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山东一带，二十多个世纪之前是齐国，那里有块叫“阿”的地方，在当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穷馁”。但是阿大夫专门吹牛，虚报政绩，齐威王一度受骗，后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将他下油锅烹了。有人认为齐威王这个一国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员的劣行，可见很有点了不起。其实，他手只有一个阿大夫在吹牛搞浮夸，要识破真相并非难事；要是下边的大夫们全部向阿大夫看齐，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为糊涂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全国两千余县，几乎个个都出了“阿大夫”。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不久，《人民日报》便从六月开始刊登各县的阿大夫们报来的牛皮经。先是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闻，算是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以后各地逐渐加码，到第二十九颗卫星出现在《人民日报》时，亩产已达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后连地处高原的青海，也参加了这场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镇住了各路好汉。水稻就更神了，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七千、一万、一万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万七、安徽蹦了四万三的“奇迹”。到了九月份，一行特大铅字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为了说明此数字之不虚，那篇报导特地强调，省委秘书长在场验收，决非小巴拉子们胡吹乱说。至于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头号冠军则属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十三万斤，可以说是《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记载。

虽然卫星都是某某生产大队放的，但大队书记还是农民，只有公社领导才是“国家干部”，只有他们才能令手下的宣传干事们编造谎言而脸不变色心不跳。至于调动报社的记者拍新闻照片，公社书记，社长的官衔又嫌太小了一点。真正在各地兴风作浪，将粮食产量几倍，几十倍的夸大的，是那班阿大夫的徒子徒孙－－各县的县委书记们。

八月间，湖北麻城县稻子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见报时，《人民日报》特别发布了一幅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立在田间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说明是：“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不过，这个奇迹很快又落伍了。一个月之后，又一幅照片问世，其说明为：“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一九五八年八月间，《人民日报》还屡次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传“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

一言以蔽之，一九五八年的那几个月中，《人民日报》制造了不知多少贻笑千载的新闻。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表示他赞成刘少奇六一年关于“这几年的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注１：见《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陈峰的文章。）的说法：“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同志的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注２：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与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的谈话。）

这话似乎有道理。《人民日报》这份发行量数一数二的报纸，它推波助澜比共产党通过它的组织散发档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问题在于：谁是《人民日报》？它不是“党的喉舌”吗？既然它不过是中共中央属下的一个机关刊物，而不是与中共平起平坐的什么机构，它怎么配与中央平分责任呢？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过，“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整个大跃进过程中，毛也是通过《人民日报》来制造“大跃进新形势”的。这裹有个例子。当时山西省洪赵县向中央报告说，将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到八万九千斤。要是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产量将高得无法估量。中共中央对此报告不仅不斥之为无稽，反而大为称赞，转发全国，同时指示“原报可以在报上发表”。（注３：《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页，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六五页。）所以，《人民日报》不过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当喉舌而已。说到“瞎吹一气”全国上百份报纸，统统与《人民日报》一个腔调，它们又该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呢？

制造新闻的不光是报纸，还有党的宣传部控制的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党的一大喉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该厂在大跃进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消息，比《人民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拍摄了一部《沸腾的广西》。这是一部纪录片，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一群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割稻子，右边沉甸甸的稻穗上散乱的放着几迭茶碗，一只显然盛满开水的大木桶，桶上写着两个大字：“请茶”。　幕幕上出现这个镜头的同时，画外的解说词是：“罗城县创造了稻子亩产十三万斤的高产卫星。”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同样惊人的新闻：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惊全国的日产铁二十万吨的大卫星”。后来这部片子的摄制者还撰文介绍这个公社：“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一天的干劲，等于完成全广西一九五八年全年的产铁任务。”（注４：《电影画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丰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队的一百七十亩稻子平均亩产万斤，河南某大队大萝卜亩产二十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镜头，验收精确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亲临农村指导的场面，谁人还敢怀疑！

一九五七年，数以千计肯说真话的党内外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分子”，逐出新闻机构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后寒蝉，便是墙头枯草，不可能指望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挺身而出，历数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陈大炼钢铁之荒诞，抨击大跃进之无稽。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饱学之士邓拓，他对大跃进的做法是不满的，但既然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都不能出面阻挡，他又有何本事扭转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讽今，用曲笔隐晦的表达自己的看法罢了。

当年九月间，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即将排印时，他发现了一首无名氏的题壁诗。那诗不见于《全唐诗》，是宋人在嵩山一个寺院里见到，推断为唐诗的，诗云：“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慢腾腾地暖烘烘。”（“争”作“怎”解－－作者按）

邓拓深夜打电话通知中华书局，说这首诗“非常好”，一定要编辑将这诗放进《新编唐诗三百首》裹去。他显然是欲借此表达自己对“蓦地烧天蓦地空”的大跃进的不满，但他却不能改变做党的喉舌这一既定的办报方针。既然各地报来的数字都有省委作后盾，他是无权扣压不发的。换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勇士，就必定也会把《人民日报》办成世界第一吹牛报的。一九五九年，邓拓因为宣传毛的指示不力，被毛赶出了《人民日报》。随后，饥馑遍布全国，农民成百万成百万的饿死，《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指示照样日复一日地高唱“形势大好”的调子，掩盖事实，欺骗世人。说它有错，也只错在只知有党不知有人民而已。

大跃进闹得最红火之时，经济学家薛暮桥已离开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职务，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但秋天召开全国统计会议时，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还是去找他，向他诉苦。他们告诉薛，各省报往中央的钢铁、粮食的数字都是假的。如果他们拒绝上报，省委要唯他们是问；去年反右时已有不少反对造假的统计干部包括统计局长被扣上右派帽子打下去了，他们实在不愿步其后尘，戴着帽子去劳改坐牢。但是如果将假数字报上去，又违犯了统计纪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请薛出主意。薛暮桥只得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实际数字。”

二千多年前，齐威王号称为王，其实只相当于当今一名省级干部。我们当代的齐威王们却一个个变成了靠吹牛邀功的阿大夫，中央又不派人去捉他们下油锅，那荒唐闹剧自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毛泽东虽然高高在上，被阿大夫们的报告骗得迷迷糊糊，倒还没有忘记“耳闻为虚、眼见为实”的古训，决定亲自下去看个究竟。八月四日，他跑到河北徐水县，就是那个宣布要“一步登天”的地方，想掌握第一手资料。然而他的马列主义不灵光，还是受了蒙蔽。明明亩产才二百多斤，公社社员们肚子还填不饱，可是县里的阿大夫们却有本事在参观者所到之处的墙上刷上白粉，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上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白菜。他们还有本事将四、五岁的孩子训练得规规矩矩的，一律穿上新衣服，列队欢迎参观者。当被问到吃些什么时，孩子们能异口同声的背诵道：“吃饺子、烙饼。”其实，除了神志不清者，谁都看得出孩子们是在咽着口水撒谎。可是当徐水大夫们告诉毛粮食已经吃不完时，他竟然真相信了，大为兴奋的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注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兴致勃勃的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那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阿大夫们是怎样蒙过毛泽东本人的呢？这很难查考，但是当时各地的“卫星”一般都是这样放出来的：干部下令家家户户卸门板，将一、二十亩甚至三十亩地的稻子紧紧密密的排在一块块门板上，然后集中运到一块一亩地大小的稻田裹。自然，这只能连夜干，否则一天过后稻子就倒伏了。那些点头称许、以为眼见是实的首长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许多农家少了门板，这真是一个谜。也许大凡能在乡里当个干部的，多少有点计谋，让下去参观的首长看不出破绽。不过这类把戏也不难戳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到天津郊区参观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时，见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稻子上。稍加审视，便发现那小孩屁股底下有一盏灯，进而追问，方知那亩稻子来自十八亩田。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也没有被那些小干部的把戏骗过去。他闻说温江地区有个公社放了颗亩产三万多斤的“卫星”，便亲自去察看，发现那是将几十亩田里的稻子并在一处的结果，戳穿了那个牛皮。只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不好给下面泼冷水，更不能处分那些造假的跃进积极分子，他只是很婉转的批评道：“像这样搞高产，花很多劳力，抛撒又大，划不着嘛！”

毛泽东本为农家子弟，本知道一亩土地只能打三、四百斤粮。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曾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回答是一百五十斤，所以他并非不了解农业现状。问题是为何两个月之后他就轻信了徐水大夫的牛皮？据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回忆：五九年七月十一日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曾问毛：“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他相信了。毛早年在湖南读师范时对自然科学课程不感兴趣，“没有好好的去学”（毛三十年代对艾德加．斯诺的谈话），四十年后他轻信了那位科学家，因此受到惩罚。至于那位那位科学家，相信毛对李锐说出了名字（大约李锐不欲揭人短而在回忆中隐了其名），这是著名的流体动力学和导弹专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发行的大报上撰文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亩产就可能达到四万斤。（注６：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转引自谢春寿《大跃进狂澜》第六十五页。）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竟然使一向鄙视知识份子的毛泽东误入了岐途，令人为之扼腕。

其实，到农村去走一下，就可以办别真伪了。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委员刘仁见到报上的“卫星”之后，跑到京郊去，指着麦长势不错的一块地问老农：“这块麦子这么好，一亩地能打五千斤吧？”老农马上来气了：“这是瞎说……¨只有傻蛋才会相信！”刘又问：“那你看究竟能打多少？”回答是“我看三百五十斤顶了天了！”

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报告，也不尽是由于轻信，这与他一贯过分迷信“精神变物质”很有关系，是主观唯心主义在他脑子里作祟的结果。自从他年轻时接受“观念创造文明”这一观点起，唯心主义已在他脑子裹呆了四十年，他在一九五八年的表现决不是偶然的。

在三月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作长篇发言，讲到在中国“生产力沉睡了几千年，现在一下把它叫醒过来，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本是浪漫的文学语言，也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因为在中国有的只是缺乏先进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和原始的耕作工具，从来就没有什么“生产力”睡在地下。但毛听了这话□大为兴奋，插话道：“左舜生（一九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国民当政府农林部部长－－作者注）他们叫‘醒狮派’……¨我们才是真正的醒狮派。狮子一醒来，它就要发泄了。”（注７：《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八页。）只要一下“唤醒”中国的百姓，“生产力”就会从地底下涌出，“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转化”，毛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注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自马辂等着《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七页。）当年十月，他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一场争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哲学家李达和毛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由于他和毛都已故去，这个故事是当时湖北省委干部梅白披露的，（注９：《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毛、李谈话“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注１０：《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因此断定梅白所写是谎言。不过梅文中毛说的话似乎不像是编造的，而且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与梅白大致相同因此引述在此（注１１：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三六至二四○页。）

按梅的说法，李达到了武昌东湖客舍，一见毛便直呼毛的字道：“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并作了一番解释。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的话，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气冲冲的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未及说完，梅在旁示意李止住。毛发觉了，说“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于是李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当时头脑发烧的不只毛泽东一个。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热度与毛不相上下，甚至更热些。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县的县委寄给他的《宁乡快讯》上有亩产六万五千斤的“卫星”，他大概相信了，所以九月下旬在江苏视察时说：“（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这样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注１２：一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十月中旬，他到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告诉他粮食太多了，明年打算减少播种面积。他不作调查，当即表示赞同：“我看这个方针对，将来就可实行用三分之一的田地种粮食……”

不学无术的党阀康生到处鼓吹大跃进，他竟然跑到安征农学院去做报告，说“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结果甘薯长得像西瓜一样大。”“烟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本上根本没有。”当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些老教授不相信一亩地能收几万斤粮食时，他竟声色俱厉地将“资产阶级”教授们训斥了一通。

因为轻信了牛皮，中央竟要求全国的国营农场平均亩产水稻三千斤。农垦部部长王震断然拒绝这一指令：“三千斤达不到，一千斤也达不到。”可见王震还是位明白人，比打包票要在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冶金部长王鹤寿高明不知几许。

当年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党的另外一位副主席朱德元帅同为农家子弟，也比毛泽东高明一些。一九五八年秋天，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有三位青年到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朱德将他们请到家中作客，问他们：“稻子收得咋样？”这三位积极分子一连串吹牛的数字脱口而出，朱德却不轻信，又追问了几个问题，马上使来客哑口，露了馅。不过，当他被邀到广东番禺县参观番薯（又名白薯、地瓜）亩产百万斤的“卫星田”时，虽翻开泥土看出了破绽，却只说了一句，“番薯排列得像军队那样整齐”，没有公开揭主人的短。

同样是元帅，同样参观了那块亩产百万斤番薯的奇迹，外交部部长陈毅却相信了眼见的“事实”，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证实那奇迹之不虚。

同年底，国防部长彭德怀到湖南平江县，直截了当地问县委书记：“老王，今年亩产多少？”王老实回答：“部分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来斤。”彭又问：”最高的才只有八百？”答：“只有八百。”“你好，说了老实话。”彭当即夸奖，“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斤、上万、几万斤呐！”

　　

同时，有一个省的负责人向中央吹牛说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总理周恩来闻知，即带领水利部的负责人坐上直升机到那里转了一段路，看到荒山秃岭依旧，戳穿了那个牛皮，可惜的是，吹牛不犯法，大大小小的阿大夫们无一受罚，照旧大权在握，威镇一方，照旧吹他们的牛皮。

五月间，河南省长葛县的县委书记吃了豹子胆，竟敢跑到中央在中南海的会场上去吹牛，说是他们将全县一百多万亩土地全部深挖了一遍，做法是先将表层熟土剥下放置一旁，将下边一尺五寸深的生土翻出，用锄头将土块一一打碎，搅拌上肥料，再埋下去，然后覆上熟土，于是产量翻了一番。一辈子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竟然天真地立即相信了那位县委书记的说法，夸奖说“这是一大发明”，并当即要求全国各县照此办理，在三至五年内按一尺五寸的标准将全国的土地都挖一遍。

　　

由于一切都靠手工，如果按长葛县县委书记说的去做，一人一天只能翻两平方米，就算加班苦干，干它四平方米，全县按二十万个劳力计，别的什么都不做，全部投入这项工作，也要七百五十天才能干完，可见这位县委书记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但毛居然轻易的被一个七品芝官骗过去了。

毛泽东熟读史书，自然明白随文帝留下的民富国强的大好家业是如何被炀帝败掉的。征辽外加挖个大运河，便弄得神人共怒，掀翻了他的金銮殿，千余年来，成为所有治国者的前车之鉴。而今若按毛泽东的指示将全国的土地都挖一遍，那土方量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相当于一百米宽、十米深、一千五百公里长的大运河整整三百条。三至五年内挖三百条大运河，另外还有几千万人在炼钢，这个江山难道他不想要了？不是的，他只是轻信了长葛大夫的胡言，又忘了请秘书核实一番而已。

长葛县委书记敢到“朝廷”上去吹牛是有靠山可依恃的，省里的吴芝圃大人公布的河南省的跃进数字比他长葛县伟大得多：全省大搞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浑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

在那每天都有新的“历史奇迹”出现的日子里，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要取其中一个“奇迹”解剖一下，察其真伪。他相信了，而且认为一处能做到，别处也应当能做到。这样一来，两千多名县委书记回到各自的辖地真的深翻起土地来了。一说深翻，自然是越深越好，你说一尺五，他说二尺，我说三尺，大夫们一个个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好汉。不知哪位科学家说，农作物的根须可以长到三尺长。由于下层生土板结，根须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够的营养，因此要充份提高产量，应当翻土三尺。于是毛泽东对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发挥作用。以后单位产量（亩产）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够了。”（注１３：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的“九点指示”。）

陈正人向全国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但是究竟是下面自行攀比，先发明了“深翻三尺”的口号，还是毛发了这个荒诞的指示后各地响应，如今已很难考证了。在那些“敢想敢干”的日子里，深翻三尺已经不光荣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造楼房的房基还深。下命令的中共干部自然不会动手去挖土，遭殃的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百姓。

公社社员们本已疲于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灯夜战。电灯、灯笼、火把，凡能用来照明的全拉到地里点起来。中国农村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壮观的场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见了也会感动得热血沸腾，诗人、作家见了更是灵感泉涌，写了无数的诗歌、散文，歌颂那“挑灯夜战”；唯有手执锄头干活的农民才知道，自己“被驱不异犬与鸡”！

《安徽日报》十月十八日头版刊出一篇报导：“浅水养不出大鱼，浅土长不好庄稼，全省已组织二百三十万人的深翻土地的大军。”文章说，通过“鸣放辩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扭转了抵触情绪，使群众认识到深耕的好处”。由此我们知道，农民对如此深耕是有“抵触情绪”的，在“辩论”、批判之后，被逼得无奈才去深翻土地的。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并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阳城县，十二月份已冰冻三尺，可是还有干部逼着农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因为没有灯可挑），尽管锄头抡下去砍不进一寸深。这时的中国农民已完全成了没有自由的役工。

好在生产大队和公社里的书记们光有无限忠于毛主席之志，却并没有五年内挖三百条（深翻一尺五）或六百条（深翻三尺）大运河的决心。他们可并不真的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上下下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最显眼的地方（譬如上级的轿车最可能驶过的公路旁）挖一块地，插上个“深翻三尺”的木牌牌，县里来检查时好有个交代；或者将大报、小报的记者招待一顿，请他们弄个消息，在报上登一登，出点风头。挑灯夜战虽然壮观，但谁也没有本事连续两年不睡觉，一般都是熬它个三、五夜，编个数字往上一报，也就偃旗息鼓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曾见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面。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场面并没有维持几天。

可以说，那些书记同志们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挽救了共产党。不然的话，认认真真的将全部土地深翻一遍，等不到五年头上，只怕一年也要不了，几亿累得半死的农民就会变成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

由于认为自己有着伟大的动机，干部们在撤谎、吹牛时一点也不觉得羞耻。譬如河南省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登封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堂而皇之地发言，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为辩护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一连七、八个“不虚报”，就如何如何，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后人也许会问，难道这位登封大夫不怕下油锅？答案是：一、法不治众，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率领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千斤）的牛皮，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要下油锅也轮不到他县委书记。三、省委吴书记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欢吹牛，那么为吹牛寻找理论根据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睐，说不定可以脱颖而出，升迁到省城去。后人也许还会再问：难道省委书记就不怕得个“欺骗朝廷”的罪名，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还是上面那三条。

总之，吴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五便率领了一批人到吹牛最凶的几个省去调查。他们一路上不敢乱发议论，到了河南，见吴芝圃等人闹得实在不像话，方出面向吴提了一些意见。但吴自恃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归本省，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英雄，根本不将监委书记放在眼里。刘无可奈何，结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白跑了一圈。“不起作用”倒也罢了，八年后文革一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以刘为首，十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竟有八位。监委被一举摧毁，毛泽东、林彪在中央为所欲为，成了不受监督、约束的君主。这是后话。

当时，规规矩矩做事的省委书记也有，陕西的第一书记张德生可算一个。由于在别人胡来时他坚决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说大话，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但周恩来心里有数，曾风趣地夸奖张领导的省委是“守法户”。由周恩来这话可以判断，当时规矩守法的必定是少数。这一点也可由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诉苦这件事得到印证。

对于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行为，音乐家、上海音乐院院长贺绿汀有一句很精辟的评语：“大跃进是空洞名词，鼓励急躁情绪，浮夸作风，不要科学，违反规律。”

在那一年中，中国人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现的疯癫行为可能超出了过去一千年的总和。除了前述与大炼钢铁有关的外，这里再略述几个。

二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个全民动员、亿万人参加的剿灭麻雀的全国会战。仅北京一处就有三百万人上阵，连续闹了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起来，每二十五个人合作奋战一天，消灭麻雀一只。剿雀大军中包括华罗庚、钱学森等最优秀的科学家。

全国各地统一的行动似乎不多，全民“除四害”之外，还有一个“全民写诗”。

由于毛泽东在三月间成都会议上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中共中央竟号召“全民写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老百姓对此“不胜其烦”，这大致是事实。譬如山西省委号召大放“文艺卫星”，要青年人每天写几十首诗。作家赵树理就对请他去讲话的年青人说：“我给你们泼凉水啦！我是一个职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你们一晚上怎能写出几十首诗？别说放卫星，连个起火（即烟火炮——引者注）也放不成。”可是讲完后，主持会议的干部照旧宣布，每人必须写诗若干，不得偷工减料，气得赵树理当场拍了桌子。

有一个人倒是一个晚上写了几十首诗的，这是正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聂绀弩。他在其《散宜生诗》自序中告诉我们，一九五八年“大办文化”时在北大荒劳改犯农场中发生的一件趣事：“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画．．．．”劳动了一整天，大家都想睡觉，对这种命令自然是“不胜其烦”，但聂绀弩却窃窃私喜，因为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做诗了。他写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交出一首七言长诗，想不到竟荣获表扬：领导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诗！原来领导为了凑数，将他的诗按七言绝句四句一首的标准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见名曰“大办文化”，当官的关心的只是“大办”而非文化。

在“大办”的热潮中，云南省会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文学家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在教室里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由于平民百姓的诗作无人刊印，我们仅能由名人诗作之不堪卒读来推断李广田的言之不虚。如戏剧家、诗人田汉时为文化部副部长，在大跃进中写的是竟是这样的“诗”：“一九五八年，祖国不寂寞。人民干劲大，一个赛一个。”

全民写诗，劳民却不伤财，至多破费点笔墨纸张。毛泽东号召的“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虽然号称有两亿四千万民兵，但那只是花名册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并不严重，仅仅苦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对各地汇总来的民兵人数，他吃不准应当打六折还是打四折，只好说：“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注１４：《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九页。）经济建设就不一样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门、举不胜举的名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湖南凤凰县城是沿山筑的城墙，城内一律是青石板、红石板砌的路。跃进了，应当实行“运输车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时代的产物，如何行车子？于是县委下今令用泥土将全城的石板街道盖上了厚厚的一层。“车子化”的准备工作是做好了，可是谁也没本事“化”出一部车子来。有路没车，白干一场。要是县委书记们肯认错，再下个命令将泥土扒去倒也罢了，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份勇气。老百姓就遭了殃。在那个一年四季时常下雨的地方，一到雨天全城就泡在泥浆里，因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车子化也没实现，新一代的领导人终于老老实实的将石板翻出重见天日。

因为有科学家说，天山、祁连山的积雪融化成水后可以解决西北的干旱问题，物理书上又说黑色物质从太阳光中吸热的本领最大（夏天可不要穿黑衣服），于是便有人行动起来。事前连可行性也不论证，成本、收益一概不加考虑，便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军去轰炸冰川，结果一无所获。

又因为有专家说，人的粪便在高温下发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广东番禺县动员农民用大锅煮粪煮尿，以此制造高级肥料，说是这样粮食高产卫星就有了保障。

南方农民绝大多数都住茅屋，因为茅草可以沤肥，湖南便发明了拆茅屋，将茅草混上人畜粪浸入水塘，然后开塘水灌田的施肥法。他们将这称做“茅屋洗澡”、“屎湖尿海”。仅宁乡县就拆了十五万间茅屋，占全县五分之一的住房。

粪便发酵再好也还是粪便，于是又有人想到榨芝麻油、胡麻油往玉米地里浇，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河南有个生产队为了放一颗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巨型卫星，干部下令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到地里。但是由于下种过多，出秧过密，结果不得不将秧全部割掉。七十多条狗连一斤种子都没换回来。九月十日，刘少奇去河北徐水县视察，见那里用麻油、葡萄糖、狗肉汤灌庄稼，非但不制止，反而说：“那你们可以养狗嘛！狗很容易繁殖嘛！”

“多快好省”，多字当头。为了多产粮食，不惜工本多下种子。四川重庆竟然有人想在一亩田里下一千斤种子，以为这样便可以收获十万斤。邓小平见到，提出异议，方才制止住。（注１５：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的新鲜事中还有一椿是不可不提的。搞共产主义，革命革到了家庭头上，许多地方不许再提“家庭”两字，改之以父母兄弟姐妹为成员的“小组”。革家庭的命，政治局成员康生是最积极的鼓吹者。他对农村干部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身女情长，一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一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注１６：林青山着《康生外传》第一五八页。）不少地方，如山西省阳城县就真的这么干了，把各家各户分男女各撵到大屋子里去住。幸而康生并不具体掌管一处，所以认真去解散家庭的干部并不多。

　

闻名于世的京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在“大办工业”的口号下办起了水泥厂、石灰厂、小煤窑。工厂开山炸石，罩住了好几个古脊椎动物的化石点。因为学问不值钱，专家们无力制止这种破坏行为，直到毛去世后十年，学者的话才受到“党的重视”，将工厂迁出了遗址。

正在建设中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尚未证明成功（事后证明基本上是失败的），人们就热昏了头，不加论证，不计后果，一下子竟然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修了几座拦河大坝。黄河倒是被驯服了，但发电、引水浇地的甜头刚刚尝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两岸的农田迅速碱化，不长庄稼了。当时华北平原约有耕地二点八亿亩，一九五八年“大搞水利”之前，盐咸地约占百分之十五，即零点四亿亩左右，但一个“大搞”，三、四年间盐咸地剧增至约一亿亩，（注１７：中国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于是人们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将拦河大坝一座座炸掉。一九六二年，在范范县（就是那个预计一九六○年进入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范县）召开的解决黄河灌区土地碱化问题的会议上，人们大骂引黄灌溉的馊主意，赌咒从此不再引水了。会后，他们填平了引黄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闸门。

本来，引黄灌溉并不能算馊主意，只要位址和引水量定得恰当，引水浇地是可行的。问题就在一搞跃进，大家都要跃，你拦河筑渠，我筑渠拦，完全未经科学论证。结果是用人民的钱筑坝，又用人民的钱去炸坝。当政者说是为人民交了学费，人民只好认账。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一条大坝。大坝造完才发现那是水利破坏而不是水利建设，结果只好再拆除。

兴修水利也是一样。中共马列权威艾思奇一九六五年批判党校校长杨献珍时说：“我们的广大干部对三面红旗（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领会得不全面，所以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年出了一些毛病。这些毛病并不妨害我们的三面红旗根本正确，而且并不妨害我们在那几年实际上有大跃进。”“在北京郊区．．．．水利很好，生产很好，原因就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搞了密云水库。”艾思奇混淆了问题。没有大跃进运动，密云水库也是要建的，生产上有必要，又有合格的设计队伍，健筑材料也有充份供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处于非战争时期，如果连个水库都建不成，早该卷铺盖走路了。建密云水库，关大跃进何事？大跃进的兴修水库，是不顾条件，不管有无设计能力，有无材料，有无资金，一哄而上；一说要搞水库，你搞一个，他搞十个，我搞一百个。

譬如山东省，仅一个临沂地区就在大跃进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库，三十三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临沂地区是跃进了，但是不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余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仅水库一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中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法不吃苦受穷。

湖北省的黄岗地区，也同时修了上千座水库，但资金、材料均不足，从一九五八年起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十年后还没完。浇地、发电的效益没有得到多少，老百姓却遭了殃。山里本来田地就少，水库一修，好田被占去了一大半，水库四周山上的树木又统统被砍光，水库归“国有”，养殖没有农民的份，国家将他们迁往水淹不到的地方就算了事，又不许他们搞副业、跑运输，他们只好年复一年地守着人均几分耕地叹气。

除了经济账，还有人命账。一九七五年，河南舞阳县板桥等两座水库崩塌，淹没数县，死亡十五万人，便是一例。十五万是当时河南向中央报告的数字，而后来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在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报告中提及此事件，说是“死亡二十三万左右”。（注１８：《美洲华侨日报》一九八三人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

当时崩塌的两座水库是大跃进前开工、大跃进中完工的。这笔账即使不算在“大跃进”上，也应算在在那之前的“冒进”上。如前所述，周恩来所以提出反对冒进，原因是各省各部争着搞建设工程，钢材、水泥严重不足。本来建筑材料不足，该缓的工程就该缓，但大家都要上马，便只好修土坝，即背水面用泥土夯筑。一般情况下，土坝可以承受库水的压力，但决不容许库水漫坝。那次河南遇到特大暴雨，主事者未及时下决心放水导洪（因水库的任务是蓄水，一旦放掉，雨停天晴，库中无水，主事者会被追究）。等到发现暴雨不停时，库水已来不及排泄，库水涨满，漫过坝顶，背面土坝顷刻被冲垮。几亿立方米的库水排山倒海，冲决而出，所到之处无人可以逃生。

要是不冒进、不跃进，国家还是要建设，该建的水库还是会建，但不致因缺乏水泥而建那些不安全的土坝。所以，河南这场灾难实在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灾后，政府决定永远不再建土坝，算是正式与大跃进告别）。

此类灾祸并绝无仅有，只不过河南的那个崩库事件冲断了京广铁路，以致人人皆知，而另一些崩库死人的事件被封锁了消息，外人无从得知罢了。

一九五八年辽宁省某地搞水电站工程，因为水泥不足，有人提议用水泥掺白灰土作代用品兴建大坝。代用品制成后，一位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老工程师认为强度不够，不能使用。他强烈反对将此代用品运往工地，但搬运工人说我们作不了主，坚持要运。火车车皮装成后，他心急如焚，决计阻拦到底，便横卧铁轨阻止火车启动。这下犯了大忌，工程局党委说他破坏建设，要斗他。只因他是水电部东北设计院派往工地协助施工的人员，工程局党委须征得设计院同意方能斗争此人。设计院将这位工程师调回，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如此“跃进”，后果不言自明。河南商城县要与全国一起跃进，修水库，可是没有人设计，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一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分子葬身水底，集体成为大跃进的牺牲品。事后，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将此事件封锁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一种新闻媒介告诉人民，几千名同胞成了当权派们瞎指挥的牺牲品。只因一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他的不寻常遭遇被人写成文字发表，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了原东北主管农业工作的一位干部在六十年代初说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某些地区盲目上马，大办水利．．．．结果若干水库经不起洪水考验，先后垮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损失如何巨大？死了多少人？人们一概不知。被库水淹没地区之外的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那样的灾祸。多亏他的这篇文章，我们才得而知之。其他各各省想必也有类似的事件，只是各地党委封锁了消息，不为人知道罢了。可以肯定，还在“跃进”时，老百姓就已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说到修水库，我们不能不感谢周恩来在大跃进中做的一件绝大的好事。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由于毛主张兴建三峡工程，并有“高峡出平湖”的诗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兴起时，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三月初周率若干部、省的负责人及中国、苏联的专家乘船查勘三峡。在船上的会议上，周有意让李锐第一个发言，让他舌战群儒，坚持他的反对意见。随后，李随周赴成都参加中央的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可是关于三峡工程一事，却作了暂缓的决议。可以设想，如果周恩来也头脑发热，在大跃进锣鼓声中匆匆开工兴建三峡这个“世界第一大坝”，那结局会多么可怕。

据周当时的主要经济顾问、国家统计局局薛暮桥后来回忆：“在三年‘大跃进’中，阵阵热浪势不可挡。总理和陈云同志因‘反冒进’受到批判，不能起来阻挡。但他们从不随声附合，能挡的时候就出来挡一下。”他这一挡，挡住了一个可能的大祸，实在是功不可没。

不过，要论癫疯，一千座水库也好，逼犯人写诗也好，统统比不上毁坏庄稼作物，将就要到手的粮食、棉花、油料毁弃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全国，“现在棉花已经盛开，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经全部吐絮，但除极少数地区采摘了一部分外，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如果在棉花盛开的时候下一场秋雨，将使棉花遭受重大损失。”问题提得很好，结论却是：“关键仍然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的方针。”但农民不是神仙，变不出三头六臂，没有本事贯彻毛泽东的伟大方针，结果就出现了李葆华（他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是水利部实际的部长，名义部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说的情况：“我去密云水库，沿途见到棉花桃被风吹得满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今年粮食、棉花都一样，是丰产没丰收。”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中说：“油料作物长期被忽视，而去年又大量没收好，严重的影响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种子．．．．”这“大量没收好”，显然与李葆华说的“丰产没丰收”是一个意思。五八年“没收好”的油菜籽、黄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连五九年的种子都成了问题，事情是多么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一个是粮食。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大量粮食烂在地里。这里不妨看看毛泽东的家乡是怎样跃进的：一九六○年底，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手持毛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去闯中南海，直接向毛告状。这位农村生产队队长告诉毛说：“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要拆了起居民点．．．．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二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南方农家用稻草作燃料做饭，故灰土能肥田——引者注），筷子碗碟全部归公。”“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有关人民公社的真实记述。风吹棉桃，火烧稻谷，如此大规模地暴殄天物，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仅见的（战争中被敌方烧掉的除外）。毛泽东没有下令做这些事，他也不赞成这么做，但他制造了这个“鬼都笑落牙齿”的时代，不能不受惩罚，只可惜直接受到灾难性打击的是中国农民，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一九五八年毁弃农作物的范围极广，以河南省为例，当年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作仓。（注１９：罗荣桓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见《罗荣桓元帅》一书。）这可是全国最严重的，以后河南饿死的人数高居各省首位也就不足为奇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