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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里还真有一个好人，他偷偷地告诉我让我上告，他告诉我一个市政府的举报电话：“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号码我听着耳熟，媒体吹嘘过，说它是人民的贴心人。于是，我就拨通了这个号码。两个长音之后，里头的人哼了一声，没等我说完经过，那人就有点不耐烦了，他让我找当地解决，随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这也难怪，什么事都转到以钱为纲的轨道上来了，没有好处管那些闲事有什么必要。不作为的情况在政府部门比比皆是，然而，本身就十分腐败的政府，再也拿不出什么资格，去说服那些正在学坏的属下们。婊子似的媒体天天自吹自擂地起高调，象卖假药儿似的根本就不起作用，上头也是打肿脸充胖子，大讲什么所谓的“传统”，和老叫花子喊大门差不多，就是没有人答理。出来几个想杀贪官的猛将，他们自己在那里跳光杆儿舞，还没等和贪官打照面呢，先让贪官们给撵老窝儿里，一边凉快去了。这种鱼肉百姓的筵席，究竟还要持续到那一天，才能够告一段落。
生长出雷锋那一方热土上的人们眼含热泪，把小雷子这个好心人的坟头修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为什么，造就了一群傻瓜们。甚至连老师的教导都那么的不可信，今天讲道德，明天就乱收费。打造灵魂的工程师都下水单干去了，真是让孔老师及七十二圣贤们伤心。金钱换来的后患越来越明显了，他们没有办法修补好这个道德上的缺损，最后只能是到那的河、脱那的鞋，然后混吃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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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可我的心情却一直也好不起来。我的房子被SARS打着政府的旗号霸占之后，我做了许多的努力，都是没有什么收效。政府的官员们都是划弧的冠军，就你兜子里的那点儿破理，也就是一划一分之三，二划三分之一，没等到三划那就光杆儿司令了。现在对待群众的问题，就是一踢、二划、三扯皮，这就是“与时俱进”之后的工作做派，我的许多棱角在施政的苦海里被磨圆了。在暴政的天地里鬼混，我是乎找到了一个公式，一个让我能支撑下来的道理：那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地步都要看得贯﹔看不贯就活不起﹔活不起就没今后。有时侯我也怨恨自己，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可又一想也都未必，反正不是被骗就是被抢，背着、抱着都那么沉，摊上了只好任命。
现在的政治暴发户们，淘空了政治与经济的河渠之后，肥得都流油儿，乱政的破庙里找不到正经修行的好和尚，只是剃完了秃子就闭上眼睛瞎哼哼。当政策吃出一大群骗子的时候，经济的试验田里就长出许多的假货﹔当缺乏家教的政风，培训出一帮无恶不做的恶棍那一天，花花世界的超市里就出现了偷盗、杀人、抢劫和强奸。然而，巧嘴滑舌的媒体，却在那里侧重批评正在受害的公众们，单方面说他们见义而不去为，把一个臭不可闻的时代气息，很不负责任地甩到群众那里去。为此，我不得不认真地思索这样一个难解的课题：那就是“文革”期间，那时侯当官的不敢贪占，公安部门基本上闲起来没事干。我决不是在说文革好，文革的确是个灾难。可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公安司法一大堆，啥法都有，啥也不行。我看这个问题很不好解，是政治领域里的“1+1”。有一天，我在公共厕所雪白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个答案：“现在的世道太黑暗”！我的妈呀！我顿时大惊失色，能写出这么准确答案的人，我想，这必定是一位和陈景润齐名的，一位最最敏锐的政治大师，于是，我骤然脱愚，走在大悟的人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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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与之流氓政府，抢劫我的财产快两个月了，我变成了一个掉井里的癞蛤蟆，根本就摸不着门在那里。政府和司法这些年把球练得如当年的贝力，把你来回踢，刁钻古怪的球艺使你无从下手，让你找不着东南西北。我给SARS打过好多次电话，他说他忙，都忙两个多月了，才告诉我说，让我找UFO，并且戏弄我说，他已经不管这件事了。
UFO这个人是个诬赖，社会上有个小团伙，过去没人敢管。改革之后他先活了，SARS寻味儿而来，一下子就看中了他。在过去的一次战斗中，他能勇猛地为SARS效力，他打断他两根肋头骨，他咬下他大腿里头一口肉，他光荣地负伤了。几经SARS的战斗考验，按照党吃、喝、嫖、赌的标准，他上来了，成为仅次于SARS的第二号人物。SARS是UFO的大恩人，UFO视SARS为亲爸爸。从此之后，一个黑白交配的混血杂种儿，伴随着社会时髦的思潮，诞生出来了，他俩一唱一和的不说人话、不办人事，一出世就产生出巨大的威力，使遭罪的群众敢怒不敢言。新来的省长提拔了新县长，新县长也是通过闻味儿，才发现了黑白交配的俩宝贝儿。
政策上的轻率，导致了基层生殖器官，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性病，使正常的繁衍无法受孕，而缺乏管教的“私生子”却到处都是。为了达到不让老百姓闹起来这个目的，他们可以赶上啥屎儿就拉啥屎儿，大可不必瞻前顾后的，而尽情地淫乱，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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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雨了，这雨从早上开始一直下到了晚上。于是，我在天老爷的旨意下，化做一个闷在屋里，没法子出去的王八。我积攒了一些电视法律专栏的电话，我打了好长的时间都是占线，好不容易接通了，里头的人却说我挂错了，我检查一下，根本就没有错。下午我又挂通了这部电话，那个人让我找当地的文件，说十五天有通知就是支持我了，没有就是不支持。下午，我给在司法部门工作的老同学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最早动迁当“牵驴”的老鹅，他的小儿子被司法开枪打死了。他是看别的回迁户补偿比他多，知道被骗了，就强行搬进一幢刚完工的回迁楼里，法院在执法中，开枪打死了他不满十七岁的小儿子。据说这孩子是拿斧子抗拒执法，子弹斜穿心肺，已是至命的创伤。我不评说那个“正当防卫”的开枪者，假如当初公正，就决不可能达到这种惨境。
我实在是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之中，我叩开了上苍的大门，找到了正在那里忙碌的达尔文，他交给了我一把天界的镜子，让我弘观地俯瞰人与兽的演变。于是，我看见金鸡一样的版图上，正在持续一场激烈的殴斗，文雅的鼻青脸肿，粗野的肥头大耳。在长期的打斗中，粗野的下出一群野性的崽儿，文静的长期得不到繁殖，正面临着绝种的危险。临别之时达尔文老师泪如雨下：他说别了，黄种人，人类的进化靠的是聪明的大脑，而决不是取决于野蛮。兽性将会使人类变态，用不了多久，延续兽性的种类，他们将会被演变成一群最蠢的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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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别了达尔文老师的官邸，带着他老人家的许多遗憾，回到了正在打斗的，我可怜的家园。我想这个社会不能永久这样下去，我还是相信有一句老话说的，“邪不压正”，我盼望着公正的社会，有一天能光临我可爱的小镇。
昨天一打开电视机就看到一条好消息，是一个专家讲座，说这回要制定“物权法”，我的妈呀，我这才知道，自从来到社会上就光杆儿司令，啥东西都是人家的。于是我感动了好几天，可是再一打听才知道，人家这只是个想法，要真的定下来，至少也得三五年的时间。我不明白这玩儿艺儿怎么这般复杂，比开发“两弹一星”还要费劲。
在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摆在统治者们面前的社会问题上边，就出现了许多的漏洞。在私有化过度的进程中，城市的改革患上了不可救药的绝症。一是由于大的私有集团不能迅速降生，股份制就成了涝外快的温床。他们有的身无分文，或者是有很少的一部分押金，就是这些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实际上的大股东，而且不存在任何的风险。他们一上来就肆意挥霍国有资财，装疯卖傻地到处去变通，把能利用起来的好企业故意往死里整。虚假的监督机制自欺欺人，就是个花架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给目的不纯的混子们，创造了有利可图的大好时空。把整个体制改革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喝汤泥的败家局面。在假法制的呵护下，就这样喂肥了一大群吃里爬外的贪官们，这些人在国有资产的倒闭中发了横财。
一是由于国有企业倒闭而下岗的职工们，他们是社会失败最大的受害者。贪官们把职工为之奋斗一生的积蓄，全都五马换六羊地套购到自己手里，然后再二一添做五地和上司去分赃。跟毛泽东清贫贯了的官员们那见过那么多的钱，他们都吝啬地刮地三尺，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那顾得上给群众谋什么福利呢？在这种氛围中，失业者或是沦落街头，或者是给野蛮的拥有者去打工。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这个政策淫乱的日子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讨要低保都十分困难的丐帮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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