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赵彦上海特稿）“念书才有出息啊”，一名民工模样的男子以浓浊的口音透露出对孩子无尽的期许，可是，“考得上不定能念得上”。

与上海高考试场外衣着光鲜的陪考家长相比，这名男子显得相当“朴素”，也有些格格不入，或许他本身也意识到这点，刻意站在考场外的分隔岛上仿佛路人一般，却又不时地向试场内张望。

经几番探问，可以确定他也是陪考家长，但对记者的询问充满戒心，勉强攀谈几语略述心中的挣扎，“不管有没有钱，考上再盘算”、“听说政府可以借钱念书”。

语毕，怕记者继续纠缠，一边挥手驱赶一边赶紧匆忙离去。

尽管是寥寥数语，“读书不是穷人权利”的话题再度令人深思。

一九九九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学校开始扩大招生，大学窄门放宽，无论是莘莘学子或家长自是乐见。

中国教育部解释，扩招主要基于实现高等教育地区均衡，因为它既关系到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教育在全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也尽力在各区域发展中努力缩小地区差距，才会形成各省市相对比较强的招生能力。

高考录取率自此出现明显分野。一九九八年高考扩招前，全大陆高考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三十六，二零零一年升高到百分之五十七，二零零三年增至百分之六十，二零零四年激增到百分之七十五；不过，今年可能略降到百分之七十一，原因是报考人数骤增到八百多万人，比去年多出一百多万人，而今年录取名额仅增加二十八万人。

不能讳言，扩招的结果的确明显改善大陆区域教育水平失衡现象，光是从二零零一年不发达地区仅三成多的录取率急遽攀升就可看出，例如，青海省高达百分之七十九，最低的内蒙古自治区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中国平衡区域高等教育人才政策确已立竿见影，或许因此强化了部分落后地区的建设实力，但是，“考得上、念不起”依旧是许多贫穷人家心中的痛，高录取率的背后仍然埋葬了无数优秀青年的大好前程。

纵然中国政府推动类似台湾助学贷款的“勤工俭学”方案，但是，各校经费与名额有限。高学费政策对经济起飞的大陆民众而言仍是沉重的负担，也难怪去年中国教育部官员声称“学费合理”之后遭到各方挞伐。

综合多名上海家长估算，各校收费不等，大约自一学期七、八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不等，另外尚须住宿与生活费，若是市郊学校，省吃俭用每月至少也要五百至七百元，市区学校肯定要超过一千元，总结培养一名高校毕业生保守估计也得超过七万元。

但是，一般农民工家庭，即使是到商机无限的上海市讨生活，若在平常餐饮业工作，每月个人收入也仅约六百至八百元，低级劳力就更低于此，贫穷人家为培育一名大学生的辛苦不言可喻，许多真实的血泪案例更是让人闻之鼻酸。

综合大陆媒体报导的实例包括，有女大学生为完成学业，在报上公开讯息说愿意嫁给资助她的人；辽宁省则曾发生农民孙守军因没钱供孩子念大学而难过地服毒自杀，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并非个案；另有父母卖肾或卖器官的悲剧更是一再重演，大陆媒体因此曾特地以“血泪大学”为题暗讽。

高考扩招原具“唯才是举”的美意，讵料无形中却扩大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或许对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还不足以形成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但没钱人家难念书，却是残酷的事实，殷盼藉由晋身士族脱离“循环性贫穷”的农民工，只好“这一代做不到，再寄望下一代”，或许，真的或许，会有改变命运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