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7日讯】综上所述，中共建国以来各任外交部长在国际大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有失国格，有些甚至低俗不堪，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代表，都相差一段不短的距离。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立国的目标、原则和方法完全错误，以致造成本文第一篇题目“形象如此不堪，国家如何立足？”的结果。

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质是在落后国家里的一场农民起义的结果，其以毛泽东为首的最高领导层，大多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民，或者是一些所谓“边缘知识分子”。不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就是对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对世代传承的“礼仪之邦”都知之甚少，但又偏偏自信心爆棚；加上共产革命只尊工农，排斥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由这样的革命产生这样的领袖，又由这样的领袖统治这样的国家，其外交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都是说：“上行下效”，有怎样的领袖，就有怎样的下属。那就让我们先看看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外交风格。

1958年中苏分歧，苏联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居然在游泳池穿着游泳裤接见他，堂堂一个国家元首(毛泽东当时兼任国家主席)，连最基本的外交礼仪都不懂，难怪他一代一代的外交部长都不懂得礼貌。1976年1月1日，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之子)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时尼克松已经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毛泽东还口口声声“尼克松总统”……，戴维小心翼翼地告诉毛泽东：“尼克松先生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毛泽东竟然满顸地说：“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吗？……”，戴维说：“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这样称呼他会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毛泽东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单要称他为总统，我还要邀请他来中国访问，马上就来！……”。在外国人面前，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

除了没有礼貌，蛮不讲理之外，因为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偏偏又以为做了皇帝无可匹敌，于是就往往不分场合口不择言，真个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不但与其身份大不相称，而且往往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真是“一言丧帮”，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最典型的就是1964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你们不需要向我们道歉，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如果没有中日战争，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堂堂一国之首，竟然漠视数千万同胞死于中日战争的“国耻”，公然感谢昔日屠杀自己父兄、强奸自己姐妹的敌人，着实会令对方瞠目结舌，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听到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话竟然出自自己的领袖之口，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伟大领袖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当然，皇上金口玉言，说什么也没有人敢阻拦，但是别忘了历史是无情的，这句话必然会在世界历史上被记下荒唐的一笔，心中根本没有他的人民的卖国暴君最终必将被人民钉在耻辱柱上。

1971年毛泽东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骗人的，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此其中的一个”！这句话确实没有错，毛泽东生来就是一个生性好斗的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一生与敌人斗，与朋友斗，与同志斗，一直斗到死的一天。他错在把全体中国人民拉下水，以为中国人个个都像他这么好斗，让五千年的礼仪之邦在全世界面前集体蒙羞。

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反苏统一战线”，荒谬地表示要“一个纬度，一条横线”来对付“一个可诅咒的家伙”。1974年1月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一条线，一大片，中、美、日、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同处在同一纬度线上，连成一大片联合对付苏联……”。一厢情愿地以地理纬度来划分敌友，真是闻所未闻，用李肇星的话来说真是“幼稚园程度”，恐怕要笑掉听者的大牙！

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支援世界革命”，“做第三世界领袖”的梦魇，往往心血来潮，信口开河不惜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肆意挥霍。1965年3月8日，周恩来、李先念陪同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讲到经济援助，毛泽东竟然问阿尤布．汗说：“中国人是不是太小器？”，阿尤布．汗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就说：“二亿美元太少了，给五亿！”，窘得刚刚和阿尤布．汗讨价还价会谈完的周恩来、李先念目瞪口呆。事后，毛泽东还说：“应该再加一个零”，意思是扩大十倍！据大陆的擦鞋回忆文章说：毛泽东自从担任领袖以后，双手从来没有碰过钱，因为他的衣食住行全部有人服侍，要什么有什么。如此说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这个穷国家到底有多少家档，可以供他挥霍，在穷国家面前充好汉。

七十年代，中国因为文化大革命处境空前孤立，毛泽东提出所谓“三个世界”论，不惜一切拉拢所谓“第三世界”的非洲穷国家。1967年6月23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由于他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元首，毛泽东破例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会谈中卡翁达要求中国援助修建1860公里长的“坦桑铁路”，毛泽东连想都不想，一口答应说：“这条铁路投资也不过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据大陆出版的文章回忆说：“在座的人都不出声，显然在揣摸这句话的含意，究竟是毛泽东的幽默，还是他的气魄？最吃惊的是卡翁达本人……”。就这样，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不断追加投资，历时十年才修通了这条跨国铁路。可是，由于从根本上缺乏管理人才，当地的经济发展落后于运输能力，营运以后一直亏本，后来毛泽东死后，索性被卖掉，中国人民几十亿血汗钱血本无归，全部泡汤。

当时毛泽东还有一个独裁者朋友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总共给了他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阿国只有200万人口，平均每人4000多元；而当时普通中国工人每月只有30多元的工资收入，每个阿尔巴尼亚人得到的援助等于一个中国工人十年的总收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毛泽东把数十万优秀的中国儿女推到战场上送死，把中国人民的财产化为乌有；1965年毛泽东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失败，导至六百多万华侨惨受迫害；七十年代毛泽东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杀害柬埔寨人民200万，几乎占全国人口1/3，其中包括30多万华侨，毛泽东外交的祸国殃民古今中外谁人能及！

邓小平其实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毛泽东的一个忠实走狗，他积极参与“抗美援朝”、积极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波兰、捷克的民主运动、后来又积极参与“中苏论战”，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积极宣传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毛泽东死后，眼见毛泽东的极左外交路线走不通了才改弦更张，不再充当“第三世界”的旗手，邓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没有好处，好多主动都失去了”。1991年苏联瓦解，柏林墙被推到，东欧共产国家纷纷倒台，中国的铁哥们罗马尼亚寿西斯古被枪毙，中共高层极为恐慌，国内有人提出要宣布罗马尼亚发生“反革命暴乱”，邓小平不敢同意，在四面楚歌之下，提出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寻着应付、韬光养晦”，1956年协助毛泽东对待“匈牙利事件”时的豪气不再。

邓小平虽然头脑比毛泽东要清晰一些，年青的时候还去过法国“勤工俭学”(其实是做廉价劳工，一天书也没有读过)，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俗夫。基辛格早期访华时见过邓小平，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邓小平：“谈话中间喝茶，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然后对客人说，对不起，我是个乡下人”。初次见面，基于和周恩来的彬彬有礼不同，所以邓给基辛格的印象并不好，基辛格曾经对人称邓小平为“一个讨厌的小个子”。邓小平的固执也给他的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卓尔夫人在“唐宁街岁月”一书中回忆说：“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觉他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的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如果英国不同意，中国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实，英国并非懦弱，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戴卓尔夫人曾经询问过英国军方，如果效法福克兰群岛和中国军事对抗，是否绝对没有可能？最后英国可以说是“投鼠忌器”不希望香港受到战争的损毁，所以一早放弃武力对抗的选项；既然达到了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本身亦从来没有从香港掠夺财富，(香港回归时，英国给香港留下了近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时占世界第二位)，因而就转而同意将香港和新界的主权一并归还中国，为中国的统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向世人显示了何谓“绅士外交”；反之，在中国大陆则一面倒地宣扬吹捧邓小平的强硬立场和“丰功伟绩”，仿佛香港回归衹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邓小平外交留给香港人最深印象的还有两件事，其一是1984年特意召集香港记者，大骂黄华、耿飙“胡说八道”，“党霸”之威风显露无遗；其二是每次出场，脚边总是有一个大痰盂，和外宾谈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指指点点。香港人议论他“无点教养，无点礼貌”，因为在香港人看来，在人面前吐痰和用手指在别人面前指指划划都是很没有礼貌的。可是，我们的邓大人毕竟是正如他自称的“乡下人”，从头到尾木知木觉，手下的什么“礼宾司”之类，也没有人敢提醒半句，于是就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大损国格不自知。

有怎样的前朝君主，就有怎样的后朝臣仆，邓小平死后，江泽民悄悄地改变了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实行所谓“大国外交”，一厢情愿地想和美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却遭到别人的冷遇，布殊宣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3月，钱其琛访美，布殊隆重接待日本首相森喜郎和以色列总理沙龙，却把钱其琛“晾”在一边。美国传媒舆论嘲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是“浪漫外交”，“往往喜欢像国内一样“拉关系”，喜欢和熟悉的“老朋友”来往，比如曾经担任过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老布殊。但是外国人对中国这种外交文化并不认同，因而往往衹是一厢情愿……”，说得一针见血。至于说，江泽民在外交场合下的许多丑态，比如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发、抱着外国元首夫人共舞、在外交场合下引吭高歌、在贝多芬故居没有征求主人的同意，弹奏贝多芬的钢琴、青筋暴露面红耳赤地呵斥香港记者等等，不但已经在海外传为笑谈，在大陆也被老百姓当作笑料。

于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有了唐家璇、李肇星这种丢人现眼的外交部长。毛泽东时代，连一个普通的电话女接线员都敢于拒接外国总理的热线电话。1969年其时中苏正处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不久的紧张状态中，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热线电话找周恩来对话，这个女接线员居然自作主张对柯西金方面说：“你是“修正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的总理说话？”，差点误了国家大事，让堂堂大国断送在一个无知的女流手中，成了国际外交史的大笑话。但同时又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的恐怖程度，可见毛泽东的极左外交路线，已经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骨髓里。身为国家元首的江泽民，比起这个女接线员也不遑多让，1999年5月，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克林顿本意是打电话向江泽民赔礼道歉，可是江泽民却拒听电话，令堂堂超级大国总统颜面尽失，同时中共这种无视外交惯例的土八路作风，也大开了世人的眼界。

与之相反，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一场包容各阶级的革命，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人民较多的自由，尊重知识份子。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期间，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有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国民政府历任外交部长及驻美大使中，伍朝枢、宋子文、胡适、顾维钧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王宠惠、王正廷耶鲁大学博士；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王世杰巴黎大学博士……；迁台后的蒋廷黻、叶公超、沈昌焕、蒋彦士、连战等都是外国留学生，对外部世界有较深刻的认识，能说一口流利英文，自然就和大陆的土包子有天渊之别。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代表中国发言，驳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语惊四座，声名鹊起；1944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坚持要让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代表团；1957年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并当选副院长，这才是“使出四方，不辱使命”，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这篇系列文章结束之前，笔者想最后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外交人员本质上比不上国民党这一点：195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伍修权等九人前往联合国活动，毛泽东称之为：“伍修权大闹天宫去了”。伍修权在联合国作“控诉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发言后，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用英语发言，发言完毕以后，伍修权要求临时发言，当着各国外交使节的面，冷言嘲讽道：“我不知道刚才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用中文，他还有资格当中国人吗”？当时，这件事在大陆被广为宣传吹捧，可见中共土八路的“土”。可惜伍修权未能看到数十年后钱其琛在鲍威尔面前要求“让我尽量用英文讲”、未能看到江泽民在国际场合不揣浅陋、结结巴巴地用他那几句“洋泾滨”英语表现自己的场面。

(15/11/04)

(首刊于“议报”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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