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4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罗添斌╱特稿

内政部日前拟订“重大经济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禁止或不予许可出国认定标准草案”，对于犯有诈欺、背信、公务侵占等案件，依各地检署所辖区内被害人数及金额，订定出不同标准，在城乡差距早已降低的如今，显得格外突兀。

近几年来，社会发生诈骗、诈欺、背信等案件不可胜数，被害民众可说是欲哭无泪，眼看着辛苦赚来的血汗钱遭到不法、不肖人士Ａ走，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坏人抓起来，拿回自己的钱，绝对不能让坏蛋逍遥法外。

重大经济犯罪者往往卷款潜逃出国，甚至有些自恃背景雄厚，还可堂而皇之风光出国，看在小老百姓的眼里，绝对不是滋味，也因此，对经济犯罪者的限制出境，使犯罪者处于司法管控的范围内，有其绝对的必要性。

然而，以县市区域的经济活动是否昌盛、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来区分被害人人数及金额多寡，再据此决定是否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却呈现出政府单位“以官视民”、“以上看下”的谬误，因为姑且不管台湾城乡差距早已不是过去般的天差地远，对被害者而言，受害的心情并无二致，都是同样的痛心与煎熬。

讲白一些，台北、高雄都会区的居民如果被骗受害就比较倒楣？案件发生时，还要期待受害者多一点、被害金额多一点，才能列为重大经济犯罪？

政府部门拟订法规标准，固然有其业务执行上的考量，以他们自身业务的经验做为判别，但是任何施政都无法与社会脱节，与民众切身利害关系脱节，否则就会失去立法执法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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