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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深火热

一脚踏进劳教队，

从此生死两茫茫；

最是凄惨做奴隶，

牛马不如心惶惶。

―――《地狱奴隶》1999－5－1

53．死亡线上

1994年8月27日上午他们给我一张三年劳教通知书，那份决定书丝毫不提他们在三十次审讯我时提到的政治问题，却胡说我非法同居，还说我以前谈恋爱是引诱对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指东打西。我看了以后愤不欲生，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断续绝食。这是我第七次绝食。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这次绝食最为惨烈。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真正是彻彻底底绝望了！不想活了。

绝食开始后我就满腔悲愤地写申诉书，指控他们的恶毒罪行。收审站的站长股长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他们也认为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我太荒唐，纷纷跑来劝我想开一点。他们说政治斗争本来就很残酷，现在比反右文革时还是好多了，都怪我不该从事民运，与共产党斗，鸡蛋碰石头啊。

绝食五天之后看守带我去见公安局长程德本，但是他们几个人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我估计他们主要想观察一下，我的身体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了。第六天家人突然来见我，我很意外，在他们的劝说下，我停止了绝食。

但是第七天，政保科和劳教办就一车把我送到了几百里之外，合肥劳教局中转站。重新审理该案的希望落空了。这样，在恢复进食一天之后，我又开始了第八次绝食。

绝食四天后中转站指导员找我问了原因，然后说他们只负责中转，别的什么也不管，第六天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南湖劳教处第一劳教所五中队。

面对推卸责任的狡猾的共军，我无可奈何，只有继续绝食。那时候我走路都轻飘飘的，感觉自己快要成仙了，快到天堂了。胃已经不像头几天那样磨来磨去很难受，也不怎么想吃东西了。

军训的时候我就站在一边看。他们知道我绝食很久了，但是假装不知道。前后总共绝食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走路就困难了，那天出工好容易才走到工地，然后就倒在地上不行了。

躺在潮湿的田埂上，想着我放弃顺顺当当、舒舒服服的共产党奴才生活，一心一意探索真理、寻求正义，走上这条救国救民的艰险道路。想到1986年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想着身后孤苦无依的妻子纪晓，和只见过一面的女儿，我不觉热泪盈眶。

他们把我架回中队，扔在寝室的水泥地上，我在那里迷迷糊糊一直躺到第二天。难道真的就这样死了吗？我心有不甘。他们终于采取行动了，几个人团团围住我，按住我，灌我米汤，我已失去反抗的力气，由着他们摆布。

长期绝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溃烂，恶臭难闻，又得不到治疗。周围的人都把我当成一堆垃圾，掩鼻而过。没人愿意端水给我喝，我只能扶着墙一点一点挪到水池喝点水。

后来，我又站起来了，但是没有一点力气，而且厌食。别人都拿饭盆排队打饭，我不想吃饭，只拣几块南瓜或青菜象征性地吃上两口，一个星期吃的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得多。

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根本没有力气干活，走路都困难，我也坚决拒绝被奴役。他们把我转到菜园班，队副杨明球要求我做做干活样子，我拒绝了，他就殴打我，扒光我的上衣电击我。我再次绝食抗议，这是我第九次绝食。

我已记不清那段时间有多少次绝食，每次绝食多久了，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只是偶尔吃一点点东西。面对共产党的羞辱和虐待，我实在是太伤心了，太绝望了。

幸亏我的妻子来看我，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人权，刘青为我做了大量呼吁，这第十次绝食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把我送到医院，我也确实快不行了。

在我八年的囚禁劳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运人士混进去看望过我，那就是储海蓝女士。受刘念春兄弟委托，她谎称是我太太纪晓的表妹，从我家乡派出所骗得介绍信，和我太太一起来看我。

储海蓝是异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为民运做的工作，足令男儿们羞愧。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莫大的恩情！无法感谢的恩情！因为我们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望。我们有时连父母都不准见。

经过一段时间疗养，我又能站起来了，但是我的耳朵不灵了，别人说话非得大声喊我才能听见；眼睛也不行了，经常产生错觉，甚至看不清人脸。后来中队把一间原来存放杂粮的小仓库腾出来给我住，又安排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专门监视我。

二年以后，我才恢复一些。但是我一向坚强无比，几乎什么都能消化的胃垮了；一向活跃的、思维敏捷的头脑也呆滞了；尤其是我的记忆力，几乎接近零，老是丢东忘西，衣服扣子经常扣错，裤子拉链都不知道拉。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完全恢复，恐怕此生已无望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进行一星期以上的绝食了，除非我确定想死。即使想死，我也宁可采取别的方法。后来我在南湖又绝食两次，但那都是为了有限目标，经过谈判，两三天就结束了。我的经验是：绝食不绝水，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否则就会损害身体，留下后遗症。

54．抵死抗拒奴役

1995年4月，南湖劳教处一年一度的春茶采摘正在进入高潮，队长们全都进入凶猛时期。我们每天四点钟起床，早操也取消了，大家喝一点稀饭，四点半，天只朦朦亮，队伍就出发了。茶树上都是露水，采茶一会儿，我们的衣服就打湿了。

采茶时两人一对，老兵带新兵，被称为互帮对子，主要是防止新兵逃跑。采到中午，中队送饭上山，吃完接着采茶，一直到天色昏暗，才收工下山。回到中队吃过晚饭，就开始检查评比，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带工干事坐在大沙发上，逐个讲评，然后把采茶产量低，被称作“鸵鸟”的人叫过来，用高压电警棍一一充电，电的他们鬼哭狼嚎，跪地求饶。班长侍立一旁，用被板打击“鸵鸟”头部，打到肿起来，以给这些人加深印象。

然后命这些人分两排面对面站立，互抽二十个响亮的耳光。下手不重的，由几个组长拉到一边个别辅导，教他怎样打耳光最响亮，几下子就可以把人脸打肿，打成变形金刚。

最后进入革命高潮：命所有产量低于平均数的人面对面低头跪成两排，再命产量高于平均数的人，双手举起结实的木板凳，用尽全力给前者砸背，一定要砸得伤痕累累，像被绳子捆起来待宰的猪一样嗷嗷叫痛，才算一条龙服务到位。

所有人都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牲口，惶惶终日，拼命采茶，食指、中指、拇指全都血淋淋的，新伤旧伤累累，最后结成厚痂，一些人手指因此变形。

我一直在抗拒劳动、抗拒改造、抗拒奴役。别人采十斤茶，我只采一两。一天中午因太阳太毒，全体回中队吃午饭。刚进大院，指导员徐文奇便拿一副手铐，把我铐起来。先是把我吊在篮球架横梁上，因我挣扎不止，他又要去吃午饭，怕我磨断手铐链子，才改把我铐在篮球架竖柱上。

这在劳教队是老常事，李小筛逃跑被抓回来之后，被这样铐了整整一个星期，两只手腕肿的比上臂还粗，

徐文奇特意给我铐得很紧，当我抗议时，他笑眯眯地说：“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了，我们一向这样对待采茶产量最低的抗改分子。”大家都在大院里吃饭，只有我被铐在那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我的双手原来在广东就被铐伤过，这样紧地铐下去，只要24小时，恐怕就残废了。手残废了，人还有何用？还不如死了干脆！

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抵死反抗一回。我决定把反击矛头对准徐文奇，这家伙在队长们中间一向孤立，明明胆小如鼠，却天天要充老大。

“徐文奇是个孬种！想把我的手铐残废！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我大声吼叫起来，大院里的一百多个劳教人员都惊慌地看着我。

“徐文奇一向执法犯法，虐待我们，他是中队长，所有的殴打都是他指使的！”我听到在外面吃饭的队长叽哩呱啦讲话，徐文奇大叫值班员把所有电棍都拿来。

“劳教人员是全权公民，我们与徐文奇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法律规定我们有权进行正当防卫，不受非法侵害！所以今天我将开始依法与徐文奇斗争到底！只要他不把我的手铐解开，我就在这里每天讲话十次，揭露徐文奇的罪行！”

我厉声吼叫：“徐文奇，你若有种就出来与我单独决斗！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那麽强大我都不怕，敢跟他斗，我还会怕你这个孬种？我斗不过共产党，还能斗不过你？你算什么东西？”

七八个队长和几个值班员涌进大门，徐文奇一马当先，挥舞电棍，直扑向我。

“来吧！徐文奇！让我们拚死决战一场！大家可以作证！我是正当防卫！”徐文奇用电棍连连猛击我，我双手被铐，只能用脚踢他。如我所料，这家伙其实很孤立，没有一个队长上来帮他。

我怒发直竖，狮吼连连，不顾一切，决心死战！激烈搏斗中，我奋力挣断了手铐链子，与徐文奇抢夺电棍，他松手用脚踢我，我没有了束缚，跳起来一脚把他踢倒。我正要挥棍痛打这只恶狗，冯队副和倪队副冲过来架住了我的双臂，喝令我不得伤害政府干部。我也按照胡平的民运理论，“见好就收”，扔掉电棍。

徐文奇的老婆是劳教所财务科长，是个有良心的女人。她哭叫着冲进大院拉走了徐文奇，两个队副则把我架到办公室。半小时之后，南湖劳教处第一劳教所党委两位副书记赶来调查，指责我煽动抗改抗教、扰乱场所秩序、袭击队长。

我针锋相对，指出徐文奇非法侵害我，我只是依法正当防卫。同时我又表示，这件事可以就此结束，如果对方蓄意闹大，我也奉陪到底，把这场官司打到任何地方去。

不久劳教处派来一个年长的指导员，徐文奇成了主管生产的第二把手，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但是每次见到我，他都斜眼看我。后来听说徐文奇的靠山，老恶棍张所长来中队喝酒的时候，大骂那些队长没有一起上来打服我。

听说徐文奇还上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我这三年劳教期结束之后重新劳教三年，但这也跟上次杨明球上交报告要给我延长劳教期一年一样，都没有任何结果。从这次激战以后，再也没有一个队长敢打我，我被一些劳教人员称为南湖第一条好汉。

56．恶有恶报

韩干事曾是五中队的管教干事，所谓管教，主要任务就是打人。每个中队一般都有管教官员，管教队副或管教干事，电棍和手铐一般归他管理，别的队长需要这些刑具的时候要向他借用。

韩干事是第一劳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来机智灵活，掌掴、脚踢、肘捣，常常令被打者无法闪避。他的绝活是玩电棍，一把高压电棍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魔棍，捣的人瘫倒在地，鬼哭狼嚎，跪地求饶。

南湖劳教处位于宣城境内，一般的队长尽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会往死里打，主要担心以后受报复。韩干事不信这个邪。为显示自己谁都敢打，他经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顿。韩干事的信条就是鬼怕恶人，所以他决心以毛主席为榜样，做一个最恶的恶人。

一般每个劳教所里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凶豹狠狼残，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一般都要打过几千人次，或打死打伤很多人。虽然没有党组织的勋章或奖状，但这个荣耀称号比开枪镇压6．4学生市民的‘共和国卫士’还实惠，比南京大屠杀比赛杀人的日军屠夫更令人畏惧。

虎豹狼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往哪里一坐都是大爷。就是各级领导知道他们邪恶无比，也另眼相看，给他们面子，轻易不会找他们麻烦。

劳教队是典型的黑社会，里面的干部，谁凶狠谁霸道谁就有地位，劳教人员家属就把保护费送给谁，因为这样才会得到关照和保护。凶恶的干部有了大笔的保护费，自然能够向上级大肆贿赂，所以权力和地位就更加巩固，而且提升的也最快。

按说一个管教干事的地位，在劳教队里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为一般的劳教中队，都有指导员、中队长、三个以上的副中队长，有的劳教队甚至有5、6个副中队长，干事倒是只有1－3个。共产党各部门，早就是头重脚轻，官多于兵，领导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了。

但是韩干事的权力却超过了任何一位领导，提拔任何一个三大员都必须经过他同意，否则很简单，随便捏一个错，把这个三大员痛打一顿，下大组干活就是了。所以每一个班长组长都明白这一点，都必须送钱给韩干事。

善恶到头终有报。有一天韩干事骑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到宣城一个商店买东西。一个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劳教人员看见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韩世元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棍子已打在头上，韩干事连人带车一起倒下。

这个复仇者痛痛快快地打，每打一棍还问韩干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韩干事已口吐白沫，乱翻白眼，这个复仇者才收棍告诉站在一边已吓傻了的女子：“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伤打残了几千个人，你怎能与这种野兽交朋友，早晚会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为了报复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队里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报他一半，留他一条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听韩干事原来是这种人渣，当即表示该打，然后吓跑掉了。韩干事被踢进臭水沟里躺了三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女朋友和摩托车都不见了，他挣扎着向路人求救，人们都掩鼻而过，根本没人理他。他这才感到世态炎凉，人们普遍见死不救。

最后他只好挣扎着往医院爬，像一条被打断了三条腿的野狗一样，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医院，筋疲力尽又伤得很重，他昏了过去。医院根本不理他，护士医生走来走去没人停步看他一眼。又过了一个钟头，他醒过来，正好看见一个熟人，便拼命呼救。

那人忙过来扶他起来，带他去看伤，可巧那人没带多少钱，只有打电话到韩干事单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单位同事带钱赶来，医生才给治疗。由于伤重及耽误治疗，韩干事直到三个月后才出院。

这期间韩干事念念不忘控告那个人，但那个人也有关系，最后双方对簿公堂。韩干事找不到一个人证，那个劳教人员却提供了几十个受害者的名单，充分证明韩干事邪恶成性，曾经野蛮地殴打了无数人，要求法庭调查。劳教局害怕事情闹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韩干事撤诉，自认倒楣算了，否则就要开除他。

从那以后，韩干事不再轻易打人了。他终于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8．劳教队的本质

劳教队有许多惯匪，而且混得很好，这个现象最能反映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的本质。

本来按照定义，劳动教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教育为主，劳动为辅。事实上却正好相反，根本没有什么教育，完全是把劳教人员当成逮来的牛马奴役，竭尽全力、不择手段的榨取血汗。

本来按照定义，劳教班组长、值班员、炊事员这三大员都应该是品行相对较好的人担任，因为是他们直接掌管具体事务。但是为了榨取利益，这些三大员的选择标准反而是：第一要提供贿赂给领导，提拔你之后你可以利用职权再捞回来；第二是你必须心狠手辣，天天打人骂人，能逼人干出活来，给干部挣钱花；第三是要把大家都逼到死地，不得不哭求家人拿钱来贿赂干部以减轻痛苦。

很多干部由于慵懒成性，十分愚蠢，加上经常调来调去，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生活生产。大部分带工干事什么都不知道，仅仅是跟着一班人后面跑去工地，连队长用的水杯、暖瓶、板凳、雨衣、大衣都是班长安排专人伺候。然后班长安排一切工作，另外再派可靠的人去附近买些酒菜来给干部吃喝，吃饱喝足就躺在大衣雨衣上睡觉。收工的时候班长再喊醒他回队，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除非想找几个肉靶练练拳脚，否则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劳教队的用人模式完全与中囯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用人模式一模一样，都是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人，对人民凶狠毒辣的人，狡猾的两面派、变色龙，内心黑暗、肮脏无比、唯利是图的阴险小人，兽性十足而又恭顺伪善的人渣。

用这些人实际管理劳教人员，只会败坏人心，毁灭道德，把一些人残存的人性彻底消灭，从而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穷凶极恶的匪徒，然后再把他们放到社会上，祸害全国人民。

这就是实际的劳动教养。

劳教队是冶炼炉，把一部分人炼成牛马，当然是怀恨在心，日后再报复的牛马；另一部分人被炼成野兽，当然是队长、班长、组长。

吴队副当时是南湖劳教处一所五中队后勤队副，中队里流传着他的故事。吴队副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他本来也是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师范学校毕业后，鬼使神差，把他分配到劳教队。

吴队副力大如牛，但却胆小如鼠，到了劳教队，看到队长班长组长值班员天天打人，既厌恶，又害怕。他一再找领导要求调走，他不知道在南湖劳教处，一个干部要想调走，除非有铁硬的关系，至少要花10万元。他在所里找来找去没有用，只好上访到劳教处，又被推来推去跑了无数趟，终于有一天处长见了他。

吴队副：“我坚决要求调走，这里太野蛮了，打来打去，像是动物园，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处长：“那大家怎么照样工作，只有你不安心工作，尽给我们添麻烦。如果谁想调走就调走，那不乱了套了。”

吴队副：“我仔细看了劳教法规，从法律上我们干部与劳教人员是平等的，如果劳教人员打我怎么办，你们怎样依法保护我？”处长：“见鬼！我在这里干了三十年，只听说干部打劳教，没听说过劳教打干部，那不是反了天了！”

吴队副：“干部打劳教也是违法的呀！这里是执法机构，应该一切依法办事，可是上面给分队干事下达的生产任务那麽重，不打人根本完不成。我不会打人，所以这份工作我做不了。”处长：“什么法律，劳教制度根本就是与法律无关的政府行为，高于法律的！在这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敢打我吗？”吴队副：“不敢。”处长：“那你带一个班，什么都由你说了算，谁还敢打你？你给我回去安心工作，如果哪个劳教敢打你，你再来找我，我去打他！”

几年过去了，我到中队的时候，有天早操时，我看到吴队副只挥一拳，就把一个姓查的大个子打倒在地。等到出工的时候，大个子一只眼成了大大的熊猫眼，足有半个拳头大，肿的睁不开缝。

可怜的大个子，再过两天就该解除劳动教养回家了，怎么见亲人？

杨干事个子小小的，长得很秀气，戴一副近视眼镜，刚到中队时见谁都笑眯眯的。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二年，他一见到我就开玩笑，我也喜欢跟他说话，希望他别被冶炼成野兽。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为了能在各班采茶竞争中获得优胜，多拿奖金，他就变成打人最凶的带工干事。

那时中队里有几名基督教传教士，其中有一个安庆人叫李程生，已经四十岁了，身体被看守所折磨坏了，干活不行，老受欺负。我从各方面尽力帮助他，特别要求杨干事不要打他。

自从打败中队长徐文奇之后，我在中队很有威信，我就利用这种威信竭力保护几个良心犯。另外两个带工干事也给我一点面子，他们也有一点良心，不打自己班里的政治犯。班组长都是狗，只要干部对你另眼相看，也不敢轻易打你。

平时我在中队部养病不出工，但是采茶季节人人都得上山，中队就让我记账，以节省一个劳动力。这样一来，四个政治犯几乎就不用采茶了，因为我给他们记假账，而且记到平均数以上。带工干事和班长当然都心知肚明，但这可以增加他们的采茶总产量，所以都不吱声；一般的劳教人员也不敢讲，反正只要瞒着称茶的中队长一个人就行了。

整个采茶季节，由于我的假账，四个传教士都没有挨打。我故意把帐记得凌乱，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别人根本无法核查。

但是采茶季节一过，杨干事就翻脸了，把李程生踢的直不起腰来，走路都要人扶着。我得知大怒，径直去找指导员，指控杨干事打伤人，我要向所里、处里，乃至劳教局司法厅和国际人权组织写检举信。指导员要求我别写，他会特地交代杨干事别再打李程生。

回头我又叫二班班长唐留红传话给杨干事：“别欺负老实人，有种就找我来打！”杨干事没敢来找我，但我们从此成为仇敌。唉，杨干事变坏的太快了。

唉，传教士们也实在太老实了，逆来顺受，一点都不敢反抗！连绝食都不敢，尽管我多次向他们提议！如果我不是长期绝食抗争，如果我不是危急时刻拼命一战，我在南湖也只有跟他们一样窝囊。首先你自己要敢战，别人才好来帮你，中国民运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也是这种关系。

64．下岗工人

1997年我刚出狱的时候，蚌埠人正流传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渐渐没落，六四屠杀之后一年比一年衰败，工厂纷纷停产半停产，大批小型集体企业倒闭。

有一对夫妇都在集体企业里工作，都下岗了，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父亲下岗后还可以领到100多元的下岗津贴，而母亲的单位破产了，一分钱也领不到。这个家庭也没有任何积蓄，3口人只能依靠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亲几乎天天跑去劳动局看有没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跑了半年也没有结果。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心情压抑，更是连连生病，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只能硬撑着，身体越来越坏。

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家里的伙食还凑合，每个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猪肉，一回鱼或鸡，这几个月却天天吃咸菜，或萝卜大白菜，偶尔才有一点豆腐青菜，几个月下来，女孩馋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妈妈嚷着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里的收入只够买米买煤买油盐付水电费房租费，根本没有钱买菜吃，妈妈每天傍晚会拎着一只篮子到农贸市场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大白菜帮子，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急于回家的菜农手里买一些几乎没人肯买，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为她下学期的学费发愁，而且新年又快到了，面对可爱的女儿的要求，父亲只得敷衍说：“下个星期，乖女儿，下个星期，我一定会买肉给你吃。”

那一天父亲领到了下岗津贴，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么花，要不要给女儿买一点肉吃。却看见妻子正在独自流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哽咽着说她不想活了。

“我15岁就被迫下放农村，干农活累了十几年，经常还没的吃。男知青还可以去偷东西吃，我们女知青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向大队借粮，受尽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欺负。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厂里三班倒，苦干了十几年。

“唉，我把青春，把力气，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党，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下岗工人想劝慰妻子，还没开口却也掉下泪来，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样吗？就算再过几个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还是难过得很，累了大半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没有任何财产，马上要实行房改了，哪有钱买房子？难道流落街头吗？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不再开口，转身走出了门。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想到许许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凄惨状况，和自己这几个月来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泪流满面。他也不再在乎邻居和熟人看见他的眼泪了，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这个世界如此凄凉，他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萝卜烧肉，高兴得惊叫起来。桌子上还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边在等她，慈爱地劝女儿吃个痛快。父亲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了，然后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夹大块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来舍不得吃，想省下来让丈夫和女儿多吃几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热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着泪也吃起来，她担忧地想，丈夫中了哪门子邪，买了这么多肉，以后不吃饭了？

这家人几天不开门，邻居好奇怪，议论纷纷，最后居委会强行撬开了门，进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岗工人一手紧紧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紧紧地抱住女儿。

后来法医鉴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药中毒身亡，肉汤里残余着大量老鼠药，最后调查结论是：下岗工人不忍妻子女儿穷困，走投无路，全家自杀。

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这些下放知青，这些下岗工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奴隶，双方有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后者是被迫做奴隶的，没有任何选择和讨论的权利，而且这种奴役关系延续了几十年。这些工人被榨干了青春，被榨干了血汗之后，竟然一脚踢开不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社会伦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宽恕的罪恶！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没听说有这么残忍的奴隶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隶一脚踢开就不管了！

这还是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经济改革，变终身制为雇佣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实上已经做了大半辈子奴隶，从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起，安分守己地做了几十年奴隶，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脚踢开。共产党应该给与他们公正的补偿和保障，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定会引起媒体的跟踪报道，但在新闻专制的中国，和过去50多年来所有类似的数十万数百万件惨事一样，没有任何报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这个城市的市民，口耳相传，人人叹息：这个社会的确太残酷了，太黑暗了！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像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待续）

（节自《悲怆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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