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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荆棘民运路

茫茫征途上布满荆棘，
我的双脚鲜血淋漓，
自由之梦给我不竭的勇气！

喧嚣的歌声早已沈寂，
我还在流着眼泪，
吹着那支柳笛。

我的喉咙早已嘶哑，
只有灵魂颤动的旋律，
穿透层层乌云直达天际！
―――《新陋室铭》28岁自勉

44．楚虽三户

1991年3月2日，我终于摇摇晃晃地出狱了，母亲和妹妹扶着我回到家中。我一边治病休养，一边与过去的同道们恢复联系，了解我坐牢期间发生的事情和民运现状。

我依然停留在六四之前的精神状态，献身的热诚燃烧着我的心，使我像一团火一样四处奔波，企图燎原。但是我的同道们多半心灰意冷，共产党看起来实在太强大了，他们不愿白白送死。

记得那时我写过一个短篇，描绘侥幸挣脱锁链下山，回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发现大地仍是一片黑暗，便决心自造火焰。他满腔热诚寻找过去的合作伙伴，结果到处碰壁，越来越失望。到最后完全绝望，自己又跑回山巅，自己给自己重新戴上镣铐。

6月2日，我以过生日为名请了几十位云梦沙龙骨干聚会，我还写了上面这首诗明志。

我决心孤身独战这个专制制度，哪怕像瘦瘦的堂．吉诃德那样可怜可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点金光，照耀四方。我决心一切从头做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开办三楚学校，藉以积蓄力量，培训民运骨干，以图卷土重来。我甚至创作了校歌并谱曲，还设计了校徽和校旗。

我还作了一幅“三楚武士”画，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士端着一枝方天画戟站在旷野里。他剃着光头，目光如炬，几乎赤身裸体。他的脚如树根般深入大地，他的背后是犬牙交错的群山，他的头上云彩之间是古烈先贤。

那个孤身挑战数百万共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威猛武士当然就是我。

不幸的是三楚学校开课第一天，三个警察就来抓走了我。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公安局法制科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他们勒令我立即停办，否则就到监狱里去。他们诡称我还另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得进行任何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活动。

合肥的两位民运人士田炀和黄玉明来找我，后来我便经常去合肥活动，认识了许多合肥的民运人士。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合肥－蚌埠民运联合委员会，作为安徽民运的领导机构，推我为领导人。但是不久之后，合肥那边在一次散发传单之后全军覆没，差点把我也带进去。

当时蚌埠民运也正有起色，成立了三个小集团。一个以我为首，一个以魏辉为首，财贸学院以赵强、吕伦为首的民运小团体也始终存在。我们经常开会，讨论民运的前途和面临的问题，公安局也虎视眈眈严密监控我们。吸取合肥的教训，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天我在胜利路市政府对面的南山小吃部吃馄饨，一个40岁左右的女服务员，突然端来一笼包子，送到我面前，对我说：“送给你。请你慢慢吃，等一会儿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直觉到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直到半个小时之后，小吃店里的员工差不多都下班了，那个女服务员才过来坐在我跟前，小声地说起来。

“你是张林吧？我肯定你是。我认得你，我以前多次听过你的演讲。”她顿了顿，见我点点头，继续说：“6月5日夜晚12点左右，我正和另一名员工睡在小吃部里值夜班，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们。我打开门一看，是4个学生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人浑身是血。我吓得直发抖，直觉到他们是在天安门广场被解放军打伤的学生。

“他们进来后告诉我们，他们是合肥的大学生，六四之夜在西单一带堵截进城的解放军，没想到他们突然开枪，弹如飞蝗，无法躲避。一个人肩膀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人大腿上挨了两枪，四人互相搀扶，辗转逃到蚌埠，等待转去合肥的车。大腿中枪的同学多次昏迷，血流不止，衣服全被血浸透了，我们担心被车站和车上盘查的军警发现，所以不敢停留在车站等车。重伤员的体温极低，担心他半途死掉，因此他们冒险寻人求助，发现这里有灯光，便敲门了。

“我的同事吓得几乎站不住了。我赶紧捅开炉子，烧热水给他们擦洗血迹，又找出了两件工作服给他们换上。我想起家里还有一瓶云南白药，于是便央求同事帮我照顾他们。她却吓坏了，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我们不能自找麻烦，跟着完蛋。那时的政治形势确实太恐怖了，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告诉她，一切责任由我来付，绝不会损害她一点点。然后我急忙跑回家叫醒丈夫，他立刻起身，我们拿了一大包衣服、药品，和家里所有的钱，赶回小吃部。谁知走到半路上，正好碰到一支巡逻队，我丈夫急忙带我躲进一条小巷。一直到巡逻队走了很远，我和丈夫才敢出巷子。

“我们把伤员擦洗了伤口，抹上云南白药，再穿上棉袄棉裤，才由我丈夫推自行车送伤员和他们另外三个人去火车站。

“谁知后来，长工资的时候，那个同事为了抵我，把我揭发出来，害得我天天写检查，工资降了一级，还差点把我开除。”

我难过地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告诉她：“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们终会有获得公正对待的那一天。现在，我们只有忍一忍，先不去计较个人得失。”

我估计，六四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人，恐怕谁也无法统计。死难者家人不敢说，而受伤者更不敢声张，绝大部分只有赶紧带伤逃走，逃到外地躲藏治疗。

这更使我下定决心，即使只剩我一个人，也要坚持捍卫正义，坚持斗争到底，才能对得起那些默默无闻的受难者！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45．越境争取外援

长期从事组织活动使我痛苦的认识到：在中国社会里，一个组织，一个政治团体要想得以维持，必须两样东西，一个是暴力，一个是利益。民运组织不太可能像黑社会那样以暴力或暴力威胁来筹集经费，维持组织运作。所以特别需要以钱来维持，而一般中国人又是极端自私自利，对于公益事业几乎是一毛不拔的。

与正常社会的商业阶层不同，当代中国大部分有钱的商人都是文化素质极差的、唯利是图的投机暴发户，而最有钱的阶层还是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的红色资本家，所以几乎不可能从他们身上筹集到成批的经费。这方面我经过了长期而徒劳的努力，最多只能找到三、四个欣赏你这个人，愿意给你个人一点帮助的朋友。

在大笔经费没有到来之前，在中国人没有直接看到现实利益之前，当年中共的第二号党魁张国焘曾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命，带了六百块大洋到武汉发展共产党组织，忙了六个月却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发展到。

一直到国共合作之后，在苏俄的大量经费支援下，中共才有机会把大批人诱入组织，中共才突然崛起成为一股政治力量。1927年八一武装暴乱遭到镇压后，中共为了生存，便开始走恐怖路线。但是直到1946年以后，中共才有机会，依靠苏共转交的日本关东军的军用物质，和苏共韩共的大量人力支援才打败了孤立无援的国民党军队。

如果没有西方的经济支援，没有天主教的雄厚财力支援，波兰团结工会早就像中国八九民运一样瓦解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几年，并最终把共产党赶下台。

当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历次武装起义，几乎全是靠海外华侨提供经济支援。

外来的经费支援对于当代中国民运是异常重要的。没有经费几乎干不成任何事，就不会形成任何团体行动，就没有任何力量可言。当时我们极端缺乏经费，我们寄希望于国外。为了建立与境外反共力量的联系，获得经费支援，我和女友高君决定偷渡香港，与港支联建立联系。

十月份，我俩到了深圳，在上步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慢慢了解情况。后来我们结交了揭西人阿华，送给他很多财物。他把我们介绍给走私者阿西。阿西带我们坐车到莲塘，然后穿过小镇，到了北面的后山，才看到那里密密麻麻的几百间简易棚子。至少有几千个走私者住在那里，他们靠从香港背走私货入境谋生。

阿西那间屋里住着四个走私者，他们的眼光死死地盯住我的女友，令我们俩心惊胆战。我不得不从背包里拿出一把进口的大老虎钳在手里把玩以威慑他们。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

晚上7点钟，阿西带我们走上边界附近的公路。他回去之前，告诉我们往前走到芦苇丛中躲起来，晚上9点公路戒严以后慢慢往前爬，爬到铁丝网跟前，快速剪断铁丝网钻过去就进入香港了。

我们在公路边的芦苇丛中埋伏到十点钟，确信周围没有任何动静之后才往前挪动。那一带的树丛都被铲掉了，我们只有耐着性子慢慢爬过一片开阔地。后来终于有了一些小树丛，我们便弯腰小跑起来。

跑到一面铁丝网围墙前，我拿出进口的大老虎钳，喀喀喀喀剪出一条长缝，我俩轻松地钻了过去，以为已经越界成功。然后淌过一条小水沟，穿过一片小树丛，才发现前面居然还有一道铁丝网！我拿出老虎钳，可是连一根铁丝也剪不断，我这才注意到这道铁丝网与刚才的不同，铁丝又粗又硬，而且是斜编织成的。

放哨的高君已听到搜索的脚步声，我急得满头是汗，反复磨剪一处地方，想把它磨断。最后我用尽吃奶的力气终于剪断了一根铁丝，但我明白，我已没有力气再剪断第二根了。我急中生智，从断铁丝两端解开它，终于解出一条缝。我把头使劲往里拱，拱进去了，身体也拱了进去。高君随后也拱过来了。

就在我们庆幸穿过鬼门关的时候，口哨声大起，十几个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抓我们，他们挥舞棍子大喊：“站住！站住！”我们拼命往草丛里钻，但一个也没逃掉，我的背上还挨了几棍。他们用橡胶绳子把我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然后互相击掌祝贺。

在把我们押到一间屋子里以后，我才得出结论：他们是皇家香港警察。得知我们是民运人士之后，他们客气了一点，解开了捆我们的绳子，又递给我们一杯茶。

他们告诉我们：晚上8点之前，他们通过“夜冷”，就看到两个人钻进了芦苇丛，其中一个女的。然后他们就背着睡袋，到对面等候抓我们。我问他们“夜冷”是什么，是不是红外线夜视镜，他们说是更高级的夜视仪器，但原理他们没说。

他们又说：“你们太走运了，就在你们剪第一道铁丝网的时候， 五名共军走出岗楼，端着长枪过去搜查。幸亏你们的动作快，在你们钻过第二道铁丝网的时候，共军离你们只有几米远。 我们曾目睹过很多人这时被共军抓住，男的只是挨打，女的可就惨了。”

我们先被送到一个审讯中心，接着被送到新屋岭难民营。在一排用铁丝网隔成的房间里只关了一个人，我和高君被分在两个房间。我们很快了解到，这里是专门关押大陆政治犯的，那个人名叫石星健，山东人，仅仅因为给美国之音打电话，六四后就被判六年徒刑，后保外就医，两个月前跑到香港，一直关押在这里。

他告诉我们，这里很可怕，大部分民运人士会迅速被遣返。几天前，一个西安的历史反革命被遣返，在过境时就被武警半途押走了。香港总督卫奕信是个腐败的亲共分子。五天后又有三个贵州的民运人士被送进这里，一个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刘松林，一个是贵州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个是贵州日报的编辑。

七天后我和高君被喊出去，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塞进一辆大囚车，里面塞满了被遣返的偷渡者。我们在深圳收容中转站被关了一天后又被送到樟木头收容站。

那里给钱和派出所介绍信就可以释放，在我和高君被释放的前一天，那三个贵州人也跟着进来了。为了营救那三个贵州人，我让高君先回家。我在那里认识了几个弟兄，但我们冒了很大风险，想尽了办法也没有营救出他们，后来我只好给他们家人打电话求助。

46．不甘沈沦

回到蚌埠，因越境香港，高君被工商银行开除了，我们也结婚了。面临生活压力，我们不得不做生意以维持生活，高君在九州大厦租了两节柜台卖服装，我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

但是我一做生意就特别烦恼，除了政治活动，我对别的事都很烦，都感到痛苦。特别是面对狡猾的商业同行，我十分反感，简直不知道怎样跟他们打交道。

我做生意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我思考任何问题都是从我的政治理念出发，而不是像一般商人那样仅仅从个人的利益角度出发，所以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几乎都是通用的游戏规则类的，而不是供个人用的投机取巧赢利性的。不久我们的生意都结束了，我们开始产生矛盾。

偶尔做生意赚的钱不够维持长期的生存，很多时候都是靠朋友资助，我的两位至交王德春和陶建宁，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真诚而长期的帮助。王德春是个温文尔雅的儒商，长期同情和支援民运；陶建宁是八九蚌埠民运的领导人之一，六四后也被捕关押了两个月。

差不多从86年以来，我就探索以各种方式从事民运，几乎所有的办法都尝试了，几乎所有的路都走到尽头了。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我一直过着赤贫的生活，经常是有个馒头就对付一顿饭。加上坐牢，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几乎看不到好转的希望了。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我对民运的前途越来越怀疑，这个民族确实太堕落了，从秦始皇灭六国、修长城开始就堕落了。项羽起兵反抗，企图恢复周文明，再现春秋辉煌，最后却被刘邦一伙贩夫走卒、市井无赖打败，中国从此陷入绵延两千年的黑暗专制，一直到现在。依我看长城就是专制的象征，我以一首诗表达了对长城的憎恨：

47．冻死迎风站

到了秋天，我又建立了一个极端秘密的七人行动组，作为突击队备用。然后我到北京看看情况，找到了高超群，得知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很失望。回到蚌埠以后，我暗暗监视行动组成员，果然发现很多疑点，我果断地下令解散。后来又过了几个月我才弄清，这七个人里居然既有特务，也有叛徒，公安局早已张网以待，正等待我们出击！

终于有一天，高君流着泪告诉我，她已厌倦这种贫困加恐惧的生活，她看不到任何前途。民运不可能成功，就是成功了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已筋疲力尽，伤痕累累。即使实现民主了，我们又哪里是那些一点贡献没有一点牺牲没有的，养的肥肥壮壮的小人们的竞选对手。

中国人如此自私、如此冷酷，谁会理我们？好话不出门，恶言传千里。我们注定只是牺牲品、垫脚石，只是民运炮灰，只是白白付出。你愿意做垫脚石没理由要求我也做垫脚石。

那段日子的确太艰苦了，比当年的抗日义军还要艰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仅仅以煮黄豆和馒头维生。记得有一次我召集会议，七八个人开了半天的会，个个肚子饿得咕咕叫，而我只有两块钱，只能让高君去买四个缸贴，就是特大烧饼，每人分半块，当做晚餐，吃完后继续开会。

面对如此窘困，许多人退缩了。说老实话，没有好处，中国人是不肯干事的。不声不响地就溜掉了，而且此后见到我就躲。仿佛我是手拿大刀的督战队长，逼着他们拿出良心和正义感去与共军作战。其实每次我总是冲在头里，总是把危险承担在自己肩膀上。

只有我决不肯放弃。我坚信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终将造福于全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无论付出多少牺牲，都是值得的，最终都会得到回报，至少会得到上帝的嘉许。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母亲只教给我一句话，那就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自从我决心从事民运之后，我真是充分体验了这句话背后的辛酸悲苦，意味着不得不忍受极端的贫困和任何磨难。

差不多有十来年我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都是去找朋友拣不要的衣服穿，以致我养成了习惯。即使后来到纽约之后，我也没买过值十美元一件的衣服穿，都是到九十九美分商店买旧衣服穿，我的大衣、毛衣、西服、裤子几乎全是从辛灏年、刘青那里要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我实在舍不得花钱买。我在纽约从来没买过一件家具，全是从大街上捡人家扔掉的。

当邪恶力量异常强大的时候，与之对抗的确是无比艰难的，非常孤立非常贫困。偏偏我是一个孤胆英雄，什么也不怕，也不在乎失败。我把曾国藩的一句话当作我的格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我的一位至交劝我：“毕竟是血肉之躯，一个人的勇气、忍受力，也就是生命力，终究是有限的，耗光了就没有了，不能再生的，除非等下辈子。”

直到多年后我弄得浑身是病，又没钱医治，只得苦熬硬抗，才知此言不虚。

48．职业革命家

李海那时在全国漫游，也到了我家里，我们促膝夜谈，使我了解到北京的状况。看来又有事可干了。我关闭了我早已厌烦透顶的事务所，准备到北京去继续我的职业革命家的危险生活，根本不去管可能有什么危险。

我去拜访王丹，有段时间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里，后来我又搬到刘念春家住。刘念春和他太太储海蓝为人特别热忱友好，他们家在北京当时的民运圈子里最热闹，几乎成了民运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访，经常有十来个人吃饭。据我估计，他们家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们买食物吃掉了。

刘念春从来没有小鸡肚肠，从不议论他人是是非非，爱下围棋，而且手段高强，我和李海、王有才都远不是他的对手。

别的人都还有一份工作牵扯，只有我和李海天天跑来跑去，只要是民运的事马上就干。有一次我奉王丹之命到西北去找翟伟民、郭海峰，94年2月17日，给王丹过生日，邀请了两百多个民运人士及六四受难者家属，我也忙得不亦乐乎。

从198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以民运为专业的，只是从来没有领过工资，当了差不多二十年义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点资助，但大部分时间我还得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对于《纽约时报》称我为“职业革命家”，我认为很得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从事的正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事业。

我们尊重传统，我们愿意全面继承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在这基础上，我们愿意学习来自西方的文明，我们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它。现代民主制度的确解决了中国人两千年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专制导致的腐败黑暗、愈演愈烈的政治矛盾最后导致全面崩溃，全面内战，大家统统完蛋，每两百年左右经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从孔夫子开始，历代儒家都梦想实现君民和谐，天下大同，他们总是一再强调彼此要相敬相爱，君要爱民，民要敬君。孟子甚至说：民为重， 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事实上他们谁都没有找到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与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共和时期，从夏商周以来，一直都是由一个普天下公认的天子来决定一切。

否则就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一直到一个新的天子确立绝对权威。等到天子家族迅速膨胀、腐朽、衰弱之时，又是一场混战。大部分欧洲的王室和贵族都有千年以上的遗传继承，中国没有。被推翻的皇帝和他的家族以及臣属他的贵族群体都必须彻底完蛋，协约从来没有被遵守，对立双方从来没有共和过，中国人从来没有共存共荣过！

当代民运不仅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还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彼此容忍，共建规则，真正的共存共荣共和。我们不是激进派，而是保守主义者，我们只是想使中国社会恢复正常。

东欧各国，在经历数十年共产主义革命的破坏之后不是正在渐渐恢复正常吗？我们处在飞速进步的年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谁也没有能力设计出一套模式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全体人民的政治需要。这就更需要实行民主政治。

49．“间谍活动”

我也时常到魏京生家里去，有一天他给我介绍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孙晓凡，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和《BBC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麦杰思。他们很想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解农民的苦难状况，但这是违反中共宣传部规定的。老魏让我帮助他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后我赶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运人士落实这件事，我们精心安排了两个农民特别苦难、村民与政府矛盾特别激烈的乡村。

在约定的日子，我让王庭金和另一个人去机场接来孙晓凡和黄明珍，把她们安排住在一个朋友的旅馆里。因为按当局规定她们不可以到蚌埠活动，凭证件她们无法住进任何酒店。麦杰思没有来，因为他没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无法进行这次秘密采访。麦杰思后来在一天深夜来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见了面，谈了一夜，但那时我已入狱。

我们先到怀远县，沿途看到公路边几万农民在修路，我们都很吃惊，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怎么这里又在搞大规模运动？我们索性先了解这件事。原来县政府下令沿路农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沟修路连干一个月，每天补助零点五元，不干就罚款，或抓到乡政府批斗。所以沿途8万农民不得不拖家带口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这几乎与当年秦始皇修长城一样野蛮！

见我们问东问西，又不停拍照，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就警惕的走过来盘问我们，我们只好匆匆离开。然后我们就到我表弟维方家里，请来许多农民谈话，这个村的党支书一班人特别野蛮，许多农民受到残酷打击。尽管我提前就让表弟作了我们去采访的准备，但是谈了两个小时之后表弟告诉我，几个村干部在附近转来转去，有可能在调集人手来冲击我们。我担心有意外，脱不了身，就匆匆带他们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们到蚌埠市郊一个村采访，那个村的村长贪污了几十万，当地几百名村民集体告状好几年却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后来我又陪她们到合肥采访了几位民运人士。

此后不久，所有人都被传讯，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维方还被怀远公安局关了起来，县政府定性为严重的里通外国，出卖国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地方政府十分恼火。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在蚌埠市及怀远县公开露面了，当地村委会、乡政府更狠，下令联防队只要一发现我就可以先打断我的腿！可能那些报道严重地打击了他们。

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还要好一点，这时我开始与刘念春合作发展【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我们频频会见外国记者，当时的英文《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几篇关于蚌埠农村的报道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危险，他说：“我们很多记者认为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渴望了解真相，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但我们不能以你们入狱为代价！”

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这段话，没有意识到得罪地方政府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地方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绩和饭碗，可以不择手段地收拾我。何况北京这时也有这个意思，无论找什么借口，都要把我这个干得太欢的专业民运活动者收拾一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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