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明采访报导)在这一次的《华盛顿手记》专题当中，要为您播出对中国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的专访。浦志强律师是中国二位作家陈桂棣、吴春桃的辩护律师，这二位作家在他们的长篇调查报告《中国农民调查》中，披露了安徽农民面临的种种困境，触怒了当局，被告上法庭。

浦志强律师也是关注中国新闻言论自由、涉入中国新闻侵权案件最多的的律师；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做短暂的学术交流和访问。

浦志强：“这本来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交流，我希望了解一下美国法律中，对于类似于新闻侵权和毁谤诉讼这样的一些个案，是怎么样处理的？它的原则究竟是什么？以及这样的一个原则，对中国下一步言论开放和媒体的自由，能够有什么帮助？”

本次专访要请他谈一谈，他做为一名中国新闻侵权方面问题的中国法律专家，和关注中国政治改革、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的知识份子，对美国相关的现象所进行的观察和感受。这次播出的是专访的第一部分，比较中国的类似情况，所涉及的主要话题，包括西方媒体在新闻与评论标准方面的特征、新闻市场化的特征、以及新闻专业管理与经济运作之间的关系。

记者：“浦志强先生，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采访，我是北明。”

浦志强：“很高兴认识您！”

记者：“能不能先简单的概括性的谈谈，这一个多月在中国法律中心所看到的、听到的、调查的、和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浦志强：“最大的收获应该说是对美国社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应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大家也经常的去探讨、去研究，很多的材料已经被一些学者翻译或者是介绍到中国，我们接受中文资料对这些整个运作的模式和它的内在规律，应该说比较有一些外部的了解。所以说这次来更多地是印证了一些了解，感觉比较直观。”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比方说印证了哪一些您过去的了解？理论上的。”

浦志强：“比如说我觉得在这边来讲呢，可能媒体想说什么话都不会有人来管，应该是比较自由的。他不会去事先的去想一想，这样的一篇讲话或者这样的一篇文章，如果发表的话会不会有麻烦，会不会不符合共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要求，总统会不会不高兴，我想美国媒体他们不会考虑这些。

但通过我到《纽约时报》这样的一些媒体去参观，我和他们的法律顾问也提过一些交谈，他们告诉我一篇文章、一篇报导，假设性的报导出台，应该说是经过很多很多专业的程序，这点让我感觉，可能是需要我们中国的媒体行业的同行更多的去学习。

比如说，他们的一个选择会非常慎重，然后一旦编辑和记者认为，当然是按照新闻规律很严谨的去做的。一旦他们认为可能会对别人的名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损害的时候，编辑可能会把这样的文章，交给他们的法律顾问；然后由法律顾问会来考察，去研究这样的报导会不会有麻烦？会不会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损害其他人的权利，是否能构成毁谤。当然法律顾问告诉我，发稿的权力是在编辑，不在法律顾问。

那我想中国国内很多的媒体，现在因为调查性的报导愈来愈多，而且我们的社会中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民众非常希望知道的，也是媒体需要去面对的。但是国内的媒体在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时候，可能整个的情况对记者这样一种稿子的审查、选择的确定，包括法律上的把关，都显得比较弱一点。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呢，陈棠(音)老师说过，最重要的是西方是把观点和新闻严格区分的。媒体的运用中，那就是“观点”是观点，“评论”是评论，“新闻”是新闻。新闻侧重于对事实的表述，从各个角度不是说用这么简单的捕风捉影、望文生义；观点的话呢，会放到一个评论的专栏里面去说，单纯表达的是报社的观点，或是编辑记者的观点。

而在美国的毁谤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和规则是“观点”是不会错的。说浦志强是中国最坏的一个律师，但到底是观点还是事实都很难说，完全人家可以说你是一个最坏的律师，他可以这样认定你，但是你可以证明不是。不过你很难打赢他，打官司你很难告他毁谤，他认为你最坏那就是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去做，观点也是这样。

回去之后，我会向我所熟悉的一些个编辑朋友，一些媒体的朋友，会再反复的讲我这样的一种感受。能不能在处理一个题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为了防止构成毁谤、损害他人权益，把事实的调查做的更仔细一点；把评论、把观点单独的、分门别类的说出来，以免将来一旦有麻烦的时候，律师做起来会比较困难。”

记者：“那您刚才说的实际上是说到了我们的专业了。实际上在美国，事实部分做为新闻；评论部分是评论。事实本身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它只说是什么，不说为什么；它只说时间、地点、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事实部分，我不太了解新闻媒体的这个内部法律运作，因为每一个新闻媒体都会有自己的律师，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益。

但实际上这个事实部分和新闻部分，这个事实的准确性也是任何一个媒体的一个纪律，这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纪律，必须得这样。不管是哪一个媒体，它的事实，就记者本身必须要事事准确，编辑本身这也是他要负的责任。

但是官方从来不管这些，这个事实准确是记者的职责，是一个媒体的职责。所以美国有很多媒体在采访人的时候，他们不存在经济上的联系，就是为了把这个利害关系和事实本身份开，如果一连系起来事实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呢？首先在听众和读者的眼睛里，你就不能够成立了。”

浦志强：“另外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比方类似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一些比较知名的媒体，他们的历史曾经非常辉煌，他们的记者所做的一些努力，曾经使得美国的司法，在落实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前进了很多，很多著名的原则，是通过与这两家媒体相关的一些司法判例来追踪形成，并且对美国的政界、新闻界和美国的老百姓所接受和享受的，受用不尽。

那这点上来讲，我曾经和他们交谈、聊天他们讲过，这样的一个媒体，这么大的业务量、这么高昂的成本，他们的收入基本上就是来自发行、推广报纸，来自市场，就大家希望认可一个你这样的东西。

另外，《纽约时报》的朋友特别跟我说，现在面临着新媒体，包括《互联网》非常强而有利的竞争，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每天可能在各地要出不同的报纸，这个报纸可能同样都叫做《纽约时报》，它可能是加多了版本，可能有更多的本地的消息，使得当地的民众有更好的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情况，来扩大他的影响力。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注意到就是说，负责内容的编辑应该说是和负责经营的部门是分开的。没有哪个老板可以说，我在你这个地方投放了广告，你这个媒体就不可以说我不好、不可以关心，这个我想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想广告主投放广告到某一个媒体上，是考虑它的发行量、它的影响力，考虑到它的形象是不是更好一点，而不是考虑它会不会说我坏话。

据我所知，中国大陆的很多媒体，它因为现在也在走一个经营化的道路，广告的收入对于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有些很大的企业，它在广告投放上，比如说一些品牌很突出的电器，或者是通用产品的广告，投放到某些媒体上这样的一个量是非常大的。

可是据我所知，很多非常重要的广告，广告主对媒体的内容是会产生一种影响，比如说这个媒体对我这个企业，或者我的产品或者我本人说的一些虽然是客观的，但是可能是负面的评价，会影响他的广告投放的决策，那么这点，企业危及公关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公关，是运用这种广告是否投放金钱手段来影响编辑的内容，我认为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

中国媒体在这一点上，我讲需要从经营上需要走一个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在内容的选择上要靠经营和投资，投资是投资、经营是经营，内容是要由编辑说了算的，要由总编辑来决定的。这就说明了在中国这一点上，还有很多的方面上需要向国外的同行来学习。做一个和中国媒体打交道比较多的，也关心到这一点的律师来讲，我特别希望能够把这样一种感受传达出来。”

记者：“我想在中国做媒体案的律师大概不是很容易，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媒体现在还不是私有化的一个媒体。尽管有市场的机制引进了，但是官方还在管着你，你发什么东西、不发什么东西，编辑说了不算，上面宣传部说了才算；每天都有一个值班的，二十四小时在那听电话，什么时后来了让你发什么，你才能发什么，不发什么就不能发什么，所以某种情况消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打了很多的折扣。

而在美国的媒体最大不了，是大公司财团在后面，财团他管不了内容，他有观点、有倾向，像《纽约时报》偏左，《华盛顿邮报》偏中，还有一些报纸是偏右，它是有关联倾向的。但是有一点，美国的报纸特别的多，各说其话，所以整体来说他是平行的。”

浦志强：“这点其实应该算是公众选择的问题，如果说你老是一种非常偏颇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就会不再买你的报纸，你的影响力就会下降。另外，我觉得中国有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恐怕需要相信老百姓的一种判断能力。”

记者：“现在关键是中国的报纸引进一个市场的机制，这个市场的机制必须是彻底的。比方说《纽约时报》前一阵也出了丑闻了，多少年不太出丑闻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折腾出来的呢，既不是大财团，也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编辑，编辑还包庇他呢！而包括总编都包庇他。他是怎么被揭露的呢？他是一个读者揭露的。

这就是市场机制起的作用，因为报纸真正的老板是读者，如果你老写假东西没人看了，你竞争不过别的报纸了。所以他们对读者负责，他们不对政府负责，政府根本管不了他们，也不能干涉他们，他们如果不对读者负责，不对事情的真实性负责，他们就会损失读者，他们损失读者他们市场就小了。”

浦志强：“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比如说《纽约时报》，假设他想封杀这样一个消息，我行我素照样去做，继续包庇；但是因为这个读者他会有其他的途径，会去向别的媒体去反馈。如果说《纽约时报》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是由他自己首先提出来的话，如果是由其他的媒体来揭露的话，我想对《纽约时报》来讲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上百年、几百年来的很崇高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讲在完全放开的一种情况下，其实并不会导致媒体失控。因为在这点上应该说，凡是有管制的地方，才会出现失控的这种可能。你要说从媒体的绝对数量来讲，我相信中国的媒体数目应该不少，因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都可以自己编一个报纸，一个县级设一个电视台也要编本县的新闻，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县委书记到处去考察送温暖的情况、开会的情况通通都说出来；现在书记是上不了新闻联播的，但是可以在本县新闻上一上。

但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不是一个有趣的竞争，不是一个按照规律来竞争，所以虽然我们有级别很高的媒体，但我们没有那种享有声誉的媒体。这个不能不说是一种管制下所造成的恶果，而这样的一个恶果将愈来愈阻碍中国的开放和讯息的采集、讯息的发布，使我们的老百姓变的非常闭锁，这点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

记者：“除了美国媒体从司法的角度，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浦志强：“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也有宪法，中国的宪法很多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公民权力的规定，我觉得可能应该说在某些篇章上，不要依美国的宪法，不要依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宪法始终没有能够司法化，中国没有一个违宪审查的机制。”

各位朋友，这次节目时间到了，就到这结束。这次播出的是对：中国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的专访。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媒体的言论自由、与新闻侵权的现象，探讨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度、西方媒体的运作，以及专业方面的管理与经济方面经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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