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二百多万人饿死（事后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注１６：见《乌托邦祭》第一五三页。），信阳地委及下属几个县的干部统统撤职，还枪毙了其中几个罪恶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作为罪魁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辱应为戮为误——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苏晓康着《乌托邦祭》。）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他是坚定的毛派，所以不仅砍不了头，连乌纱帽也丢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级，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坐牢，被枪毙的地委、县委书记比，真是便宜了他。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陆石自信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群众宁可自己饿着，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是‘动天地而泣鬼神’，可那里的领导干部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赞同，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可惜过于好了，要是他们“坏”一些，在饿得走不动之前就聚众去抢粮库，不是可以免于饿死了吗？国家所以要建粮库，不就是为了备荒，不就是为了在饥馑发生时赈济人民吗？千百年来，每逢灾年，官府就要设“粥厂”救人，虽说四处有贪官，那些粥厂活人无数却是事实。可是如今数以百万的百姓濒于饿死，“领导干部”就是拒不开仓放粮，擅自放粮的则撤职查办。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抢。宁可饿死而不去抢被那些“领导干部”把持的粮库，实在是过于老实了。

当然，说中国老百好或许并不过分，这里有个虽不“动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动人的故事；

一九六○年某日，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让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同时接听他的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火箭部队正挨饿，有的已经断粮．．．．”随后不久，他飞到新疆，到达罗布泊沙漠的核试基地时。这时，两火车车皮募集来的食物也运到了。

当时沙漠深处一个核试物理实验室已经断粮，正靠猎捕黄羊度日。第二天，运粮车即开往沙漠中的实验室。当车子驶进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子时，骨瘦如柴的小孩们围上来乞讨食物。车子一停，大群衣衫破烂的饥民蜂拥而至。战士见来人要抢粮，立即将子弹推上枪膛。押车的军需处长大喝一声“不许开枪”，他们几乎抢光了他的粮食和干菜。

饥民散后，处长正在哭泣，突然人们又从巷子里拥出来，低着头默地把方才抢去的一袋袋粮食、一捆捆干菜全数送回，堆在车前。其中一人手托一只包裹，跪在地上说：“这是解放军的救命粮，是沙漠里几十条人命．．．．大军，我有罪．．．．”原来那包裹上有着一位物理学家写的几行字：“老邓，获悉你们已断粮。捎去．．．．”（注１８：见河北省《长城文艺》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

中共的官方舆论至今仍赞颂当年宁可饿死也不抢粮的农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轶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主任题书名，省高级法院院长审稿并撰写序言。该书中提到一九六○年饿死的农民时这样说：“群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拼命挣扎，任凭饥饿夺去了生命，仍然安份守己，不做违法的事，确实堪称为伟大的公民啊

！”

无数农民“安份守己”的饿死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最为可叹的人间悲剧。在家老老实实饿到死，就是“伟大的公民”；不甘饿死而去抢粮的，就是“坏人”、“暴徒”。这就是当局执政者的逻辑。

为安份守己地默默饿死的农民唱赞词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级法院院长，连彭德怀都是这么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说：“如果不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高，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指协助镇压民众——作者注）不久，他乘火车赴庐山，途中又对人感叹道：“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好，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他显然认为农民被政府折腾得流离失所、濒临饿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镇压的。只是他担心他统率的“工农子弟兵”对付不了造反的工人、农民，遂产生了请苏军来镇压的念头。可见即使明摆着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一边的。他爱护关心人民是真，但一旦人民与他效忠的党发生冲突，他还是要站在党那一边的。他为人民“鼓了咙胡”，但当党不容他为人民说话时，他立即认错，写检讨，将嘴闭上。人民没有得救，他自己也没能逃脱厄运。“彭大将军”的悲剧正根源于此。

不安份守己的人也有。譬如安徽有一位小学教师，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押送原籍乡村监督劳动。他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农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山上，河里的草根都吃尽了。”“我们同是中国人，我们决不是有意与你为敌，只要你把我们农人当人待，把粮食标准放宽点，大家一天两粥一饭能吃饱，不论农活怎样重，我们都愿跟你过下去。如果你不及时扭转这一倾向，到时休想我们不听话。”“我们主张的是：耕者有田，农家有权，谁种谁收，留售自由。谁敢剥削农人的血污，我们坚决不答应。”可惜，这样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门扣住，没能送达毛的办公室。

当时，抢粮的事生过一些。譬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贺龙、罗荣桓两元帅到福州军区检查工作，军区一位领导人向两位元帅报告过某地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多人去国家粮库抢粮的事件。作家张一弓写过一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河南省某村四百九十多人断粮七天，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与其任粮站主任的战友（两人均因在朝鲜战场受伤残废而回乡）合伙，先斩后奏，“借”走粮站五万斤粮给乡亲救命，而后自首投案。但就全国而言，这种事情极为罕见。

当时，对整个共产党政府绝望了的人已经出现。如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杨德才，他在一九六○年一月初对其他飞行员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三天后即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国十年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

就总体而言，那时人民还只是痛恨下层的中共干部，总相信共产党不会任人饿死不管。如湖南省郴县一位青年女工刘桂阳，回农村时见到父母没有吃的，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门张贴了十几条“消灭人民公社”一类的标语。而后走到警卫跟前，请他们转告中央，派人下去了解农村情况。寄希望于“中央”，这是多数人“安份守己”而不造反的一大原因。实际情况是，“中央”在毛泽东控制下，还在发跃进烧，“不知道或不相信”无数农民正在濒临饿死，饥馑自然

就无法遏止了。

安徽、甘肃、河南是三大灾难省，其他地区如何呢？

山东的情形比河南好不了多少。罗荣桓元帅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学院的讲话提到，“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注１９：《罗荣桓元帅》第九三八页。）

山东的实际死亡人数，因材料不足无法估计，仅有两个小小的例子以资参考：

在彭德怀蜗居的吴家花园，有一天，从山东来了一老一少母女俩——他们是步行乞讨了一个多月才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他的侄儿自山东去甘萧告诉他，他的父亲是饿死的。张因为五八年曾向省委写信，批评大炼钢中的问题，庐山会议后一度成为省委内的批判对象，可能因此而顾不上在老家的父亲。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的普通农民饿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东当时的农村人口近四千万，若罗荣桓所指的劳动力的减少完全是由于饿死，而且劳动力死亡数与农村人口的死亡数成正比，那么山东饿死的人数应为七、八百万。但考虑到有些劳力被调往工业界，有些逃荒去了东北、内蒙古，可以将山东农村劳力的灭少低估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饿死，其余外逃存活。这样算来，山东农村饿死了百分之四、五，即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左右。这也是下限，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超出此数字。

山东的第一书记舒同是个一流的书法家，搞政治却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为山东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承担责任下了台。而安徽的曾希圣却官运亨通，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尽管曾造的孽并不比舒少。

贵州山区俗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可是县委书记们一样要“放卫星”。为向上交账，便对农民横征暴敛，夺走他们最后一点口粮，其中以思南、余庆、印江三县为最甚。农民们面对动不动就捆人、捕人的政权，只能任其摆布。一九六○年初，三县农民相继断粮。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成万成万死去了。一九七○年春，清华大学一个毕业生从北京来到贵州山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他的顶头上司、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贵州，劫后余生的农民拦路呼救，这才惊动上面。中央监委派了工作组到了那相邻的三个县份。第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枪毙后，另两个县的书记随即畏罪自杀，自行了断此一大案。

贵州死人，也是全省性，并不止于东北部那三个县。一九六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毕业生到贵州西北部的金沙县工作，那里的人们告诉他：在“困难时期”，该县几乎家家死人，全县大约饿死了四分之一。在中共的“革命圣地”遵义，笔者知道有户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一个活过了那场饥馑。所以估计全省饿死了大约百万人以上。

甘肃、河南、山东、贵州等省自然环境较差，经济脆弱，经不起大跃进的折腾，那么“鱼米之乡”如何呢？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注２０：见所国心、董滨着《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李拿不出粮给故乡，湖北的百姓怎样熬过这场饥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庐山会议前湖北就已经饿死了人，六○年饿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陈毅元帅路过南京，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惠虽为陈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内部对此统一了口径，惠也就没有对陈毅说实话。陈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也不敢说老实话。”“江苏的惠浴宇含糊糊，还是广东陶铸说了点老实话。”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过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彭德怀下台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来到他和毛泽东当初打江山时呆过的永新县，也即他三十年前与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的地方，见一户农民吃的只是红薯叶子，便对陪行的永新县委书记说：“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说罢拿起一只碗，也盛了一碗红薯叶。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于一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干部到处在说假话，公社食堂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可是当地党的负责人非但不负责，反说是“阶级敌人混入内部进行破坏”造成的。张复查了一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结果发现那些“阶级敌人”绝大多数是因缺粮而偷窃或私宰猪牛、对社会不满发了牢骚的老百姓。（注２１：《人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页。）

四川是“天府之国”，也大批饿死人，主要原因是征收过头粮。譬如仁寿县，县委书记为了向上级多缴粮食邀功，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到县里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过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于是电话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来也得缴粮，农民只有将仅剩的一点口粮缴出去，结果便是饿死。

四川雅安地区“非正常死人”人数太多，省委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县里科局长全部撤换，并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捉去坐牢，颇有点像当年齐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锅。只是“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荣县书记下了油锅也无法使数万饿死的农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当严重。淑浦县向家堖村，附近山上光秃，无野果可采，人们只有干等着饿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从该村参军，六○年回家探亲，发现父母已经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时，尽管干部做了手脚，例如通往他家乡人民公社机关的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干部便在树杆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还是有农民告诉他，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入者注）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联想到刘少奇姐姐的儿子都饿死了，我们便可以估计，湖南全省饿死的人不会少于几十万。

刘少奇回乡之前，他的老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年也回过一次宁乡县老家，除发现全县大树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员没吃的。可是县里干部却兴冲冲地向他报告：要大办养猪事业，准备养二百万头猪。谢当即不客气地打断他：“这听来有点荒唐，人都没得吃，哪儿来这么多饲料喂猪？”可以设想的是，要是各县的大人们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话，湖南死的人本不会那么多的。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他的家乡饿死了那么多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书记。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汇报情况，在见毛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告诉毛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踱步，思想斗争了一夜，到最后他也没有把真相完全告诉毛。

广西环江县，一九五八年放的高产卫星全国第一：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县委书记洪华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验收时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边则有人挑着着子绕着地头转，转一个圈过一次秤，计的数也是乱写的。《人民日报》打电话去申明拒发此消息后，洪便说不要搞了。但在场指挥的地委书记贺易然则说，《人民日报》不登，《广西日报》登，于是隆重地拍了电影，上了《广西日报》。结果《人民日报》还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这一则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过了不到两年，饥荒席卷大地，环江县一下饿死数万人，省里要抓人顶罪，将此时已升任地委书记处书记的洪华揪到环江，斗了一通后判处五年徒刑，投入了监狱。那位贺书记则照样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满释放在劳改农场原地就业，不久文革爆发，贺、洪均挨了斗。洪没有捱到头死了，贺却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于文革后升官当上了省委书记。

广西各县饿死人的数字，在文革初期各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争时曾被机关干部揭发出来，大致都以“万”计，可惜当时没有人记载保存下来。

广东德庆县，自然条件不坏，一九六○年竟也饿死近两万人，县委书记尚属幸运，仅被撤职而未蹲监狱。

以上所提饿死的全是农民，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击三面红旗”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与几位朋友“议论”“大跃进”，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注２２：翟禹钟、梁胜明着《丝路潮》。）同牢中仅两个人有幸活过那场饥馑，沙云青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在那监狱中呆了十八年，最终获得平反，活着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劳改农场里：“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死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驱紧贴在沙滩上。”（注２３：萧复兴者《柴达木传说》。）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省各处的劳改劳及监狱里究竟死了多少我们民族可贵的人才已难以统计。但有一位万幸在那里活下来的女性多少知道一些。

“胡风份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其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同入狱。她于一年后被释放，旋被发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发说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狱。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往外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要往外抬。

“北大荒来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一九五八年之后又添了成千上万的右派。几年前有部电影《智取华山》，曾经风靡全国。其导演之一巴鸿便是北大荒的劳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艺演出特长，用得着也就饿不死。他与另外几名演员的劳动任务是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不过，说每天都有一、二十人饿死，那也有点夸张，因为有些坑是为天寒地冻的冬天准备的。

离北京不远的清河劳改农场似乎并不比北大荒强。据在那儿幸存的右派作家从维熙回忆，农场的墓地里，“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的净是饿死鬼。”那里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为幸运一点：在运往坟场的路上有口无底的棺材罩住尸身，尽管入坑时同北大荒的死者一样是光身的。从维熙未提及清河劳改农场共饿死多少人。另一位也是从北京去的“右派分子”吴弘达则大致数过犯人坟丘的数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一个土丘，一个生命。”

死者当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寻出姓名的却不多。以下是因为稍有名声，当年死于劳改农场，平反后被人提及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从海外归来的中央歌剧院合唱指挥莫桂新，死于黑龙江兴凯湖；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死于安徽。

人们就这样死了。专家、学者，他们是“右派”、“反革命”，本来就是待消灭的物件。他们死得没一点动静，社会无一点反应。“党的喉舌”控制着全部新闻媒介，在那监狱和劳改场之外，谁也不知道中华民族的精英在无声无息地倒下，“舆论一律”的妙处正在于此。

谁都要问，当时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无法弄清。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说，一九六一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随刘在湖南农村搞农村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注２４：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可以想见，不仅湖南，别省的各级党组织也会这么干，所以真实死亡人数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数位还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为例，当时山西九百三十九个公社，一九六○至六一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五两至六两粮食（注２５：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页。），折成米面等商品粮，只合四至五两，而这些粮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锅里。按山西老乡的说法，“干部特殊捞稠稠，社员吃的稀流流”，因此每个社员实际进肚的必定低于四两。这点粮食维持不了一个人的正常生命活动，原先体壮的人可能挺得过去，而体弱老幼便逐渐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过了一百万。即使仅只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头，也有五十万。所以可以说，山西大约饿死了五十万人。这是下限，不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实际很可能接近一百万。

山西的情况在全国属于中等，再看情况较好的东北三省，也一样死人。以辽宁锦西县为例，县政府统计，一九六一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一点二，六三年为正百分之四点六，六五年为三点五。（注２６：作者一九七一年抄自锦西县政府档。）据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透露，一九六一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如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六（按人均寿命六十二岁计），则如无“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长率应为百分之零点二。但实际上是负百分之一点二，故当年锦西县的“非正常死亡”率应为百分之一点四，即四、五千人。锦西的自然条件在该省属中等，因此辽宁全省四十五个县份（城市不计）一九六一年内饿死人的数字大约为二十万。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数，应当不下三、四十万。

如欲对全国死亡总数有个粗糙的概念，可将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两年共七、八千）与全国两千一百余县相乘，得一千六、七百万左右。但此数字偏低，因为锦西有数万大型国营厂矿的工人，这些工人连同其家属一般不会饿死。

但是锦西县一九六一年人口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一点二，这个数字有参考价值。因为当时全国人口约百分之十八为城镇人口，均不会饿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长率由“大跃进”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则六○年全国农村人口的净增长为负百分之二。（注２７：一九五九年人口为六七二（百万），六○年为六六二（百万）６７２ｘ〔１８％ｘ（１＋１％）＋８２％ｘ（１－２％）〕＝６６２）

要对全国一九六○至六一年间饿死的人的总数作个较为精确的计算，还得从中国大陆官方发表的人口统计数字出发。以下的计算中所使用的数字均采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八三年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注２８：见该年鉴第一○三、一○五页。）

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净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二九（根据每年人口数计算，该年鉴第一○五页的“自然增长率”数字不正确）。按照这个增长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数字为基准，则六一年底时应有七亿零六百三十二万人。而实际仅六亿五千九百九十四万，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万，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虑到饥馑导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数字应加以修正。以一九五五至五八年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为百分之三点一九（这大致可靠）。若年鉴中五九至六一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则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这三年分别少生了四百六十九万、七百三十九万和九百二十万，共二千一百二十八万。

将以上两数相灭，得二千五百一十万。但第一个数字是以出生率不变为前提计算的，因此那些应在一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一年底前的增殖也应当扣除。这样算下来，得二千四百七十二万。

不过，即使在正常的年份里，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各地农村已大批饿死人，年鉴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时中国人口总数应予置疑。这就是为何本书作者采用了较为保守的“两千万”这个大概数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海内外学者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饿馑的死亡人数的估计从一千七百万到四千万不等，差异如此大的原因。（注２９：刊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的《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８－６１》，该文作者为Ｂａｓｉｌ　Ａｓｈｔｏｎ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数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向在座的人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这个“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没有说；而事实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