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念祖:给我的“左翼”朋友们的一封信
前记:本文作者过去十多年来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1990年时的“野百合学运”,作者时为东海大学校际代表,并因此成为进入总统府的请愿学生代表之一,之后并曾担任“全国学生运动联盟”中区召集人,此后积极参与各项运动,并曾自诩为“左翼”知识份子。2005年初,《九评共产党》出版后,作者在理性慎重的思考下,毅然向“左翼”思想告别,也缘于此,曾和部分过从密切的“左翼”朋友们有过一场对话。这封信,是在7月初接到这群朋友们“厘清组织关系”的信件后,对于他们的回复和对话尝试。以下信件中人名和组织名称略去。
各位好:
许久不见了,7月1日当天接到Y寄来的这封信,因为直到前些天才将学生成绩处理完毕,因此现在才给各位回信。虽然这封信是Y寄给我的,但是由于后头署上了各位的名字,所以我想,这应该经过各位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换和讨论,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看法,因此,我的回信,也就直接回给每一个人了。
坦白说,接到这封信时,这个时节恰值工作小组和工作队组成一周年之际,因此当接到这封信时,心里头是有些感慨的,一年前,我们大概没人料到有这样一种发展吧?但无论如何,我可以体会大家非得如此做不可的原因,不谈别的,至少,工作小组大家彼此间书信往来时,是否要包含我在内,如果不有所明确的决定,是会有些尴尬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应该尚未认真地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至少像是面对一个严肃的挑战一般地读过他,也或许读过,但心头上很自然地就对里头的一字一句产生反射般地反弹,如果是如此,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原先也是这么来面对他的。
然而,无论最终自己选择了采取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本书,但是这本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无容回避的。以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认知来说,将中共的“前”、“后”加以区分,恐怕只是种自欺欺人的作法吧?就拿对于宗教信仰的压迫来讲,中共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的压迫只是“后期”才存在的现实吗?从1950年代开始,中共就成立了其控制下的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强迫僧人还俗、从军、嫁娶,严刑对待当时已然112岁的虚云老和尚、强制回教徒吃猪肉、养猪上交,后又成立“三自爱国教会”严密控制基督徒–这项控制和压迫目前仍在进行中;那么,就这部分而言,中共能有“前”、“后”之分吗?再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谈话”,确立了抓紧文艺、宣传、媒体等文化制度,使得中共真切地体认到控制思想、言论流通为其维持政权之不可或缺,那么,又何能产生今日围堵全国网路流通、讯息传播的“金盾工程”呢?如果不是历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运动,所建立起的将党组织如蛆附骨般地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党官僚又为何会快速腐败至斯?三农问题又为何会如此严峻?又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历经各种政治运动而“淬砺”而成的具有丰富镇压经验的党机器,六四、镇压法轮功、截访……等等这些近乎全面性的扑杀行动,又有什么基础来进行?
就算退个一万步,以上这些都不说吧,当面对上千万人因为对于法轮功的迫害而丧失生命、流离失所,当这样残酷的迫害在进行时,人能不对这场迫害表态吗?大家在谴责纳粹时义正辞严,却可以无视于眼前的这一场屠杀?当法轮功学员为了讲清真相,向世人说清楚为什么这个党要迫害他们,而揭露这个党历来的迫害历史时,有人却可以以“搞政治”而鄙之、嗤之?以这种道德立场,又有何面目来侈言社会改造呢?
在台湾的知识份子们,或许因为从未亲身经历这数十年来的恐怖统治,因此可以无视于大恶、专注于一些谨小慎微的所谓“意义”,如此的钻牛角尖,就连文革也想钻出些伟大的、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出来,有人想过吗?这种近乎于喃喃自语的、苍白牵强的解释,对于在历来的迫害中丧生性命的人们和其亲人而言,是何其的残忍、又是何其的痛啊!
对不起,或许我的话说重了,但是,我想和各位说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不要认为这说法无稽,自从《九评》出炉后,到目前为止的退党、团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这300万亲身经历中共统治的人们,其中也不乏著名的知识份子、党干部、国家官僚,他们对于中共的认识会比在台湾的“进步”知识份子还不清楚吗?他们经历了历来无数的政治整风运动,还会大帮哄似地来凑这退党的热闹吗?仅以这些现象来说,就不值得各位好好的思量一番吗?
最后还是要再强调,法轮功不搞政治,法轮功学员对政治、对政权不感兴趣,《九评共产党》是为了说清真相而写的,他当然会有政治影响(consequence),但这是中共在决定镇压法轮功时就必须付出的后果代价,这与法轮功搞不搞政治是无关的。
法轮功对我的帮助不仅在于“修身养性”,还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善与恶,我想,这一点是最后我必须向各位作出声明的。
我相信我和各位是有着深厚的缘分的,所以,无论如何,我愿意回复这封也许话说的比较重的信给大家,诚挚地希望各位能好好地面对并思量《九评》所说的,并且作出自己的选择。
忠实的朋友 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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