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49 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6)

------新闻记者亲历记

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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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3日讯】

长春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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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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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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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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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徬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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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念到书。念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斗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但对我们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件事由于记者团想找一家饭馆进餐时,在身后便听到有人说:“他们又来接收了,又来吃饭馆来了”,这种淡淡的讽刺,值得我们的接收人员深思与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极权统治和恐怖,而痛恶的则是我们自己的腐化与贪污。再加上无能。但老百姓对恐怖的统治者共匪,要满脸陪笑,对腐化的官员们,也要满脸陪笑。谁来了便请谁升堂入室。一个市民说:共匪虽然充满罪恶,但他们有统治力量,政府虽然自由,却表现出不办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只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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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分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这一群土豪劣绅,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静静的太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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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车子经过太子河,河水静静的流,一只木船在摆渡行人,河北岸已猬集了一批赶着骡车,拉着家具,携着妻儿,等候回家的人,他们皱纹的脸中,露出一些笑容。

伫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见石的流水和即将搭好的两座浮桥,我仿佛看到了辽阳的新生。车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随风飘来了麦香,远处有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车子经过长辛店时,看到了绕着这个大镇的老柳树,土围墙,一群农民,在那里替国军修路。农家的烟囱中,正冒着缕缕的炊烟。

七月的辽南,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在吉普车上,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保佑这些良善的农民,永远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时,也从未想到三个半月以后,沈阳会沦陷。不仅我没有料到,就是当时的东北军政首要,也不会料到东北会沦陷得那么快。

卫立煌和范汉杰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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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辽阳战场回到沈阳以后,辽西地区的大战,正在酝酿,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曾到了沈阳和卫立煌商量应付辽西地区未来的战局。

范汉杰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时,他直率的说:假如卫立煌将军,对辽西的局势,表示关切,他将在沈阳多留几天,并且要到本溪和抚顺两个工业区看看,要是为卫立对他冷淡,他将马上返防。范汉杰也向我表示:锦州地区,存粮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士气很高,当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队坚守城池,吸住匪军主力,然后以大兵团包围住匪军的主力,内外夹攻,在辽西地区,可以一举歼灭匪军。不知道卫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见。

但在第二天,范汉杰却悄然返防,很明显的,卫立煌和范汉杰的会谈,并不融洽。后来从剿匪总部传出的消息说:卫范之间的会谈,不仅不融洽,而且卫立煌还拍了桌子。

后来锦州之战发生了,参谋本部给卫立煌的作战命令是:加速增援辽西战场,但卫却从容不迫的慢慢作着军事部署,对锦州的救援,比参谋本部的计划,晚了十天。而导致辽西会战的失败。使锦州终于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锦州之战,发生于九月十九日,战事连续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打了巷战。

事实上,锦州丢得十分可惜,笔者在沈阳弃守后,化装逃难时,途经锦州,那时战事已结束一个多月,但看到的锦州城内城外,仍残破不堪,共匪军队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边一个洞连着一个洞,那是共匪躲避空军袭击时,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击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战况的惨烈。

营口之行,中途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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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国军节节失利声中,表现得最好的,仍是刘玉章所属的五十二军。他的部队在收复辽阳之后不久,又收复了营口,在营口收复后,沈阳的记者们又临时组团,前往采访,但走到长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军破坏,车辆无法前进。于是陪同我们的军方人员,和保护我们的两卡车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沈阳。

但在归途中,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于是走在前面的两辆车子,开始架起机关枪,并告诉我们,听到枪声响时,便伏身在大卡车中。同时把急救药箱,也递到我们的车上,告诉我们,如果同业中有人负伤,先用沙布包扎起来。在天黑下来以后,几辆卡车,全将灯光息灭。车队也缓缓而行,由于车上没有食物和饮水,真是又饥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不过当夜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响时,我们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军,会从青纱帐中,冲了出来。

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长,举头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仿佛改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城市的灯光,知道快回到沈阳了,当我们经过卡哨,经过守军盘查后,已经接近午夜十二时。在我返抵报社时,新报的社长徐露放、正在焦虑的等待,因为他已接到军方的电话说,辽阳到沈阳的这段路中,临时发生情况,记者团可能在中途被拦击,他看到我回来时,高兴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连说:“能回来就好了,能回来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也是我们撤出大陆之前,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不过那次如果能抵达营口,可能在以后少了很多次逃难的机会,因为刘玉章将军后来表示:如果我们到达营口后,想回沈阳,也无法回去,原因是后路已被切断,必然要随同他的部队撤退。

我回到沈阳以后,托人带了封信回家,不久父亲的谴责信也来了!他老人家,仍责备我不该在乱世中,做什么新闻记者,他再重申,教书也好,做个小公务员也好,就是不能做这种既冒险而又为邻里所不齿的职业。

那是我近廿多年来,接到父亲最后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仍然热爱我这个职业,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乐,似乎就建筑在新闻采访上。这多年来,每当我获得一条独家消息,或者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仍然会“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连吃饭也觉得香甜。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当然在采访中,我也受过许多闲气,包括被采访对象辱骂,自然我也还击过。但更多的气,我还是忍受了!

辽西会战的失败
失去制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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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刘玉章将军所部的五十二军,收复辽阳后,依照刘玉章和廖耀湘当时的建议,国军应该立即前进,直下海城,收复营口。打开沈阳、营口间的通路。粮食和军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补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动用五十几架飞机,自北平向沈阳空运粮食。但当时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于那一作战方案,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胜机会。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弥将军第八军所属的一六七师,自山东的烟台,调往辽西,进驻锦州。当时沈阳和锦州两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锦州、沈阳间的铁路,使北(平)宁(辽宁)路通车。但剿匪总部,又没有能够利用那个时机出击。而失去了第二个制胜的机会。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军开始大规模调动,九月十二日,进攻义县,打了十二天后,义县失陷,廿四日开始攻锦县。就在那一天蒋总统电召卫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总统给卫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其余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时向新立屯出击。当时为了加强那个命令的执行,中央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在九月廿六日与卫立煌同机飞到沈阳,共策进行。但卫立煌却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对于驰援锦州,仍在考虑中。在那次军事会议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张,沈阳地区的部队向营口出击,然后用船只运兵,以海路驰援锦州。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则以总统的命令,不能变更,所以进攻营口案,也未能实现。

时间就在卫立煌的迟疑与考虑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还不能决定。十月一日蒋总统临北平,电召顾祝同、卫立煌两人到北平会商,卫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于是才下达命令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合计十二个师,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开始攻彰武,这一行动,已经较总统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实上是变更了总统的命令。因之在战果上也没有达到原先所预期的。但这个增援部队,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赶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锦州。然而国军的行动,仍然很缓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离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终于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锦州。

锦州陷落后,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又飞抵沈阳,并在自北平飞往沈阳途中的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十六日再转往葫芦岛布置军事。在葫芦岛,总统又发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挥的十二个师继续西进,收复锦州。总统回到北平以后,二十日再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两人飞平,面授机宜。但卫立煌又没有依照总统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总部,进驻黑山县东二十华里的胡家窝棚,匪军自十九日开始,自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军,并在二十五日夜,突袭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与其他各部失掉联系,然后再分别截击各军的军部和师部,使十二个师全部溃散。从辽西兵败归来的新一军参谋长叶锟将军,在沈阳碰到笔者时,痛哭流涕,他说:怎会想到,十二万大军,在一夕之间瓦解,情况会变得那样惨。叶锟并说:那次战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卫立煌不依照总统的命令作军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损兵折将。叶锟在担任新一军参谋长时,就会作画,我们常以儒将视之,但没想到他来到台湾后,竟成为画马的名家。

在东北的记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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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会战结束后,有一部分溃败下来的士兵和军官,陆续返回沈阳,等待整编,但廖耀湘本人却失踪了!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没有找到他。据后来逃出匪区的廖耀湘侧近告诉笔者说:廖在兵败以后,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化装成一东北老农,乘一辆大车,在兵荒马乱中,向关内逃亡,但经过匪军检查哨时,他不会说北方官话,致露出马脚,终于被俘。

辽西会战,国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沈阳后,我们这一批新闻记者,仍没有感到,不幸的日子会即将到来。我们对于政府几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们从不曾想到沈阳会很快的易手,所以我们和平常一样的执行采访工作。每天下午,准时到剿匪总部找雷袭琪参谋,等候他发布新闻。每天衹听到雷参谋说:“辽西兵团,败得很惨,沈阳防务,固若金汤”。因为雷的表情和平时一样自然,所以新闻同业,也和他一样,一些也没有对局势悲观。

现在再想起当年的旧事,我们这批记者,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骄兵悍将们,同样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觉。最后在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时自关内派往东北各地的记者,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坚决支持政府的记者,也是最反共的记者,一派是中间派,对政府和共匪都无好感,另一派则是亲匪派记者,或者是共匪渗透到新闻界的匪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在一片乱糟糟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我的记忆中,反共的记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沈阳分社主任律鸿起,“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徐佳士和马志铄,中央社吉林特派员张冰子,“申报”特派员韩清涛,“新闻报”特派员潘世征,“大刚报”的特派员张胆,“益世报”的特派员高庆琛,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张高峰,北平“世界日报”特派员樊放,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和平日报”采访主任陈骥彤,“新报”的刘兴武和笔者本人,还有东北“民报”的余敢。这些人不论是在长春或在沈阳工作,都表现出反共反极权的风骨。

中间派的则是江西“正气日报”的特派员杨卓之,“大公报”的特派员吕德润,“申报”特派员赵展。亲匪的记者则有上海“文汇报”的特派员雷特,长春“前进报”的郭而清等。后来中间派的记者在大陆变色时,多已投匪,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共的记者,大都到了台湾,自然也有几个人在大陆沦后,向自由区逃亡时,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踪后永远没有了消息。

想当年,那是一个敌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记者和亲共的记者堡垒分明的年代。当时同情共匪的记者,则指责我们这批反共记者是“国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进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记者在当时的气焰很嚣张,而且明目张胆的写文章,同情共匪,当他们张牙舞爪,为匪张目时,却从未料到在匪伪窃据整个大陆后,连他们也一道清算,被洗脑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运和萧军、胡风等共党作家们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同。(//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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