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3日讯】古籍中有神农尝百草的记载,我没吃过草,但我吃过草根。在那个痛苦可怕的岁月里,我没有被饿死,也有草根一份功劳。
茅草和芦草的根是一节一节的,长得很长很长,一直深到地的极深处,土黄色,嚼起来味道有点甜,可以入药,我们却是用来活命。这种草根的筋非常有韧性,你就是再好的牙齿,要想把它咬断嚼烂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当时吃这种东西是吸吮那里边的那点甜水儿,当然要是饿急了的时候,也有可能使劲儿一伸脖子把它咽下去。总之那不是人吃的玩艺儿,但我们吃过。
在草中有一种三棱子草,叶子很厚,生在潮湿的土地上,拔起来根部是黑色的,有时有块根,很硬,咬开后里面是白色的,味道有点甜,可以吃,人们叫作“地梨儿”。能吃到“地梨儿”是一种“福份”,一群孩子跑到地里,不停地拨这种三棱子草,找“地梨儿”吃。有时拔一大片,也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块根,那就胡乱找小得像黄豆一样大小的很劲儿咬着吃,骗自己,骗自己的肚子。我们那时真像是一些小动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处都是在地里找东西吃的孩子。
春天,地里的茅草长出两三寸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到地里找“锥锥”吃。风吹着大地上的黄沙,柳树摆动着它那长长的枝条,天边的云彩层次分明,燕子在空中飞上飞下,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就到处找茅草多的地方,坐在地上,胳膊肘儿按在沙土上,细心地拔茅草中的“锥锥”,那其实就是茅草的穗,在它还没有长出来时,又香甜又细嫩,非常好吃。在拔的时候,嘴里还要一边拔一边说着:“锥锥锥锥~~。”大家都说,只有这样才不会把“锥锥”拔断。锥锥一旦长出来,成了穗,就不好吃了,但有时饿急了,我们还是要吃的。
有一种植物我们叫它杨花苗,它的根细细的,长长的,白白的,也是甜的。夏季到了的时候,我们要跑十八里路去拾这种东西。耕地的在前边把这种植物的根翻出来,我们蜂涌而上跟在梨后面抢着拾。弄回来后放在锅里蒸着吃,蒸熟的杨花苗根有点像红薯,像萝卜,面面的。剩下的还可以晒干,磨成面吃。这种东西属大凉,吃了会拉肚子,但人们顾不了这许多了,先解决了饥饿再说,毕竟是吃在先,拉肚子在后,况且人们都认为拉不死人的,也真的没因吃这种东西死过人。
在那个胡乱吃的年代,也出过因误吃而死的:有一种植物叫苍子棵,叶、茎都有一种难闻的异味,不能吃,但它的果实却是不错的东西。果实壳上长满了刺,椭圆形的,有花生米大小。里边有两个象葵花子一样的种籽,油性很大,可以炸油,苍子油炸的东西又脆又香,比芝麻油炸的还好。把苍子棵的种籽收集在一起,晒干,用锅炒后,再放到碾子上轧过,种籽和外壳就分离了。轧碎的种子,味道和炒芝麻炒花生差不多。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吃的东西,它对人食欲的勾引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孩子。但它热量大,吃多了受不了。我邻居有一个姑娘,就因为吃得太多了,七窍流血而死,那年她十六岁,有一个死了妻子的爸爸和一个没有娶媳妇的哥哥。
草籽就是较好的食品了。各种草籽几乎都可以吃,而以一种稗草的籽最好,人们叫稗子面。当然,到了吃草籽面的时候人们就不大会饿死了,最饥饿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等到草结籽的。到了秋天,地里收的粮食无论多少,是生产队的,是国家的。国家按定量给人们分配口粮,最困难时期的口粮是每天人均二、三两。人们在劳动之余拔些草,收集一点草籽以补口粮的不足。1969年我们部队在移防时发了一些蜡封的纸盒儿,里边是没有一点甜味的饼干,听说那是1962年储存起来的,1962年正是每天都饿死许多人的时候。一边饿死许多人,一边把粮食存放起来,这叫“备战、备荒为人民。”表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战略眼光,以及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救人民于水火的宽广胸怀。
我的家乡是黄、淮海低产地,植物不算太丰富,现在想起来,能吃的大概总有几十种。当然,我说的是人快要饿死时用来救命的,并不是说现在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餐桌。 那些当时人们吃起来津津有味的野草野菜,现在的人一般是不会吃的。只有一种野菜是个例外,前两年有个朋友请我吃饭,餐桌上就上了苦菜。鲜嫩的苦菜只有一两个叶,长长的白根,用来蘸甜面酱吃,味道很不错。当然这是极特别的现象,也不是总吃,只是在春季偶尔吃一两次。
在那个年月,野菜也不是很好找的。野菜中有上品,中品,下品,还有极品。有一种野菜当地叫“针针儿菜”,针状的叶子和茎鲜嫩可口,可作馅吃。后来粮食差不多够吃了,还有人用这种菜作馅儿。人们吃的野菜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在找不到好菜的时候就尝试着吃别的。有一次有人到我家告诉我们,说我二姨全身浮肿,让我们去看看。她是吃了一种小叶有毒的野菜造成的,后来我们谁也不敢吃这种野菜。在那个岁月里,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不断地甄别着地里的野生植物,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它们都有些什么特性。
我对能吃的野草野菜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农村到处都有当时吃的野草野菜,一片一片的,在那些长满野菜野草的地方,我走路很仔细,生怕踩坏它们,有时我还要在这些野菜跟前静静站好长时间,常有再吃一吃的冲动。有时我想,那些年月为什么没有这么多野菜呢?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多,好多人就不会被毒死或饿死了。前不久,我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向我抱怨她新租的院子里杨花苗太多,根扎得很深,刨也刨不浄,烦死人了。她那里知道,我们当时要跑十八里路之外去抢拾这些菜根呀,这些细细的白根,曾是我的救命恩人。
其实,就是在那个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的年代里,人们也有高兴的时候,并不是每天都愁生愁死的。我和妈妈经常一起到地里挖野菜,妈妈给我讲过许多关于野菜的故事。她说,苦菜以前并不苦,当年王宝钏住寒窑,吃的就是这种菜,后来她作了娘娘,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由感叹道:“苦哇!”所以苦菜就变成苦的了。有一种野菜当地人叫“醋溜”,味道是酸的,我常一把把地摞它的叶子吃,每一片叶子上都有暗红色的斑,妈妈说,这些菜上原来没有斑,有一次王三姐咬破中指写血书,写完后把血滴在了这种菜上,从此以后,这种菜就有暗红色的斑了,那是王三姐的血迹。妈妈还给我讲过一个笑话:她说,有一个农民到城里卖柴,卖完后肚子饿了,到一个饭店想吃饭,站了好长时间不知吃什么好,因为他舍不得花钱,家里人还要等他卖柴的钱活命。后来他看到有人吃苦菜,就想,这东西地里多得是,肯定不值钱,就吃这个,再来个饼子,好歹吃一点算了。要完了菜一问价,把他吓了一身汗,一盘苦菜就要去了他一半的柴钱。他想,一盘儿苦菜就这么贵,一个饼子还不敢要他三担的柴钱吗?吓得他再不敢要饼子,胡乱把苦菜吃完就回来了`。妈妈笑着说,其实,在城里,十个饼子也卖不了一盘儿苦菜钱,人家把苦菜当稀罕儿吃,那是个讲究,吃的是野味。
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年月我还很小,但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风调雨顺,没有洪涝风沙等自然灾害,也没有各种病虫害。常听大人们说,那些年饿死人,是因为苏联要债,至于为什么欠苏联的债,欠了他们多少债,那就连大人也说不清楚了。后来才听中共说那些年是自然灾害,总之,要不是共产党政策好和领导得力,中国人怕是要死绝了。一九六一年中共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那个时候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人反对,后来又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没有人反对,现在说一党专制“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要是看一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报纸,就会知道,那个时候中共说一党专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历史的前前后后串起来,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怎么说都是对的,老百姓听着就是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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