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上海的叶元龙教授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了类似的担心：“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鸣的时候，就一枪开过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人民日报》。）
到了六月初，鸣放言论趋于激烈，中共似乎要有动作了。川剧作家范朴斋嗅出了弥漫全国的火药味，便想消弭、化解这场危机。他于六月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下，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将会更主动地发挥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郁塞更久，问题更大。”“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的事。”
外交部长陈毅在上海市长任内，与苏北古文家冒广生时有往还。冒氏赴京省亲访旧，陈毅闻知，前往探望。交谈间，冒氏对整风发表了若干看法，陈毅以为值得写下，并介绍给《人民日报》，于六月六日发表，大意也是欲化解鸣放者与被批评的中共之间的紧张气氛：
“既曰争鸣，又曰百家，那就人各异鸣，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许肯定，亦不能不允许否定。”“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民盟的三位著名教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与秘书长胡愈之到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处，谈论高等学校的情形。“三位元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注２：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章伯钧在全国人大的发，言见《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号第九十五页。）章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这便是“六月六日教授会议”的由来。这个会议并不避人，因为还邀请了史良（民盟中央委员）参加。史是坚决跟共产党、不批评中共的。（反右后，史被认是左派，照旧做她的挂名的司法部长。）会中，六教授均认为各学校形势严重，如果教师给学生领头，事情会闹大。这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他们也明白，要是出事，中共可以动用三百万军队，但那样全国的人心就都散了。他们觉得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要站出来说话，帮中共稳住局势。
但是教授也好，作家、古文家也好，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是杰出的，但是在政治上却都太迟钝了。因为早在他们说话之前，毛泽东已将五月十五日选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毛部署抓右派，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晚上，主持《文艺学习》杂志编务的黄秋耘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沈”，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注３：黄秋耘《风雨年华》。）
周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他必定是从毛处得到由鼓励鸣放转向抓右派的指示后才向其下属邵荃麟布置的。可知中共在五月十八日之后仍鼓励人民鸣放的甜言密语纯属阴谋，是诱捕无辜的圈套。譬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直到二十四日还在公开号召鸣放：“希望当外人士把要说的话说完、说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知道毛有反右的部署后，仍然将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资本家请去，让他们鸣放，后来这些人一个也没有逃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几乎天天给算是非党报刊的《文汇报》下指示，促其为鸣放加温再加温，后来该报编辑部成员几乎全数被他收拾。
对这种做法，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章乃器就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恶毒的阴谋。他在反右已经开始之后仍然说：“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然而事实正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五月二十五日，周扬甚至在激请文艺工作者提竟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阴谋伎俩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干直到六月一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有一种说法，谓毛泽东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里不妨列一张时间表：
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龙云的“反苏谬论”，五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五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见本章稍后的叙述），五月三十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复邀请而“放”出来的。
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五月十五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譬如前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当年曾揭露过国民党的弊政，共产党为统战、收买人心，给了他一个云南省政协委员当。反右前夕，他远在南国，嗅不到北京待发的枪筒里的火药味。由于政协秘书长两次动员，他写了份建议，希望共产党考虑与美国化敌为友，大学用英文化替俄文，允许民间办报等等。可是他登了个鸣放的未班车，《云南日报》将他的建议刊出时，反右已经开始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不仅成为“大右派”，而且为此坐了二十年牢。
本来，许多中共干部对于旨在揭共产党疮疤的“鸣放”并不热心，只是在知道不久将会展开“反击”之人后才变得诚恳起来，苦口婆心地劝人给共产党提意见。所以，要说耍阴谋诡计，这些干部都有一份，只是当时他们对这样做的“伟大意义”尚未有认识，不明白毛泽东蓄意通过这场打击迫使中国的知识份子整体就范，从此成为共产党政权下的顺民。即使做不到一劳永逸，也要使他的嘴长久地闭上。这些知识份子，特别是在中共建国前与中共合作赶走了国民党的各党派的人士，自以为有功于新政权，总想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毛自己也明白，他执政以来的八年间所发动的那些政治运动，并没有完全消弭知识份子的二心，他们虽然出不敢巷议，但入却还要心非。这次鸣放中储安平的“小和尚、老和尚”、“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都说明了前几次运动并没有真正将他们打垮。毛决心不再如过去的运动那样小打小闹，而要来一次大清扫，以免国际国内有什么风吹草动时，出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人民在知识份子鼓动下向共产党夺权的局面。就这一点来说，毛的确比党内那些只知紧跟中央、抓人凑数的干部们高瞻远瞩得多了。
六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已悄悄地开始变调。譬如六月六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六月七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场规模空前、比两年前的“肃反”远为酷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
六月八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者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使，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４：《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页。）
毛于这一天开始正式指挥反右斗争。不过在当天那篇社论里，他又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
从“言者无罪”到“倾听善意批评”，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当时有一幅漫画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知识份子模样的人，瞪大了眼，手握一只贴着“毒”字的瓶子，正在往桌上一只药瓶里滩，药瓶上击着一张标签：“给共产党口服良药”。从此，欲指某人为右派，只要说他不怀善意或者放毒就行了。
不过，这里要记上一笔的是，在出手打击之前，毛泽东仍然装出一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模样，在中南海里演出了使人对其虚伪的品质有所了解的一幕短剧。
毛读到六月六日《人民日报》上冒广生的短文，便让周恩来约见冒老，并派车接冒氏父子到其中南海住处相见。
“老先生讲的好啊！”毛说，“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答：“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
毛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冒的儿子冒舒咽（口改言旁）在一旁却无意中看见了有密密麻麻的毛氏批改墨迹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稿。（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三人在座，他没弄清文稿是握在其中哪一人心裹。该文七月一日发表。）
送冒广生出门时，毛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略一思索，答：“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虱子所苦。虱子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讲得好哇！”毛表情严肃，右手搭在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注５：冒舒□《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第一二八期。）
冒氏引证佛典，本意在鼓励毛坚持整风初衷，将败坏党风的党内“虱子”清除掉。然而此时毛已决定放过“虱子”，正在“磨刀霍霍向猪羊”。他与冒广生告别那一幕，仅是演戏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这与反右部署并无关系，他只是久仰冒氏大名，欲见他一面，而不得不敷衍、应付冒氏，遂有此一即兴而临时作的表演。不久后，历史上空前的灾难落到中国知识份子头上时，冒老先生已经作古，无从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那随他晋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以记者身份访问延安时曾被毛宴请的儿子，剧作家冒舒□则没有逃过那场浩劫，成了百万右派大军的一员。
以后的史家也许会把六月六日这一天视作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的《文汇报》在副刊上登载了一篇三数寸见方的小文章，作者署名是姚文元。文章主要是抓住一件小事批评《文汇报》，大意是：几天前毛泽东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并讲了话。《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用特大的铅字放在第一条报导。《人民日报》报导此事的标题虽然用了小一些的字体，但也排在当中。“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因为这是表态文章，迹近溜须拍马，为了防止予人以口实，姚文元特别声明，关于自己的见解，他“不想说”。为其么不想说？“也不想说”。
坐镇中南海的毛泽东发现这篇无聊短文，如获至宝，立即回应。数天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文，夸奖姚“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是一篇好文章”（《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刊出该文）。从此，毛将姚视作左派和文字狱的讼棍使用了近二十年。姚在文革中成为暴发户，究其渊源，还是靠这篇典型的文痞式的豆腐乾文章。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将工人搬出来，异口同声说“工人阶级说话了”。棍、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对象。
早几天“工人阶级”怎么不说话？因为共产党认为不需要让它说话。中国的工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言论阵地，一切都是由党替他们说。报纸、电台被明确规定为“党的喉舌”。工人是没有“喉舌”的。所以平素只有党在说话，“工人阶级”是不说话的。要斗人了，党让他们说话了，才在报刊、广播电台上说起话来。
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工人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工人们“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尽管几天以前他们还给这些右派的言论喝彩，而现在也闹不清什么叫反党和反社会主义”。（注６：刘宾雁《从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
农民也说话了：“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几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也被安排在六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上说话：“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拚命！”
可是，风暴乍起，头脑简单或者心地善良的人们尚不明白，《人民日报》社论后面是一场灭顶之灾。《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以为不久前毛泽东曾亲自请他当团长率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国，革命不会革到休头上，于是在报社编委会上表示：“我们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良英绝未料到一场比过去的运动远为残酷的斗争已经开始。他认为这是失信于人民，于是公开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注７：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结果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并被定为“极右份子”。
九三学社的顾执中教授也没想到现在是中共向大家算账的时候了。他还希望中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顾老生先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半个月之后，英明的党会宣布他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还发了辱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注８：顾执中发言和《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他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头向一个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只撞成重伤，未死。
高教部副部曾昭伦和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等人以民盟科学规划小组名义提出的《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有一条：“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恢复一九五二年被解散的全国各校的社会学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杀气腾腾的社论竟没有使这批学者清醒，他们仍按原计划在六月九日召开了会议，决定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并商定由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担任他们相信中共会同意恢复的第一个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们对政治气候的感觉之迟钝与其学问太不相称。吴文藻后来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因为秀才气太浓了。
当然，即使没有六月九日的会议，或者会中不确定由吴文藻主持未来的社会学系，他也跳不脱这一劫，因为他还有别的“罪行”：“诬蔑‘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说‘共产党可能亡的’。”（注９：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日那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委员谭惕吾已经看出形势不对，对前去拜访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我看整风……是一个大策略，是诱敌深入的骗局。”可是身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却不察形势之险恶，在六月十日的会议中还提醒当局“言者无罪”，要求当局“以理服人”。但到十七日，他就顶不住了，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会上作了检讨。新华社专门为他的检讨发了报导：“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因中共说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了“反党联盟”，他便攻击章、罗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徐铸成也被迫“揭发”罗隆基“想把上海《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作为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其他如民盟四川负责人潘大逵也出来揭罗隆基“组织小宗派是为了要造成山头，作为政治资本向共产党讨价还价”。连已被痛打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女士也表示要“从右向左转”，“和罗隆基划清界线”。她还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揭发罗：罗说一九五六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等。
这些罗隆基的老朋友本欲以此获得中共的宽恕，但是他们错了，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他们和罗之间有什么界线可划。毛泽东看准了他们的侥幸心理，先利用他们出面将罗搞臭，再一扫帚将他们同罗扫到一堆去。于是他们的检讨和揭发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却没有使们躲过“右派分子”这顶帽子。
这是令人痛心但不能回避的史实。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着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风向突变时，他们懵了。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下场有目共睹，谁都害怕自己被押上斗争台，为求自保只好去斗别人。他们以为这样做便可做“教鸡儆猴”里的那只猴，宰鸡时不妨去帮着戳一刀。谁知毛泽东嫌“杀一儆百”威力不足，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没能镇住知识份子，这回他决定扩大整肃物件，杀十儆百，其至杀二十儆百，于是有一百万人注定进不了“猴”的队伍了。方针既定，他们怎么努力表现也是白搭，早晚会派上一顶右派帽子。譬如，十月十一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会，另一位作家邓友梅上台作了一篇颇为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像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就这样，邓友梅同刘绍棠一样，也成了儆猴的鸡。
要“批倒批臭”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右派，还得靠知识份子里的左派。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差点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虽然只是上海市委的一名普通委员，但其眼光却不寻常。他看出反右运动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每隔两三天写一篇文章，请市委第一委记柯庆施过目，化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尽管都是些谩骂式的小文章，毫无理论可言，十几篇凑在一起也有点份量。不到一年，柯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大为赏识，两个月后就把他收罗进政治局，成了“党的领导人”。柯随着也在上海论功行赏，把张收罗进上海市委常委，张也就成了上海的一名“领导同志”。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一路反右，张春桥也就一路往上爬，这都是后话了。
辱骂虽不能使人信服，却多少有点威慑作用。不仅《解放日报》一类的地方报，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从六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到登用文学语言污辱右派的文章：
《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
《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
《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灵魂深处长了浓疮的林希翎》：
《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
《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计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炸掉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地堡》。
如此一来，偌大的中国，翻开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份期刊杂志，打开收音机拧到任何一家电台，千篇一律全是上面这一套文学化了的辱骂。莫说这一套没有用，看了听了千百遍之后，几乎所有的工人、农民、中小学生都相信了共产党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
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等六位教授在六月六日的座谈会上表现的对中共的关心、爱护未得好报。他们的好心好意被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认定：“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注１０：见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于是“六月六日六教授”被缩写成“六六六”，于当时最有效的杀虫药同名。偌大的中国，从此没有人再尊重那些“反动派”。毛泽东所说的“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份子”，（注１１：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右派们成了社会公敌，哪里有广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类份子”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从此右派们就成了“不得乱说乱动”的人物。章伯钧所说的“共产党专政”真正实现了。
直到一九八一年，邓小平还在说，一九五七年中共之所以要反右，是因为“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注１２：《邓小平文选》第二○七页。）其实，那“杀气”是共产党自己造出来的。细查当时的“鸣放”记录，唯一被正式披露、牵涉到一个“杀”字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在学校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将葛的发言刊登出来，摘要如下：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允许的。”“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
“杀共产党人”这五个字，是“轮流做庄”之外中共一直用以说明反右之必要的另一重要根据。譬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给北京的马列主义教师做报告，说：“右派分子……一面到处高呼要绝对自由，一面高呼杀共产党人。他们要有杀共产党人的绝对自由。这不是明明要来一个反革命复辟么？”（注１３：陆定一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的讲话，见《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号第一四二页。）
事实如何？葛佩琦的发言是被人（一说是康生）篡改了的。《人民日报》登出那段话的第二天，他就给报社写信要求更正，因为他的原话是：“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争取群众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然而报社置之不理，于是他成为十恶不赦的右派代表，全国上下家喻户哓。由于当局有意识地宣传右派要“杀共产党”，制造紧张气氛，以便为镇压更多的右派提供口实，葛氏便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十年来，人们都上了中共报刊的当，都以为葛氏是个共产党的死对头。其实他是个标准的革命党。他出身山东一个农民的家庭，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芦沟桥事变后随流亡同学去南京向国民党请愿而再度内狱，出狱后即赴河南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受命打入国民党军队。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前夕，他被中共派遣到杜聿明任司令、蒋经国任政治委员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剌探情报，不断将情报送出，经由电台发往延安。后来与他单线联络的上级被捕，他一时找不到人证明那段历史，遂成了“党外人士”。中共抓了这么一个“共党份子”作为典型右派向全国示众，实在是不可思议。
葛氏既已成为全国最反动、最倡狂的右派，当局便于十二月将他逮捕入狱，还把他受共产党之命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那段历史安上一个“国民党少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以无期徒刑。真是“欲加之罪，无患无辞”。更为可笑的是，十八年后中共特赦国民党“战犯”，他竟也被作为其中一员而“再见青天”，同杜聿明等人一同释放。不过，一直到了一九八二年，葛氏将申诉状直接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家中之后，在胡亲自干预下，他才有幸被平了反，恢复党籍，“自一九三八年算起”。（注１４：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被打成“右派”后，各人表现各异。老共产党员冯雪峰被党开除后仍忠于党，给也是共产党员的儿子写信道：“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着党走，永远前进。”
女作家丁玲也是一种典型。她被开除出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之一的刘白羽那里去痛哭：“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注１５：《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页，刘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注１６：丁玲《远方来信》，《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北京日报》编辑徐钟师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了。因为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被揪出来斗争。可是在斗争会的台上，人们突然发现：“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盖布裤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注１７：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五页。）由于“态度恶劣”，没过几天他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另一个因“态度恶劣”而受到加倍惩罚的是军队中的版画家艾岩。艾本是海外华侨，抗战时归国投身八路军。一九四二年日军重兵扫荡晋东南。五月，在辽县（今左权县）的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战死。在敌人的刺刀面前，艾岩不愿作俘虏，踪身跳了崖。日本人踢踢他的尸体，未觉察他仅是昏迷。数小时后，他终于醒来，爬回了部队。这样一位壮士，自然不会因为人家说他有罪就低头。领导认为他“实际没有多大事儿，就是态度特别恶劣”，将他定为右派，开除党藉、军藉，送去农场劳动了。（注１８：徐光耀《跳崖壮士》，《人民文学》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杭州市青年团的一名年轻干部邵奇惠（一九九二年时的黑龙江省省长）被当作“右派集团的后台”揪出来批斗。他年轻、耿直，不懂得在大风前折腰，竟然在会场上跳起来回击批判者。这下正好，他立即以“反党份子”被逮捕，被剃成光头，成了杭州市监狱第“五五六号”囚犯。（注１９：《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在大时代的弯了上》。）
六月十九日，毛正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于二月间所作的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作了很大改动，补进了他二月时根本未曾讲过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至是很激烈的”一类的话，将“毛毛雨”换成了黑火药。文章还公布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六个“有利于……”，其实核心只有一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已）。
如果三月份以后层层传达的这篇讲话便是六月间发表的这个样子，许多人一定会保持缄默，不鸣不放。但现在对他们来说，闭嘴已经太晚了。他们的言论已被记录在案，共产党正按照“六条标准”将他们一一“对号入座”，而他们则在那无理理可讲的制度下，“听候处理”。至此，“鸣放”正式结束。
无独有偶，这“六条标准”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次。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不久，宋神宗驾崩，八岁的太子继位，太皇太后听政。这位太后派人到洛阳问司马光何为当务之急。司马光答，头一件大事便是通告全国鸣放，帮助朝廷整风。原话是：“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报言。”谓“尽情报言”，正是“大鸣大放”。朝廷接纳此意见，拟了诏书，然而诏书却有一条尾巴：“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 ”共列出六条，“若如此，罚无赦。”译成今日的话，便是“若企图向朝廷的领导权挑战……则要从严处理”。司马光接了太后送来的诏书，读到那条尾巴，当即表示：“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他遂上书请求删除那“六条标准”，解除禁区，任人鸣放。太后纳谏，于是朝廷收到了成千的意见书。
事隔近一千年，毛泽东执政而不是“听政”，自然不必像那位太后那样“听”司马光之流的知识份子的进谏。他那篇名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大作于七月一日正式发表，针对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搞阴谋，巧妙地自辩为“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辞汇－－“阳谋”。
其实说新也不新，“阳谋”这套玩意早在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中就已经耍过了。当年延年整风一结束，毛的副手康生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个训练班上得意洋洋地介绍经验：“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壁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注２０：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他把那叫做“暴露阶段”，“暴露”之后便是抓人、斗人，同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一模一样。只是由于当年在延安，人人都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拥护者，中了圈套也没人抗议说毛泽东搞阴谋，否则恐怕不是一九五七年而是一九四二年，毛就会发明“阳谋”这个词了。
“阳谋”的真意，当以翌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汉口会议上毛的解释为准：“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辨事。”
人总是怕被斗、被捉的，人们对“阳谋”一说只能腹诽，再也不敢公开斥责毛搞阴谋了。
可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交待呢？“大学士”郭沫若出来打圆场了。六月底，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与《光明日报》记者谈话，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他的逻辑是：“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虽然这番话不像是出自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之口，历史上从无一个人凭几句话动摇了国家的根本的先例，但毕竟还是在右派们的“言”上做了文章。
毛泽东本人就不这么文质彬彬了，他狡辩道：“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注２２：同注１０。）至于那“行动”是什么，他却半句也没有提。
八百年前的秦桧以“莫须有”三字贻笑天下，是因为有大将韩世忠敢于发问：“岳飞何罪？”但如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人斗胆敢问毛泽东：“何为行动？”我们也就失去了聆听毛作答的机会。不然，以后中国人编词典时，或许会在“阳谋”之外再增加一条与“莫须有”相仿的条目。
直到这时，毛泽东才对原先不赞成鸣放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道出他当初斥责陈“不让人讲话是专制主义”的原因：“毒草总是要出来的，不要怕，出来就锄嘛！”（注２３：陈沂《永远怀念陈总》，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扩大版。）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从阴暗的角落里挖出来”了，但是擒贼先擒王，当局真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声讨、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这些“大家伙”。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即《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民盟主席沈钧儒也发表公告称：“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按中共的一贯做法，这很可能是中共派人写了，再以沈的名义送去发表的。）
其实，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的说法，“章、罗两人虽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两人同床异梦，互相攻击，民盟中央同志，众所周知……”。毛泽东“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注２４：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三九页，千为民盟中央常委。）
为此，这里不妨将章、罗这两位民盟副主席的历史叙述一番。
罗隆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的清华学生领袖，一九二一至二八年在美、英留学，为政治学博士。他认同西方民主政治，攻击国民党政府“党员治国”，“非党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又抨击国民党不容许公开批评其主义，不讲人权，终于得罪当局。一九三三年秋曾遭暗算，幸亏他机警地避开了特务的子弹，没有去阎王那里报到。以后，蒋介石禁止每日登载由罗撰写社论的《益世报》在全国发行，又将罗请去峨嵋山为他讲课，不停地大宴小宴招待。罗却软硬不吃，拒绝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他只是教书写文章，宣传他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直到后来与共产党合作。
章伯钧一九二二年赴德国途中，在船上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共红军总司令的朱德，遂成为朱德的秘书。不久，朱、章在德国相继成为共产党员。章的两个弟弟也加入了中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被蒋介石赶入地下的中共利用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身份，设计将亲蒋势力一网打尽，轻易地占领了南昌。
当时，章亦随朱德参与了这次建立中共第一支武装的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以后，章脱离中共，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二度改名后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任主席。
一九四一年三月，无党无派的名人张澜（民国初年的四川省长）和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等人将其各自领导的党、会组织集合而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去掉“政团”二字），以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为宗旨，力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派罗隆基的同乡又是清华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去做说客，告诉罗：“共产党只是利用你，不会信任你……只要你愿意，在国民党政府中当个部长，那是不在话下的。”对于章伯钧，蒋更是亲自开口，明白表示：“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当什么部长都可以！”可是章、罗二人及民盟骨干以为共产党也主张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因此毫不犹豫地与共产党合作。在国共内战爆发，中共奉国民之命撤销其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办事处时，公开宣布其财产由民盟“全权保管”，罗亦向报界作了类似声明。
由于同共产党合作，民盟于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进攻上海，蒋介石命令将已被软禁的张澜、罗隆基带往台湾。但曾向周恩来表示过投靠之意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头子杨虎及时反戈，将张、罗救到自己家中，迎接中共进了城。
章、罗的历史，中共了解得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让他们当国务院的部长。但在大局已定后，蒋介石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已无回天之力，章、罗们对中共再也帮不了什么忙，中共也不需要他们帮什么忙了。兔死狗烹，“章罗同盟”被描绘成凶恶残暴、阴险毒辣的恶魔，连小学生都学会了咒骂这两位“大坏蛋”的口号。
罗隆基和四十年代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名教授闻一多是清华同学，解放后闻的遗骨迁到北京下葬时，抬骨灰的便是罗隆基和闻一多的长子。如今要搞臭罗，中共像两年前将鲁迅夫人许广平抬出来斥骂胡风一样，将闻的夫人高真搬了出来，在报纸上骂罗“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你们实在太没良心了”。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与罗相恋经年，欲结婚而未结，如今当局逼着她将罗给她的信全部交出，从中寻找可以用来搞臭罗的弹药。
罗隆基被搞得如此臭，以至人人都可以去侮辱他一番。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罗起立回答质问，坐下时却落了空，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也跌落在地，原来有人抽走了他的椅子。
更有甚者，当局又将章伯钧的儿子搬出来，让他宣布：“如果他（章伯钧）不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同时，又让储安平的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公开信，声明与老子划清界线。其实，老子刚一被定为右派，这位儿子就已经被赶出军队了。
妻子们当然更得与右派丈夫划清界线了。剧作家吴祖光成为右派后，当局逼迫其妻，演员新凤霞在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召开的揭露吴祖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的大会上骂自己的丈夫。《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新凤霞表示“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注２５：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不明真情的大众自然以为吴祖光罪恶滔天，该打杀杀了。
“右派分子”们尽管明白自己成了毛泽东“阳谋”的牺牲品，但为免与这个掌握了自己的衣食住行的政权对抗，他们大多采取了检讨认罪以保饭碗的态度。他们的认罪书纷纷被刊登在报纸上。如费孝通、储安平、黄琪翔（黄曾批判中共学苏联的政治制度，见本书第六章）等人的检讨书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的标题，印在《人民日报》上，发到全国各地。
鸣放中，就批评毛泽东本人而言，陈铭枢的用词是最严厉的（见本书第七章）。如今为了能继续从共产党那里领饭票，他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自我检讨》：“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注２６：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吴祖光被指为文艺界“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不得不将对他的批判、扣上他脑袋的罪名照单接收，痛斥自己“十足的反动思想”，承认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最丑最脏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不过，由于他“不交代具体事实”，左派贺敬之（时为作协理事）在批判他的大会上代表党宣布“他还没有决心向人民投降”，还没有“揭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暗的内心世界”。（注２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其实，投不投降并无区别，反正不久后他便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改营去了。
但是，那些学者名流们的脊梁并非全都是稻草做的。他们一方面被迫检讨，另一方面又在明讽暗喻，攻击中共。譬如罗隆基的“交代”于七月十六日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表示“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天之我斗争”，但他并不给自己乱栽赃。他是这样“认罪”的：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可认。
龙云也是如此，他的“书面检讨”是这样写的：“由于忝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也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关于他攻击苏联战后拆走了东北工厂一事，他为此检讨道：“那时苏联搬走机器一事，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意不能识别。”他说的显然是反话。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薄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这等于是反讽中共大手大脚，乱掷人民的血汗钱。
章乃器也不是软骨头。他在七月十五日全国人大的发言名曰“我的检讨”，实为自我辩护。他用“我本来说……”，“我并没有说……”，“我没有这样说”，“这不是我说的”，将对他的指控一一驳斥，并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意即“某些人”是在诬陷、诽谤，企图以重复的谎言欺骗世人。
自然，“伏罪”、“投降”不济事，“请求宽怨”也枉然。罗、龙、章的曲笔隐喻，更不能唤醒毛泽东们的良知，反右运动愈演愈烈，共产党那部庞大的组织机器疯狂地运转，把上百万它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认作朋友的知识份子吞没了。
第九章完(//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