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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深火热
一脚踏进劳教队,
从此生死两茫茫;
最是凄惨做奴隶,
牛马不如心惶惶。
―――《地狱奴隶》1999-5-1
53.死亡线上
1994年8月27日上午他们给我一张三年劳教通知书,那份决定书丝毫不提他们在三十次审讯我时提到的政治问题,却胡说我非法同居,还说我以前谈恋爱是引诱对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指东打西。我看了以后愤不欲生,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断续绝食。这是我第七次绝食。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这次绝食最为惨烈。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真正是彻彻底底绝望了!不想活了。
绝食开始后我就满腔悲愤地写申诉书,指控他们的恶毒罪行。收审站的站长股长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他们也认为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我太荒唐,纷纷跑来劝我想开一点。他们说政治斗争本来就很残酷,现在比反右文革时还是好多了,都怪我不该从事民运,与共产党斗,鸡蛋碰石头啊。
绝食五天之后看守带我去见公安局长程德本,但是他们几个人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我估计他们主要想观察一下,我的身体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了。第六天家人突然来见我,我很意外,在他们的劝说下,我停止了绝食。
但是第七天,政保科和劳教办就一车把我送到了几百里之外,合肥劳教局中转站。重新审理该案的希望落空了。这样,在恢复进食一天之后,我又开始了第八次绝食。
绝食四天后中转站指导员找我问了原因,然后说他们只负责中转,别的什么也不管,第六天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南湖劳教处第一劳教所五中队。
面对推卸责任的狡猾的共军,我无可奈何,只有继续绝食。那时候我走路都轻飘飘的,感觉自己快要成仙了,快到天堂了。胃已经不像头几天那样磨来磨去很难受,也不怎么想吃东西了。
军训的时候我就站在一边看。他们知道我绝食很久了,但是假装不知道。前后总共绝食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走路就困难了,那天出工好容易才走到工地,然后就倒在地上不行了。
躺在潮湿的田埂上,想着我放弃顺顺当当、舒舒服服的共产党奴才生活,一心一意探索真理、寻求正义,走上这条救国救民的艰险道路。想到1986年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想着身后孤苦无依的妻子纪晓,和只见过一面的女儿,我不觉热泪盈眶。
他们把我架回中队,扔在寝室的水泥地上,我在那里迷迷糊糊一直躺到第二天。难道真的就这样死了吗?我心有不甘。他们终于采取行动了,几个人团团围住我,按住我,灌我米汤,我已失去反抗的力气,由着他们摆布。
长期绝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溃烂,恶臭难闻,又得不到治疗。周围的人都把我当成一堆垃圾,掩鼻而过。没人愿意端水给我喝,我只能扶着墙一点一点挪到水池喝点水。
后来,我又站起来了,但是没有一点力气,而且厌食。别人都拿饭盆排队打饭,我不想吃饭,只拣几块南瓜或青菜象征性地吃上两口,一个星期吃的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得多。
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根本没有力气干活,走路都困难,我也坚决拒绝被奴役。他们把我转到菜园班,队副杨明球要求我做做干活样子,我拒绝了,他就殴打我,扒光我的上衣电击我。我再次绝食抗议,这是我第九次绝食。
我已记不清那段时间有多少次绝食,每次绝食多久了,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只是偶尔吃一点点东西。面对共产党的羞辱和虐待,我实在是太伤心了,太绝望了。
幸亏我的妻子来看我,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人权,刘青为我做了大量呼吁,这第十次绝食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把我送到医院,我也确实快不行了。
在我八年的囚禁劳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运人士混进去看望过我,那就是储海蓝女士。受刘念春兄弟委托,她谎称是我太太纪晓的表妹,从我家乡派出所骗得介绍信,和我太太一起来看我。
储海蓝是异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为民运做的工作,足令男儿们羞愧。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莫大的恩情!无法感谢的恩情!因为我们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望。我们有时连父母都不准见。
经过一段时间疗养,我又能站起来了,但是我的耳朵不灵了,别人说话非得大声喊我才能听见;眼睛也不行了,经常产生错觉,甚至看不清人脸。后来中队把一间原来存放杂粮的小仓库腾出来给我住,又安排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专门监视我。
二年以后,我才恢复一些。但是我一向坚强无比,几乎什么都能消化的胃垮了;一向活跃的、思维敏捷的头脑也呆滞了;尤其是我的记忆力,几乎接近零,老是丢东忘西,衣服扣子经常扣错,裤子拉链都不知道拉。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完全恢复,恐怕此生已无望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进行一星期以上的绝食了,除非我确定想死。即使想死,我也宁可采取别的方法。后来我在南湖又绝食两次,但那都是为了有限目标,经过谈判,两三天就结束了。我的经验是:绝食不绝水,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否则就会损害身体,留下后遗症。
54.抵死抗拒奴役
1995年4月,南湖劳教处一年一度的春茶采摘正在进入高潮,队长们全都进入凶猛时期。我们每天四点钟起床,早操也取消了,大家喝一点稀饭,四点半,天只朦朦亮,队伍就出发了。茶树上都是露水,采茶一会儿,我们的衣服就打湿了。
采茶时两人一对,老兵带新兵,被称为互帮对子,主要是防止新兵逃跑。采到中午,中队送饭上山,吃完接着采茶,一直到天色昏暗,才收工下山。回到中队吃过晚饭,就开始检查评比,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带工干事坐在大沙发上,逐个讲评,然后把采茶产量低,被称作“鸵鸟”的人叫过来,用高压电警棍一一充电,电的他们鬼哭狼嚎,跪地求饶。班长侍立一旁,用被板打击“鸵鸟”头部,打到肿起来,以给这些人加深印象。
然后命这些人分两排面对面站立,互抽二十个响亮的耳光。下手不重的,由几个组长拉到一边个别辅导,教他怎样打耳光最响亮,几下子就可以把人脸打肿,打成变形金刚。
最后进入革命高潮:命所有产量低于平均数的人面对面低头跪成两排,再命产量高于平均数的人,双手举起结实的木板凳,用尽全力给前者砸背,一定要砸得伤痕累累,像被绳子捆起来待宰的猪一样嗷嗷叫痛,才算一条龙服务到位。
所有人都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牲口,惶惶终日,拼命采茶,食指、中指、拇指全都血淋淋的,新伤旧伤累累,最后结成厚痂,一些人手指因此变形。
我一直在抗拒劳动、抗拒改造、抗拒奴役。别人采十斤茶,我只采一两。一天中午因太阳太毒,全体回中队吃午饭。刚进大院,指导员徐文奇便拿一副手铐,把我铐起来。先是把我吊在篮球架横梁上,因我挣扎不止,他又要去吃午饭,怕我磨断手铐链子,才改把我铐在篮球架竖柱上。
这在劳教队是老常事,李小筛逃跑被抓回来之后,被这样铐了整整一个星期,两只手腕肿的比上臂还粗,
徐文奇特意给我铐得很紧,当我抗议时,他笑眯眯地说:“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了,我们一向这样对待采茶产量最低的抗改分子。”大家都在大院里吃饭,只有我被铐在那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我的双手原来在广东就被铐伤过,这样紧地铐下去,只要24小时,恐怕就残废了。手残废了,人还有何用?还不如死了干脆!
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抵死反抗一回。我决定把反击矛头对准徐文奇,这家伙在队长们中间一向孤立,明明胆小如鼠,却天天要充老大。
“徐文奇是个孬种!想把我的手铐残废!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我大声吼叫起来,大院里的一百多个劳教人员都惊慌地看着我。
“徐文奇一向执法犯法,虐待我们,他是中队长,所有的殴打都是他指使的!”我听到在外面吃饭的队长叽哩呱啦讲话,徐文奇大叫值班员把所有电棍都拿来。
“劳教人员是全权公民,我们与徐文奇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法律规定我们有权进行正当防卫,不受非法侵害!所以今天我将开始依法与徐文奇斗争到底!只要他不把我的手铐解开,我就在这里每天讲话十次,揭露徐文奇的罪行!”
我厉声吼叫:“徐文奇,你若有种就出来与我单独决斗!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那麽强大我都不怕,敢跟他斗,我还会怕你这个孬种?我斗不过共产党,还能斗不过你?你算什么东西?”
七八个队长和几个值班员涌进大门,徐文奇一马当先,挥舞电棍,直扑向我。
“来吧!徐文奇!让我们拚死决战一场!大家可以作证!我是正当防卫!”徐文奇用电棍连连猛击我,我双手被铐,只能用脚踢他。如我所料,这家伙其实很孤立,没有一个队长上来帮他。
我怒发直竖,狮吼连连,不顾一切,决心死战!激烈搏斗中,我奋力挣断了手铐链子,与徐文奇抢夺电棍,他松手用脚踢我,我没有了束缚,跳起来一脚把他踢倒。我正要挥棍痛打这只恶狗,冯队副和倪队副冲过来架住了我的双臂,喝令我不得伤害政府干部。我也按照胡平的民运理论,“见好就收”,扔掉电棍。
徐文奇的老婆是劳教所财务科长,是个有良心的女人。她哭叫着冲进大院拉走了徐文奇,两个队副则把我架到办公室。半小时之后,南湖劳教处第一劳教所党委两位副书记赶来调查,指责我煽动抗改抗教、扰乱场所秩序、袭击队长。
我针锋相对,指出徐文奇非法侵害我,我只是依法正当防卫。同时我又表示,这件事可以就此结束,如果对方蓄意闹大,我也奉陪到底,把这场官司打到任何地方去。
不久劳教处派来一个年长的指导员,徐文奇成了主管生产的第二把手,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但是每次见到我,他都斜眼看我。后来听说徐文奇的靠山,老恶棍张所长来中队喝酒的时候,大骂那些队长没有一起上来打服我。
听说徐文奇还上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我这三年劳教期结束之后重新劳教三年,但这也跟上次杨明球上交报告要给我延长劳教期一年一样,都没有任何结果。从这次激战以后,再也没有一个队长敢打我,我被一些劳教人员称为南湖第一条好汉。
56.恶有恶报
韩干事曾是五中队的管教干事,所谓管教,主要任务就是打人。每个中队一般都有管教官员,管教队副或管教干事,电棍和手铐一般归他管理,别的队长需要这些刑具的时候要向他借用。
韩干事是第一劳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来机智灵活,掌掴、脚踢、肘捣,常常令被打者无法闪避。他的绝活是玩电棍,一把高压电棍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了魔棍,捣的人瘫倒在地,鬼哭狼嚎,跪地求饶。
南湖劳教处位于宣城境内,一般的队长尽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会往死里打,主要担心以后受报复。韩干事不信这个邪。为显示自己谁都敢打,他经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顿。韩干事的信条就是鬼怕恶人,所以他决心以毛主席为榜样,做一个最恶的恶人。
一般每个劳教所里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凶豹狠狼残,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一般都要打过几千人次,或打死打伤很多人。虽然没有党组织的勋章或奖状,但这个荣耀称号比开枪镇压6.4学生市民的‘共和国卫士’还实惠,比南京大屠杀比赛杀人的日军屠夫更令人畏惧。
虎豹狼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往哪里一坐都是大爷。就是各级领导知道他们邪恶无比,也另眼相看,给他们面子,轻易不会找他们麻烦。
劳教队是典型的黑社会,里面的干部,谁凶狠谁霸道谁就有地位,劳教人员家属就把保护费送给谁,因为这样才会得到关照和保护。凶恶的干部有了大笔的保护费,自然能够向上级大肆贿赂,所以权力和地位就更加巩固,而且提升的也最快。
按说一个管教干事的地位,在劳教队里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为一般的劳教中队,都有指导员、中队长、三个以上的副中队长,有的劳教队甚至有5、6个副中队长,干事倒是只有1-3个。共产党各部门,早就是头重脚轻,官多于兵,领导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了。
但是韩干事的权力却超过了任何一位领导,提拔任何一个三大员都必须经过他同意,否则很简单,随便捏一个错,把这个三大员痛打一顿,下大组干活就是了。所以每一个班长组长都明白这一点,都必须送钱给韩干事。
善恶到头终有报。有一天韩干事骑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到宣城一个商店买东西。一个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劳教人员看见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韩世元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棍子已打在头上,韩干事连人带车一起倒下。
这个复仇者痛痛快快地打,每打一棍还问韩干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韩干事已口吐白沫,乱翻白眼,这个复仇者才收棍告诉站在一边已吓傻了的女子:“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伤打残了几千个人,你怎能与这种野兽交朋友,早晚会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为了报复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队里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报他一半,留他一条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听韩干事原来是这种人渣,当即表示该打,然后吓跑掉了。韩干事被踢进臭水沟里躺了三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女朋友和摩托车都不见了,他挣扎着向路人求救,人们都掩鼻而过,根本没人理他。他这才感到世态炎凉,人们普遍见死不救。
最后他只好挣扎着往医院爬,像一条被打断了三条腿的野狗一样,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医院,筋疲力尽又伤得很重,他昏了过去。医院根本不理他,护士医生走来走去没人停步看他一眼。又过了一个钟头,他醒过来,正好看见一个熟人,便拼命呼救。
那人忙过来扶他起来,带他去看伤,可巧那人没带多少钱,只有打电话到韩干事单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单位同事带钱赶来,医生才给治疗。由于伤重及耽误治疗,韩干事直到三个月后才出院。
这期间韩干事念念不忘控告那个人,但那个人也有关系,最后双方对簿公堂。韩干事找不到一个人证,那个劳教人员却提供了几十个受害者的名单,充分证明韩干事邪恶成性,曾经野蛮地殴打了无数人,要求法庭调查。劳教局害怕事情闹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韩干事撤诉,自认倒楣算了,否则就要开除他。
从那以后,韩干事不再轻易打人了。他终于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8.劳教队的本质
劳教队有许多惯匪,而且混得很好,这个现象最能反映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的本质。
本来按照定义,劳动教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教育为主,劳动为辅。事实上却正好相反,根本没有什么教育,完全是把劳教人员当成逮来的牛马奴役,竭尽全力、不择手段的榨取血汗。
本来按照定义,劳教班组长、值班员、炊事员这三大员都应该是品行相对较好的人担任,因为是他们直接掌管具体事务。但是为了榨取利益,这些三大员的选择标准反而是:第一要提供贿赂给领导,提拔你之后你可以利用职权再捞回来;第二是你必须心狠手辣,天天打人骂人,能逼人干出活来,给干部挣钱花;第三是要把大家都逼到死地,不得不哭求家人拿钱来贿赂干部以减轻痛苦。
很多干部由于慵懒成性,十分愚蠢,加上经常调来调去,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生活生产。大部分带工干事什么都不知道,仅仅是跟着一班人后面跑去工地,连队长用的水杯、暖瓶、板凳、雨衣、大衣都是班长安排专人伺候。然后班长安排一切工作,另外再派可靠的人去附近买些酒菜来给干部吃喝,吃饱喝足就躺在大衣雨衣上睡觉。收工的时候班长再喊醒他回队,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除非想找几个肉靶练练拳脚,否则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劳教队的用人模式完全与中囯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用人模式一模一样,都是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人,对人民凶狠毒辣的人,狡猾的两面派、变色龙,内心黑暗、肮脏无比、唯利是图的阴险小人,兽性十足而又恭顺伪善的人渣。
用这些人实际管理劳教人员,只会败坏人心,毁灭道德,把一些人残存的人性彻底消灭,从而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穷凶极恶的匪徒,然后再把他们放到社会上,祸害全国人民。
这就是实际的劳动教养。
劳教队是冶炼炉,把一部分人炼成牛马,当然是怀恨在心,日后再报复的牛马;另一部分人被炼成野兽,当然是队长、班长、组长。
吴队副当时是南湖劳教处一所五中队后勤队副,中队里流传着他的故事。吴队副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他本来也是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师范学校毕业后,鬼使神差,把他分配到劳教队。
吴队副力大如牛,但却胆小如鼠,到了劳教队,看到队长班长组长值班员天天打人,既厌恶,又害怕。他一再找领导要求调走,他不知道在南湖劳教处,一个干部要想调走,除非有铁硬的关系,至少要花10万元。他在所里找来找去没有用,只好上访到劳教处,又被推来推去跑了无数趟,终于有一天处长见了他。
吴队副:“我坚决要求调走,这里太野蛮了,打来打去,像是动物园,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处长:“那大家怎么照样工作,只有你不安心工作,尽给我们添麻烦。如果谁想调走就调走,那不乱了套了。”
吴队副:“我仔细看了劳教法规,从法律上我们干部与劳教人员是平等的,如果劳教人员打我怎么办,你们怎样依法保护我?”处长:“见鬼!我在这里干了三十年,只听说干部打劳教,没听说过劳教打干部,那不是反了天了!”
吴队副:“干部打劳教也是违法的呀!这里是执法机构,应该一切依法办事,可是上面给分队干事下达的生产任务那麽重,不打人根本完不成。我不会打人,所以这份工作我做不了。”处长:“什么法律,劳教制度根本就是与法律无关的政府行为,高于法律的!在这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敢打我吗?”吴队副:“不敢。”处长:“那你带一个班,什么都由你说了算,谁还敢打你?你给我回去安心工作,如果哪个劳教敢打你,你再来找我,我去打他!”
几年过去了,我到中队的时候,有天早操时,我看到吴队副只挥一拳,就把一个姓查的大个子打倒在地。等到出工的时候,大个子一只眼成了大大的熊猫眼,足有半个拳头大,肿的睁不开缝。
可怜的大个子,再过两天就该解除劳动教养回家了,怎么见亲人?
杨干事个子小小的,长得很秀气,戴一副近视眼镜,刚到中队时见谁都笑眯眯的。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二年,他一见到我就开玩笑,我也喜欢跟他说话,希望他别被冶炼成野兽。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为了能在各班采茶竞争中获得优胜,多拿奖金,他就变成打人最凶的带工干事。
那时中队里有几名基督教传教士,其中有一个安庆人叫李程生,已经四十岁了,身体被看守所折磨坏了,干活不行,老受欺负。我从各方面尽力帮助他,特别要求杨干事不要打他。
自从打败中队长徐文奇之后,我在中队很有威信,我就利用这种威信竭力保护几个良心犯。另外两个带工干事也给我一点面子,他们也有一点良心,不打自己班里的政治犯。班组长都是狗,只要干部对你另眼相看,也不敢轻易打你。
平时我在中队部养病不出工,但是采茶季节人人都得上山,中队就让我记账,以节省一个劳动力。这样一来,四个政治犯几乎就不用采茶了,因为我给他们记假账,而且记到平均数以上。带工干事和班长当然都心知肚明,但这可以增加他们的采茶总产量,所以都不吱声;一般的劳教人员也不敢讲,反正只要瞒着称茶的中队长一个人就行了。
整个采茶季节,由于我的假账,四个传教士都没有挨打。我故意把帐记得凌乱,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别人根本无法核查。
但是采茶季节一过,杨干事就翻脸了,把李程生踢的直不起腰来,走路都要人扶着。我得知大怒,径直去找指导员,指控杨干事打伤人,我要向所里、处里,乃至劳教局司法厅和国际人权组织写检举信。指导员要求我别写,他会特地交代杨干事别再打李程生。
回头我又叫二班班长唐留红传话给杨干事:“别欺负老实人,有种就找我来打!”杨干事没敢来找我,但我们从此成为仇敌。唉,杨干事变坏的太快了。
唉,传教士们也实在太老实了,逆来顺受,一点都不敢反抗!连绝食都不敢,尽管我多次向他们提议!如果我不是长期绝食抗争,如果我不是危急时刻拼命一战,我在南湖也只有跟他们一样窝囊。首先你自己要敢战,别人才好来帮你,中国民运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也是这种关系。
64.下岗工人
1997年我刚出狱的时候,蚌埠人正流传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渐渐没落,六四屠杀之后一年比一年衰败,工厂纷纷停产半停产,大批小型集体企业倒闭。
有一对夫妇都在集体企业里工作,都下岗了,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父亲下岗后还可以领到100多元的下岗津贴,而母亲的单位破产了,一分钱也领不到。这个家庭也没有任何积蓄,3口人只能依靠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亲几乎天天跑去劳动局看有没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跑了半年也没有结果。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心情压抑,更是连连生病,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只能硬撑着,身体越来越坏。
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家里的伙食还凑合,每个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猪肉,一回鱼或鸡,这几个月却天天吃咸菜,或萝卜大白菜,偶尔才有一点豆腐青菜,几个月下来,女孩馋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妈妈嚷着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里的收入只够买米买煤买油盐付水电费房租费,根本没有钱买菜吃,妈妈每天傍晚会拎着一只篮子到农贸市场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大白菜帮子,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急于回家的菜农手里买一些几乎没人肯买,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为她下学期的学费发愁,而且新年又快到了,面对可爱的女儿的要求,父亲只得敷衍说:“下个星期,乖女儿,下个星期,我一定会买肉给你吃。”
那一天父亲领到了下岗津贴,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么花,要不要给女儿买一点肉吃。却看见妻子正在独自流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哽咽着说她不想活了。
“我15岁就被迫下放农村,干农活累了十几年,经常还没的吃。男知青还可以去偷东西吃,我们女知青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向大队借粮,受尽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欺负。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厂里三班倒,苦干了十几年。
“唉,我把青春,把力气,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党,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下岗工人想劝慰妻子,还没开口却也掉下泪来,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样吗?就算再过几个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还是难过得很,累了大半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没有任何财产,马上要实行房改了,哪有钱买房子?难道流落街头吗?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不再开口,转身走出了门。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想到许许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凄惨状况,和自己这几个月来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泪流满面。他也不再在乎邻居和熟人看见他的眼泪了,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这个世界如此凄凉,他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萝卜烧肉,高兴得惊叫起来。桌子上还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边在等她,慈爱地劝女儿吃个痛快。父亲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了,然后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夹大块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来舍不得吃,想省下来让丈夫和女儿多吃几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热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着泪也吃起来,她担忧地想,丈夫中了哪门子邪,买了这么多肉,以后不吃饭了?
这家人几天不开门,邻居好奇怪,议论纷纷,最后居委会强行撬开了门,进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岗工人一手紧紧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紧紧地抱住女儿。
后来法医鉴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药中毒身亡,肉汤里残余着大量老鼠药,最后调查结论是:下岗工人不忍妻子女儿穷困,走投无路,全家自杀。
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这些下放知青,这些下岗工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奴隶,双方有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后者是被迫做奴隶的,没有任何选择和讨论的权利,而且这种奴役关系延续了几十年。这些工人被榨干了青春,被榨干了血汗之后,竟然一脚踢开不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社会伦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宽恕的罪恶!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没听说有这么残忍的奴隶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隶一脚踢开就不管了!
这还是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经济改革,变终身制为雇佣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实上已经做了大半辈子奴隶,从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起,安分守己地做了几十年奴隶,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脚踢开。共产党应该给与他们公正的补偿和保障,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定会引起媒体的跟踪报道,但在新闻专制的中国,和过去50多年来所有类似的数十万数百万件惨事一样,没有任何报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这个城市的市民,口耳相传,人人叹息:这个社会的确太残酷了,太黑暗了!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像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待续)
(节自《悲怆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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