议而获释。随后她长期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是中共一大功臣。鸣放时她并未开口，仅仅去老朋友章伯钧家看望了他，而章是头号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则因为不满中共对章的处置而被定为“为反动父亲翻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自香港回国参军的诗人公刘，是解放军总治部文化部的专业人员。肃反时他被关押，在绝望中曾把腰带勒在自己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一九五七年他并没有参加鸣放，可是一年前发表过两首《怀古》诗，其中咏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的句子，现在被拿出来批判，说他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被一封电报从西北戈壁滩召回北京时，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为他制好，他便被送到山西省一个水库工地同别的劳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

有时候，一个人嘴虽闭着，别人还是能揣摸出他的政治态度来，于是北京大学就抓出了一些“点头右派”、“摇头右派”。谁站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点过头而被人注意到了，反右时揭发出来，就成了“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是为“摇头右派”。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臧孝安，平素话就不多，鸣放期间更是沉默。沉默就可能有问题，党支部强令他交出日记本，然后从日记中找出几句话，据此将他定为右派。尝到了这个甜头，党支部便下令所有有嫌疑的人交出日记，一一定为右派。

查日记是个每试皆灵的法子。有的人信教，在日记中写了对基督教的认识，查出来就是右派。

作家王蒙的那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已够得上“反党”，但由于毛泽东鼓励鸣放时表过态，说是没有政治错误，便不好凭此小说将王蒙定为右派。因王蒙被迫交出了日记，当局便另从日记里寻找罪证。王的日记中有“英国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一类的话，当然也就够个右派的格了。

搜查信件也是个好办法。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办公桌就被撬开，信件被收去“搜索”了一番。（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的《光明日报》其至将搜查所得的罗隆基等人的信件冠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的题目发表，作为其“罪恶活动”的证据公诸天下。自然，这技术倒不算新，早在两年前就对“胡风份子们”用过了。

由政府派往苏联留学的人应当是受党信任的，可是留苏攻读数学的曾肯成听说《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许良英“是党的徒叛”后，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他对许会成为右派想不通。结果信里的话被党知道了，将他召回国，连批判会都不必开，就给他扣上了一顶“右派”帽子。（注９：许良英一九九三年三月给本书作者的信。）

不管怎么说，上述这些人没有言也有行。譬如胡兰畦因为探望章伯钧而获罪，公刘因为一句诗而被押去劳改。有人因为私信中一句话、日记中一个感叹而戴上帽子，这多少还算有点谱，但有的人当上右派却是连半点谱也沾不上的。

一九五四年重庆大学地质系二十岁的毕业生黄治中，主动要求到柴达木去开发戈壁滩，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的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待他结业回到戈壁滩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时反右已经结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便把任务往下分摊。黄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分子指标一个，所领导正为此犯愁，黄回来了，于是把他叫去说：“你被划为右派了！”黄申辩道：“我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呀！”没有用处，党委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结论：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党。

黄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龚德尊，因为不肯揭发黄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里反党”，也成了右派。黄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龚则被开除，遣送回原籍。当初她毕业时，学院要留她任教，她却一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个建设者，最后终于如愿。如今竟带着未来得及用上的嫁妆离开荒凉的戈壁滩，回到四川农村当上一名“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党委同志个个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抓右派的指标。（注１０：萧复兴《柴达木传说》。）

什么叫做“从骨子里反党”？那些党委书记们未予解释。但我们知道，同秦始皇的“偶语弃市”（窃窃私语者杀头爆尸于市场示众），到汉武帝的“腹诽”（肚子里诽谤当局）者斩，是一大进步；而共产党发明的“骨子里”的“反党”则比那“肚子里”的“诽谤”又更上了一层楼。公元前一一七年，因“肚子里”的罪而被汉武帝用硃笔勾掉了脑袋的，只不过是一个“农业部长”颜异而已；但公元一九五七年因“骨子里”的罪而蒙难的，就以成千上万论了。

有了“从骨子里反党”的右派，有了“阴毒的家伙”，各级党的干部们的官就好当了。他们要做的只是先将本部门职工总数乘以百分之五，得出数字，再将自己管辖的人员按不可靠程度排队，在旧政府里做过一点事的首当其冲，其次是以往运动中整过一通的或海外归来的，最后是平时不那么听话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等）；排完队，将前若干名划出来，任务就顺利完成了。当然也有不乘百分之五而乘百分之六、七、八、九、十的，那成绩就更辉煌了。如广州市工商界于一九五六年交出企业、资产的原资本家有一万人左右，一千二百多名成为右派，超过百分之十。（注１１：见香港自联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鸣放回忆》中《广州工商界万人争鸣记》。）

著名作曲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蔷薇蔷薇处处开》等大量歌曲的作者），一九五○年经中共人士乔冠华（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夏衍（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的鼓励，携全家自香港回国。韩战期间，中共动员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他变卖了金银首饰，独自捐了一架飞机，并把长子陈钢（后来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与祝英台》而闻名）送上韩战前线去“保家卫国”。这样一位爱国艺术家，没说过一句反党或对党不敬的话，只因为是从香港回去的，党委排队把他排在前头，就被扣上右派帽子，押送到安徽劳改去了。他不久饿死在那里，尸骨无存。

小城市、县城、乡镇里没有多少知识份子，能找到个把就不容易了，党组织当然把他们排在名单里。河南省商城县黄柏山林场有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培从，还是个地主家庭出身，于是县里指定他和另一名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会计到县城去参加“鸣放”。领导对张培从说：“你可是俺县里的‘大知识’，高材生。你得带头帮助党整风，否则就是对党不。”张不明其中有诈，亦不知世上有“阳谋”一说，遂写了一张“县长不重视专家的意见”的大字报。仅此一张，这就够了。当局立即宣布：“经数月苦战，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张培从终于被挖出来了！”张立即成了“右派劳改队”里的一员。一九五八年，他与另外十九名右派分子被送去修水库。因为是大跃进，没有图纸便施工，工程建到一半时，坝崩库垮，张幸得逃生，而另外十九名右派同伴与几千名农民却一齐被大水吞噬了。（注１２：《中国作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一六六页。）

当“大知识”（念过大学的人）凑不够数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们只好到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小学教员中去寻找可以凑数的斗争对象。例如辽宁省锦西县一百五十三名右派中，百分之七十是教员；山东省庆云县一百一十四名右派中， 百分之七十二是教员；吉林省延吉县一百六十九名右派中，教师和医生占了百分之九十二。（注１３：一九八九年版《锦西市志》第二十九页；一九八三年版《庆云县志》第四○八及四三四页；一九八九年版《龙井县志》第三七○页｛吉林延吉县今已改名为龙井县｝。）

江苏邳县有个姓程的小学教员，本是前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一名军官。一九四九年年初，傅的军队接受中共的条件，让中共和平进北京，军队被改编、遣散，程拿了中共发的路费回到邳县，教教书，种几亩田。他本欲在乡里安居乐业，谁知天外飞来反右横祸，当地党组织为了完成“指标”，将他的名字写上凑了个数。他从此就成了“专政对像”。到了文革中，“地、富、反、坏、右”都在劫难逃，他受不了折磨，自杀了。

作家古华反右时是湘西山里的一个中学生，据他回忆：“五七年反右，学校贴了许多大字报，凡是教书教得好的老师，不论教哪一科，毫无例外成了右派。”（注１４：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二一四页。）

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为古华的话作佐证：

北京青年中学教师陶西平，曾经是一流的“北京男四中”的学生会主席。他一九五五年成为教师，五六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可是五七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川荣昌县大地主家出身的知识青年林万涛，一九五○年当东北人民政府到四川招聘青年建设边疆时，报名到了中国最北端的黑河县。他在黑河中学任高中数学教员，自一九五三年起，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员。他成为右派，对前途绝望，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天夜里越过冰封的黑龙江，投奔了“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注１５：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广州第十四中学老师叶非英，一直以教育为业，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在福建泉州主持过平民中学，曾两次带领数十名学生到中国北方徒步旅行，考察社会。以后他到广州办新民中学。中共执政后，新民中学改为第十四中学，他担任数学教师。他没有家，没有孩子，连星期天都到学生家去为学生补课，因为工作优秀，被中共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但是反右时中共就不要他了。他被定为“右派”、“无政府主义反革命份子”，送到劳改农场。一九六二年初，他的老朋友、名作家巴金到广州，“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注１６：巴金《随想录》第五集第一六四页。）

除了教员，乡镇中的医生也算是文化人，他们未必有什么“右派言论”，可是共产党已决定把一定比例的人按敌人处置，指标分配下来是非完成不可的。圈圈从文化高的人画起，医生当然就是右派，正应了“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这句老话。

江苏青浦县，当时是全国血吸虫流行最严重的几个县之一，一位祖传了十七世的中医陈祖贤参加了当地的血吸虫病抢护队。当他正在忙于为一个个肚子鼓胀的病人医治时，上面突然通知他，他已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浙江省四明山区有个留过美、在上海教过书的老知识份子，是全县唯一懂得英文的人。他当时潦倒无业，靠给人写碑帖和婚丧对联为生。一天，他为乡政府写对联，因为喝了点酒，将毛泽东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他本来就是乡里唯一的文化人，这样当然也就成了乡里的“大右派”

。

因为有指标，总得有人去凑足数，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甘肃有个县，派两个人将二十名右派押送到劳改农场去。途中有个右派逃跑了，押送的干部往县里打长途电话报告。县委领导指示：“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另一名非干部押送者）去顶那个空缺吧。”凭这一句话，那个押送右派的人成为右派，进了劳改农场，任他怎么呼冤，也跑不脱了。（注１７：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中篇小说选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还有一种情形，与“指标”无关，而是因为别人当了右派，你也得陪着一块儿上榜。譬如知识青年李兴华，十九岁加入中，共参加解放军，建国后是天安门警卫部队的一名军官，因有文学才能，被调到《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部。一九五六年秋，该杂志组织读者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是主要约稿人。王蒙成为右派之后，李自然要作检讨。但直到一九五七年底该杂志编辑部被解散时，右派名单中仍没有他。后来上级发现同一大机关中，其他部门犯有与他相似的‘错误’的人已被定为右派，要是将他放过，对别人就“不公平”。于是“平衡”一番，补上他的名字，也将他送去劳动改造了。

还有因为亲属是右派，本人受牵连的情形。兰州大学物理系批判学生何之明时，批判者手里舞着载有批判他哥何之光（湖南省青年团宣传部长）的文章的《新湖南报》说：“你哥哥都是右派，你还能不是吗？”他的厄运自此开始了，先被送下乡劳动，以后又判刑十五年，直到二十年后才回到社会上。（注１８：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河南省滑县的一个会计黄继亮，到北京看望弟弟后，回到单位对人说：“我弟弟是右派。他一向热心工作，他怎么会是右派？”这就够了，“为右派鸣冤”。他成了右派，被押送“劳动教养”三年。三年后送他回原籍江西吉安县种田，不久闹起文革，吉安县“挖出”一个一万多人的“国民党组织”，黄也算一个，党支部书记将他抓到人民公社，捆绑手脚悬在屋梁上，下边用扁担拷打，直至绳子断掉，他摔下死去才罢手。（注１９：黄继亮的弟弟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中国有所谓“株连九族”的传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语）之后又如何？不妨以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一案为例。林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自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老大姐（人民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生中有不少从工矿企业、政府机关和军队中调派来的干部），早先由系里的党组织指派她关心、帮助林希翎，准备发展林加入青年团。林成了右派分子，她便被说成是林的“褓姆”，也成了右派。她的未夫和弟自然同她属于一群，也是右派。他的丈夫仍是军人，在部队中当然有一群朋友，那一群十几个为中共打过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干部，就因为是林希翎的“褓姆”的丈夫的朋友，统统成了右派分子。仅在北京一地，受林案牵连而戴上帽子的便有一百七十人之多。（注２０：《林希翎自选集》第四十七页。）

鸣放时听了林希翎的演讲，读了她的文章的青年，有不少给她去信，表示赞同。反右初起，林天真地以为大家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谁也不想反党，党组织若读了那些信就会相信大家。于是她信件全部上交，请党审查。谁知这一来，党组织获得了名单，那些青年全部落网，无一幸免。《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一九五六年九月致林希翎的信，也被当局作为“詹寰的反动思想”的证据而登在《人民日报》上：“看看吧，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后人也许嗅不出其中的“反动”气味，但《人民日报》却就是凭此将詹寰定成了“反对党的‘勇士’”。（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

祸从天降，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一九五六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通讯《不应开设的商店》，批评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为干部设一家不挂招牌的商店，低价供应稀缺商品的做法。虽然文章写于整风之前，与鸣放无关，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的父母官员们将这一年前的老账翻了出来。牵涉到那篇文章的记者多为中共党员，与那些当权派并无不同的政治信仰。但问题是，记者认为当官的不愿与百姓同甘共苦，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有违社会主义原则，而当权者却认为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是农民意识，他们有功于党，党对他们多一点照顾，既谈不上享受，也谈不上脱离群众；记者未经党的许可，擅自将党内的事向百姓公开，不仅仅是绝对平均主义在作祟，真实意图还在于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冕皇帝”输了那场官司。同当年延安整风时王实味因为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作了自己人的阶下囚一样，这群记者被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同的是，这一篇文章牵涉到《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三家报社的三十多名记者，他们竟一个不漏地被一网打尽。如果做个文字游戏，将那篇仅上千字的报道均分一下，则每人只能摊到不足三十个字。就为了那三十个字，他们从受人尊敬的记者变成了新中国的贱民。

既然从一篇文章就可以抓出三十多个右派，各级党干部还愁完不成上级交给他们的“指标”吗？

第十二章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