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束语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曾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数百农民，从第一书记陈漫远到县委书记均受处分──本书作者注）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１）如今真的死了人，而且与五千万也差不离。他却不说要撤他的职、砍他的头了。作为这桩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呈示出什么道德良心？三四千万人饿死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没有，什么也没有。在一九六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２）

一九六一年春，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家乡搞调查时，曾明白地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在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他召集干部会议，说：“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又对即将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３）

可惜刘少奇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成了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刀下鬼。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也就统统无从谈起了。三十多年了，偌大的中国，连一本书、一个剧、一块碑都不曾出现。吾人清楚，只要那祸首的尸体还被供奉在殿堂里，建立“大跃进死难同胞纪念碑”就是不可能的。

数千万父老兄弟姐妹的在天之灵还没有安息。愿我中华子孙牢记：这一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人祸，是随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序曲到来的。
永远勿忘西元一九五八年！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丁抒写于美国明尼苏达

五、　　附　录

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时，可用下列公式中任意一个计算某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一．若有可靠的死亡率：（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数。二．若有可靠的出生率：该年底人口－〔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有非正常死亡时得数为负。）

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位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１）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随刘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２），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是缩过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亲自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责问道：“这里有张表，上面填‘这个数字是经政法部门上报了的’，‘这个数字经公安局上报的’，‘这个数字是在某次会上汇报了的’，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３）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连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不甚清楚。

显然，国家统计局根据各省的报告统计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计算非正常死亡数的可靠依据。因此第二个公式是唯一的选择。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数。

正常死亡率不难得到。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准，不会将非正常死亡率估算过高。故本书作者采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４）作为正常死亡率。这样，出生率就成了关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二点四，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却只有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仅这一差错就平白“抹掉”了五百万人。（５）
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实。证明如下：

从一九五七年○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的婴幼儿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该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满四岁就会夭折。（６）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基本一样。（７）这两年平均下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若没有因大跃进而引致的大饥荒，百分之十一的婴幼儿将活不满两周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

这是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大跃进期间如何？

截止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表明，一九五九年间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于大饥荒。（８）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婴幼儿死亡率远高于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虽无法猜测婴幼儿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却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婴幼儿死亡率。采用此下限会使非正常死亡数估计不足，断不会夸大。

一九六○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一二九三万。（９）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婴儿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这一二九三万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万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１０）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点八六。（１１）

至于一九六一年，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一九六一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大约为一三五五万。这表明即便一九六一年出生的人一个没死，全部活到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也有千分之二十点四六。（１２）可见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毫无根据。既然大跃进前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一九六一年年出生、未活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国人口普查的婴幼儿，至少应有百分之十三。据此计算，一九六一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二十三点五二，（１３）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十八。

一九六二年，大饥荒已近尾声。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二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１４）也可信了。但我们仍可用上面的办法核实一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者均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因而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已夭折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一。从一九六二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可知，统计局的数字大致准确。（１５）

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数是二一二万（１６），其中一百九十六万是农民。（１７）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一七七八万（１８）、一一九○万（１９）和二九一万。（２０）连同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三千五百多万。

这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这一假定出发得出的结果。但是，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与逐年人口数完全不吻合。试看下表：（２１）

统计局公布的　　　　　　　　　　　　　　 统计局公布的
年底人口　　　　　　 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万）（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　　 　　 ６５，９９４　　　 　 一九五九年　　　　 　６７，２０７
１８．３８　　　　　 １０．１９　　　　 一九六○年　　 ６６，２０７
－１４．８８　　 　　－４．５７　　 一九六一年　　 ６５，８５９
－５．２５　　　 　 ３． ７８　　 一九六二年　　 ６７，２９５
２１．８０　　　　　 ２６．９９　　 一九六三年 ６９，１７２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一九六四年　　 ７０，４９９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一九六四年　　 ７０，４９９

怎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错呢？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不无根据地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资料中保留下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２２）那么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假设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不实，而人口增长率却是真实的，结果会怎么样？

因一九六四年底时饥馑已结束，又经过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数可信。以此作基数，用人口增长率倒推前几年的人口数，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仅六四四○二万，（２３）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数六七二○七万亦可信，可见人口在一九六○年内减少了二八○五万，而这一年里人口本应增加七百七十七万的。这样，仅一九六○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就高达三千五百多万了。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一九六一年有五百九十九万人非正常死亡。（２４）整个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则高达四千四百万！

笔者相信，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保留了大部分真实资料。这是计算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基本依据。如前文所述，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千四百万。

在本计算中，笔者作的唯一假定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婴幼儿死亡率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相同，实际上一定高得多。这样，计算中即使有误差，也完全可以由此抵消。所以除非日后国家统计局更改资料，或者有新的资料被发掘，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

附录注释

（１）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第九十一页。

（２）《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王光美的文章。

（３）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４）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五页。

（５）同上，第一○三、一○五页：一九五八年底全国人口６５９９４万，农村人口为５５２７３万，城镇人口１０７２１万。一九五九年农村死亡率为千分之十四点六一，城镇死亡率为千分之１０．９２。一九五九年全国死亡总数为（５５２７３ｘ１４．６１＋１０７２１ｘ１０．９２）／１０００＝９２５万。一九五九年底人口为６７２０７万，比一九五八年增加１２１３万。故该年出生９２５＋１２１３＝２１３８万。２１３８／６５９９４＝０．０３２４。６５９９４ｘ（０．０３２４－０．０２４８）＝５０２万。

（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八五三、八五六页：一九五七年部分县（共二千零四十四万人）○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人口死亡率分别为０．０７６２、０．０４４４、０．０２９０、０．０１９６。部分市（五千零二十一万人）分别为０．０３５４、０．０２８９、０．０１６８、０．００９３。全国农村人口为５４７０４万，城市为９９４９万。全国市、县平均，一九五七年○岁婴儿死亡率为（５４７０４ｘ０．０７６２＋９９４９ｘ０．０３５４）／６４６５３＝０．０６９９；一至三岁幼儿死亡率为０．０４２０、０．０２７１、０．０１８０。若无情况异常，随后几年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一九五七年出生、能活满一岁者的比例为（１－０．０６９９）＝０．９３；活满两岁者的比例为０．９３ｘ（１－０．０４２０）＝０．８９１；活满三岁者的比例为０．８９１ｘ（１－０．０２７１）＝０．８６７；活满四岁者的比例为０．８６７ｘ（１－０．０１８０）＝０．８５１。

（７）同上，第八五九、八六五页：一九六三年部分县（共一亿零四百万人）分别为０．１０１５、０．０２６４、０．０１６０、０．０１１３。部分市（八千七百万人）分别为０．０３５５、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７３。全国农村人口为５７５２６万，城市为１１６４６万。全国市、县平均，一九六三年○至三岁婴儿死亡率为０．０９０４、０．０２５３、０．０１５３、０．０１０６。若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一九六三年出生者能活满一至四周岁的比例为０．９１０、０．８８７、０．８７３、０．８６４。

（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三十四页：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为一四八八万，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为一四三一万，一九六○年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出生的有一一五四万，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生的有一五五七万，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有三○二五万。故一九五九年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约为（１４８８＋１４３１）／２＝１４６０万。一九五九年出生２１３８万。故死亡率为（２１３８－１４６０）／２１３８＝０．３１７。

（９）同（８）。一九六○年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１４３１＋１１５４）／２＝１２９３万。

（１０）一九六○年实际出生１２９３／０．８６＝１５０３万。１５０３／６７２０７＝０．０２２３７。

（１１）同（４）。

（１２）同（８）：一九六一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约为（１１５４＋１５５７）／２＝１３５５万。一九六○年底人口数为６６２０７万。１３５５／６６２０７＝０．０２０４６。

（１３）一九六一年实际出生１３５５／０．８７＝１５５７万。１５５７／６６２０７＝０．０２３５２。

（１４）同（４）。

（１５）同（８）。考虑到饥荒过后的补偿性生育，若从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中出生的三○二五万人中，百分之四十六生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则一九六二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大约为１５５７／２＋０．４６ｘ３０２５＝２１７０万。一九六二年实际出生２１７０／０．８９＝２４３８万。２４３８／６５８５９＝０．０３７０２。这正是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

（１６）一九五八年底人口数是６５９９４万，一九五九年出生２１３８万，正常死亡７１３万。一九五九年底应有６７４１９万，实际仅有６７２０７万，少了２１２万。

（１７）同（５）。农村人口死亡率从一九五四年起逐年下降，一九五七年为千分之十一点○七。取此数为正常死亡率。一九五八年底农村人口为５５２７３万，一九五九年农村死亡率为千分之十四点六一，则非正常死亡数为５５２７３ｘ（１４．６１－１１．０７）／１０００＝１９６万。

（１８）一九五九年底人口数是６７２０７万，一九六○年出生１５０３万，正常死亡７２６万，应增加７７７万。实际减少１０００万，非正常死亡１７７７万。

（１９）一九六○年底人口数是６６２０７万，一九六一年出生１５５７万，正常死亡７１５万，应增加８４２万。实际减少３４８万，非正常死亡１１９０万。

（２０）一九六一年底人口数是６５８５９万，一九六二年出生２４３８万，正常死亡７１１万，应增加１７２７万。实际增加１４３６万，非正常死亡２９１万。

（２１）同（５）。

（２２）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社会》月刊一九九三年第四、五期合刊。

（２３）同（５）：一九六四年底人口七○，四九九万。一九六三年底人口数应为７０４９９／（１＋０．０２７６４）＝６８６０３万，一九六二年底是６８６０３／（１＋０．３３３３）＝６６３９０万，一九六一年底是６６３９０／（１＋０．０２６９９）＝６４６４５万，一九六○年底６４６４５／（１＋０．００３７８）＝６４４０２万，比一九五九年底的６７２０７万减少２８０５万。

（２４）一九六一年应增加８４２万，实际增加２４３万，非正常死亡５９９万。

六、　注　释

注　释　一

(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No.4　(December　1984)：Basil　Ashton，K.Hill，A.Piazza　&R.Zeitz，“Famine　in　China，1958─61”。第六一四页。(2)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八七三页。(3)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一六○页。(5)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三十九页。(6)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二卷，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七二页。(7)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六页。(8)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9)见本文附录。(10)《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健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

注　释　二

(1)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一第一五七页。(2)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引自笔者保存的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七○二页。(4)《黄克诚回忆录》第三八五页。(5)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七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一九六七年五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6)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7)《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九十三页。(8)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罗荣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罗荣桓元帅》第九○一页。(9)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10)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集第四三六页。(12)《安徽文学》第五期。(13)参见(29)。(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七一四页。(15)《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页。(16)《钟山》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一四○页。(1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八集第五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　-1965)》第三十四页。(18)《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五页。(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五十二页。(20)《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第十七至二十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21)同(19)，第三三六页。(22)《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一○○页。(23)一九九二年版《宜宾市志》第十七、十八、八十四、八十八页。(24)四川人民出版社《阎红彦传略》第一七四页；一九九○年版《仁寿县志》第九十六、九十七、一○六页。(25)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六十四页。一九九一年版《灌县志》第七十四、一三○页。(26)一九八九年版《夹江县志》第八十二页。江北县死人事件见《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页。(27)一九九一年版《丰都县志》第九十四页。一九九一年版《巫山县志》第二十二、九十一页(28)一九九九二年版《大邑县志》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页。一九九○年版《井研县志》第九十九、九十八、一五○页。(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国人口年鉴》第五二二、五二三页：四川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点五五，此为正常死亡率。四川省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数为七○八一万、七○七八万、六八九七万、六六二○万、六四五九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死亡率为千分之25.13、46.97、53.97、29.42、14.62。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7081x(25.13-10.55)/1000=103.2万、7078x(46.97-10.55)/1000=257.7万、6897x(53.97-10.55)/1000=299.5万、6620x(29.42-10.55)/1000=124.9万、6459x(14.62-10.55)/1000=26.3万，共811.6万。若按全国平均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计算，则非正常死亡数为803.2万。(30)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九四页。(31)一九六七年六月，四川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刊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七十七、七十八页。(32)《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十六页。(33)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34)美洲《民主中国》第二十九期第九十一页。(35)同(33)。(36)同(33)。(37)同(33)。(38)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五十九、六十四页。(39)同上，第六十五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十九页；《中国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页，霍达《民以食为天》。一九五八年人口约三十九万。(40)一九九○年版《宿松县志》第八十九、八十三、三十二页。一九八九年版《濉溪县志》第四八二、七六二页。一九九一年版《灵壁县志》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页。一九八九年版《涡阳县志》第四八二、四十二页。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二十三、七十一页。(41)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42)一九七九年时的安徽省委秘书长与本文作者的谈话。(43)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为贵州省委书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为内务部副部长。(44)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45)同(43)，第三十五页。(46)一九八九年《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页。一九九二年二月张天珩《回忆霍维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难的日子里》未刊稿。霍维德，前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一九五九年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47)《瞭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第十七至十八页；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五期。(48)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49)解放军出版社《忆钱瑛》第四页；一九八九年版《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五页。(50)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51)一九九○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八十八页，一九八九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八十一页。(5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六○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页。(53)《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页。(54)同(53)，第一三七、一三八页。(55)一九八六年版《信阳综览》第二七八页。(56)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二○三页，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八六年版《淮滨县志》第六十九页。(57)史川《“反瞒产”是导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从中共内部档看毛泽东怎样把农民推向绝境》未刊稿；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二十二页，河洛《漫说中原》。(58)一九八九年香港存真社版苏晓康《乌托邦祭》第三○一页；。(59)《纪实文学》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楚天周末》。(60)香港存真社版苏晓康《乌托邦祭》第二九九至三○一页。(61)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首都经济资讯》报，《数位里的悲哀─追记一个县委书记的死》。(62)裘之倬《中共党史人名录》第一八○页。(63)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一九四页。(64)同上，第一九三、二○一页。(65)《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十八页；《当代》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二三九页。(66)《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马辂等着《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六二页。(67)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68)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一九六页。(69)同(10)，第八十五页。(70)同(10)，第八十九、九十三页。(71)该黄姓朋友与本文作者的谈话。(72)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一九六一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73)《湖南省志》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卷(上册)第二五三、二五六页。(7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一四二页。(75)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至二三一页；《人物》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页。(76)一九八六年版《松滋县志》第二十七、六十、六十二页。一九九○年版《宜都县志》第一三□页。(77)《解放军文艺》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所国心、董滨《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78)一九九○年版《溧水县志》第九十四页。一九九○年版《常熟市志》第一○三○页。一九八一年版《东安志》第三十五页。(79)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编印的《打倒江苏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渭清》第十三页；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编印的《打倒洪沛霖！捣毁洪家店！》第十页。(80)一九九○年版《高邮县志》第六十一、一六二页。(81)《当代中国的江苏》（上）第九十八页；《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第一六八页。一九六六年十月，华东一批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到其老上级陈毅元帅家中做客。众人聊天时，谈到了一九六○年饿死人的的事。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我在江苏工作十七年了，十七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四万人。”江渭清指的是宝应县，见下文。江所说仅撤过一个县委书记的职不确。(82)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83)一九八一年版《台安县志》第一二六、三十七、一三□页。一九八七年版《镇雄县志》，《全县户籍人口情况一览表》。一九八九年版《安康县志》第二十四页。(84)一九八六年版《宁都县志》第七十页；一九八九年版《丰城县志》第三十二页；一九八九年版《横县志》第十六页；一九八九年版《望奎县志》第九十页；《黑龙江四十年》第三○三页。(85)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国人口年鉴》第三九九页。一九九一年版《天津简志》第一一七六页。《沈阳市志》第四三五、四三一页。(86)《南阳市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页。一九八三年版《武阳镇志》第十九页。(87)翟禹钟、梁胜明着《丝路潮》。(88)萧复兴《柴达木传说》。(89)丛维熙《走向混沌：反右回忆录，劳改队纪事》第二二○页。(90)《中篇小说选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该文不是小说。(91)张天珩《回忆霍维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难的日子里》未刊稿；高尔泰《待查的数字》，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美洲《新闻自由导报》。(92)当年从“五八三”幸存的北京大学的讲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注　释　三

(1)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主办的《上游》一九六○年第九期第一页。(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一六二页。(3)一九三九年版，陈高佣编。(4)刘真《在黄陵的周围》，香港《开放》月刊一九九三年三月号。(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第二一九页。(6)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7)《当代中国的湖南（上）》第一三三页；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8)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美洲《侨报》。(9)一九八七年版《四川省情》（续集）第一五○八、一五一一页；一九九一年版《灌县志》第七十四页。(10)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世平《四川人口史》。(11)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八七页；《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文章。(12)《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六月号第一二七页。(13)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五十八页；《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八十二、七十八页。(14)谢剑《彝族去来》，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七期。撒梅族为彝族之支系。(15)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16)一九八九年版《扶绥县志》第十七页。(17)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一九七页；《当代中国的北京》(上)第二七九页。(18)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19)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20)同上。(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22)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圣》第五十九页。(23)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24)解放军出版社《忆钱瑛》第四页；一九八九年《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页。(25)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炭子冲村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委员会”编印的《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第六次批判大会发言稿)第十八页，《揭开刘少奇湖南之行的黑幕》。(26)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27)《新华文摘》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第一八五页。(28)《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集第八十九页。(29)一九八九年版《河曲县志》第二十六页。(30)《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号第一六八页。(31)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议，《陶铸文集》第二三七页。(32)吴象《“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炎黄春秋》一九九四年第八期。(33)《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34)一九八九年版《驻马店市志》第一编大事记第二十五页；史川《“反瞒产是导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从中共内部档看毛泽东怎样把农民推向绝境》未刊稿。(35)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六十三页。(36)黄秋耘《风雨年华》。(37)一九八一年群众出版社《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第三○六页；《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当代》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页，《逃港者》。(38)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六八页；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十九页。(39)沈家善《农村公共食堂始末》，《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八四七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五三九页。(40)《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七页。(41)《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页。(42)同上。(43)一九九○年版《高邮县志》第六十一页、第三篇第一节。(44)同(28)，第九十五页。(45)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各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集第二五○至二五四页；一九九○年版《井研县志》第九十八、九十九、一四九、一五○页。(46)惠浴宇《追祭王治平》，《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六期。(47)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48)同(11)，第二五一页。(49)同(11)，第二五二页。(50)傅振国《昨天的秘密》，《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51)《人物》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52)《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53)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第三八三页；《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54)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北戴河会议。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一三三页；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李南青《大跃进三十年祭》。(55)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刘邓办公室编印的《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概况》第二十九页。(56)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57)《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十四页。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编《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遗事》。(58)同(11)，第三三一、三四二、三七三页；权延赤《我在中南海》，《红、黄、蓝》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专职为毛泽东摄影的侯波等人也曾提及此事。(59)《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60)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二三四页。(61)《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十七至十八页。(62)《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第二十五页。

注　释　四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二○三页。(2)《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页。(3)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在长沙听取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刊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部分材料》第八页；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花明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1)，第十一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第六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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