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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调处执行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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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特使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一月十六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图继马歇尔之后，续作调人。但他刚把恢复和谈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时，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绝。一月廿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政府恢复和平商谈的愿望与经过，一月廿四日共匪声明拒绝和谈，终于在一月卅日，政府郑重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马歇尔八上庐山，晋见蒋主席”四个月以后的事—马歇尔最后一次上庐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显得，当时的共匪，已经由劣势转为优势。他们当时的策略是：军事上失败，即态度软化，高唱和谈，等元气恢复后，即借词破坏和谈，开始进攻。近廿五年来，不仅中共匪帮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党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国的马歇尔元帅返回华盛顿后，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当时仍误认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并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徒的包围—一项有计划的包围—直到若干年后，他返回美国之后，才发觉他受了中共之骗，上了中共的当。
在长春和沈阳、东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对于政府和共匪间的停止和谈，解散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当时人们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并对于国军具有充份的信心。
然而在军中，由于过去一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士气十分低落，而高级带兵官们，包括军长、师长、团长，很多人都找机会发财，除了极少数部队，像青年军的二○七师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队，已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
当时的知识界，虽然有很多人，对东北的前途焦虑，但却没想到后果演变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严重。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论是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卢汉飞东北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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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云南省主席卢汉飞往东北，慰劳云南远征军。
卢汉抵达长持春后，住在市政府的宾馆，他也在宾馆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蒋主席对远征东北的云南部队，十分关切，特派他前来慰问。那时驻在东北的有两支云南部队，一支军队驻锦州一带，另一支则驻吉林，那是曾泽生将军所统率的六十一军。
卢汉在长春时，长春市参议会和地方各界，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那时的市议长霍战一在致欢迎词时，曾引用东北的“谚语”说：过去的北方人发配到云南时，人们则称之为去遭“云南大罪”，现在的云南部队，到东北剿匪，则是到东北受“东北大罪”。因为比喻不大得体，卢汉听了颇不愉快。市府的官员特别跑到记者席上关照采访的同业们，不要引用这句话。以免登在报纸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军的官兵。
卢汉那次到长春和吉林一带劳军，曾到达云南部队所驻的防区，和高级军官及士兵见面，完成中央所赋与他的任务。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长春的正是曾经和苏俄红军办过交涉的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将军。
董将军陪同卢汉，前后约十天左右，他们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华盛的盛大欢迎。梁将军并以吉林名产“锅铁”，来招待嘉宾。—锅铁系以打破之锅的一大块铁，上置肉烤之—卢汉一路上，看到东北资源的丰富，曾向董彦平将军，赞扬不已。他对于吉林的风景，也十分激赏。当他飞回云南时，专机上还带了两只梁华盛送给他的来亨鸡，那时来亨鸡在大陆上，还是很珍贵的东西。
吉林国军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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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任命卫立煌将军为剿匪总司令，行辕主任陈诚将军则飞往上海养病。行辕撤销。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发生了几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国军撤离占据领将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军和省政府，撤离永吉，退守长春。当那批满脸倦容的国军，撤抵长春时，笔者曾到营区采访，曾泽生将军且曾表示：我们终将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实际的情形是士气大为低落，和国军最初克复长春时，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经不见了。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局势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记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员，更显得疲倦，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撤到长春，就卧病了一个时期。省主席梁华盛飞往沈阳述职，不久就担任沈阳地区防守司令。沈阳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将军，第二任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仍兼沈阳防守司令，到四月间他才把防守司令职务移交给梁华盛。
自吉林的国军撤守后，整编的新七军军长李鸿与六十一军军长曾泽生之间，便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队的武器不同，弹药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驻防地区，也有争执，那些都是一些衰败的迹象。也就在那一时期，匪谍在军中，也作了一些挑拨离间工作，同时在长春市内，也发现了共匪的传单，他们用邮局寄信给各学校的教员，要他们保护校产，将功折罪。那些当然是他们所作的心战工作。因此长春市民，开始人心惶惶。
这是最后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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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宽城子机场，被匪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也渐渐不保险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长春空军代站长王丕绩告诉我说：明天有一架飞机载运国民大会代表到沈阳，那是最后一架从长春起飞的军机，如果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留给长大我教过的那班同学，一封留给青年训导班的同学；大意是说：我走了！我坐最后一架飞机走了！大局比我们想像中要坏得多，希望同学们能寻找机会，到南方去。
那时中正日报的总编辑张知挺，已奉梁华盛的电召飞往沈阳，由一位姓陈的编辑主管任代理总编辑。我告诉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长春，那位陈先生，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但是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这样我告别了我工作将近两年的报社和学校。
魏德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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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卢汉访问东北的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将军，向华盛顿提出他的建设议：由五强监护东北，或由联合国托管。这项建议，自然遭到我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在异族的迫害之下，过了十四年失去祖国庇护的生活，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所以当那个消息在报纸上以传闻的方式发表时，长春市议会，首先反对，市议会在反对那个建议时，也主张把香港九龙收回。记得当时，我写这一条消息时，中正日报曾以它作为一版的头条新闻。同时我也把长春市议会反对魏德迈的托管东北建议及主张收回香港、九龙等新闻，用电话发往沈阳的东北前锋报。
东北前锋报的发行人是马愚忱，社长是现在担任立法委员的侯庭督。我已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介绍我兼任东北前锋报驻长春的记者，但我却几乎每天都借用铁路电话，给前锋报发新闻。不过那时前锋的经济情形很坏，我兼做了很久的记者，仅领过两个月的薪水。当然借用铁路电话发新闻，是不用前锋报付费的。不过我很喜欢前锋报的办报精神，因为社长侯亭督在沈阳时，他自己接过我的新闻电话，加以纪录。副社长吴廷贤也接过我的新闻电话，不过我一直没见过马遇忱先生，但听别人说：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么凑巧。那一年社长侯庭督要到长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时间抵达长春。因为平日仅在电话中交谈，素未谋面。所以我特别写了一个大木牌：“欢迎侯庭督先生”，竖在车站的贵宾室前。结果是圆满的。没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难到广州，一下黄沙车站，身上的带的财物，全被扒手扒光，身无长物。在爱群酒店的门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时他已是立法委员，他看到我一身狼狈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圆的港币，送我作为零用。那两百五十元港币折合今日的台币相当两千元左右。那些港币的价值，却相当于实际币值的好几倍。
被卫兵软禁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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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自从陈诚将军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以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不能再穿军装，因此在采访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去采访，因为穿的是便衣，吉普车刚开到门口，便被卫兵阻止：而且大喊一声“老百姓怎么可以坐军车”，当我下车拿一张名片给那位卫兵时，他更为恼火，连连说了两遍，“新闻记者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诉他要见司令官潘裕昆将军，请他代递名片，他就更为恼火。大喊一声，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关起来。不由分说，就往卫兵室里拉。在这个时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会有更坏的后果。因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樊放，在一个师部里，就被卫兵打了一个嘴巴！一时新闻界引为奇谈。所以我决定忍耐，因而在卫兵室中，被软禁了十五分钟。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军官，自里面走出，于是我大叫：你们的卫兵太不讲理，既不让我进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么道理？那位军官问过我的身份之后，摇了个电话给潘裕昆的主任秘书陈鑫，陈带了卫兵连长，把我接出卫兵室，并告诉卫兵连长，要处分那个士兵。
不过陈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诉我，见到军长时，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为最近各地的战况不好，军长很不耐烦。不要再以这些小事，使他烦心。我当然依照陈鑫的话去办，和潘裕昆谈话时，没有提到被卫兵软禁的事。
不过那时是我做记者以后，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因而难过了好多天，但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因为采访受人侮辱、挨骂、驱逐，到报社告状的事，层出不穷，又觉得当年在新一军被禁足十五分钟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来我常和我所教的新闻系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如何建立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使人们能够衷心尊敬新闻记者，而不敷衍新闻记者；能够使采访对象对新闻记者采取友善态度而不敌视记者。能够不利用新闻记者，而愿意和新闻记者合作。讨论的结果是得不到具体的结论。但大多数新闻系学生认为：那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问题。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怕要等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不过有一点该向读者说明的事：这二十五年来，国家的一切，都有显着的进步，但多数官员，防记者像防贼似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善。官员们对待记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没有常识的官员们，把报社的负责人看成机关的首长，把记者看成报社负责人的部属，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长和新闻记者见面时，常开头便说些幼稚和浅薄的话：其实中最常见的话是：“你们的社长或者总编辑，是我的朋友”，“昨天还和你们的发行人一道打牌”。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员，会使人从心里产生厌恶之感，因为他们从不了解记者到底是做什么的。
沈阳的繁华梦
别矣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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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长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机场四周，白茫茫一片，远处隐隐有炮声。
在雪地上，约有四十几个人，在等候着飞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当选不久的国民大会代表，三分之二是经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员，新闻记者，仅有笔者一人，当时的大房身机场，已在共匪军队的大炮射程之内。军用连输机落地后，需要立即起飞。我们这批候机的人，每个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虑不安。生怕就在我们等候飞机的这段期间，飞来炮弹，或者匪军突然向机场进攻。因为空军方面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最后飞来长春的专机，而且机场的安全不能保险。
一架C46军用机，终于落地，大家候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小时。飞机停留不到十几分钟，即凌空起飞，在长春城的屋脊上，绕飞一周，可以看到“溥仪皇宫”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之下，正闪耀着光华。
在飞机上，默默的告别这座饱经忧患的名城，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在兵荒马乱中，日子显得特别长。但在当时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时一样。没想到离开长春后，一转眼间二十四年过去了，而且“遥遥无归期”。
我很怀念，大同公园湖边的细柳，还有落雪的日子，把车子开到南岭的大学区。在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授课时的情形。那些年轻人的苹果脸，脸上充满青春的希望与笑容。以及中正日报的那座白楼，冬天坐在暖气包上，看窗外大雪纷飞。还有更美的是坐在马车上，听马车伕用脚踏车铃的声音。车轮带走一片薄雪，在马车的旁边飞舞，像一层薄纱。
在长春两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几幕戏剧，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辉将军，董彦平将军，苏俄的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特洛曾科将军，还有孙立人将军，粱华盛将军……那里的“晚会”，“迎官号”，心地纯朴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倾轧而互不相容的党务工作人员……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历史上的悲剧。不过我在最后一幕“落幕”以前，先离开那里。
近年来常常作梦，梦见苏俄红军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梦见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树枝上，结满了霜雪的公园，以及一群年轻人在玄黄的电灯下，讨论国家前途的影子。许多背景，都是长春城。那些梦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园寥落干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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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春飞回沈阳后的第三天，我自军方借了一辆吉普车，回到我六岁到十二岁那段日子所生长的家园。探视父亲和二哥，以及为母亲上坟。因为那时国军已收复了我的故乡，防守那个地区的正是罗友伦将军所部的二○七师。
十多年了，背井离乡，在外面流浪，当吉普车开进村庄的山神庙前，第一次懂得了，并且感受到“近乡情怯”这四个字的意义。
依照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游子归来，进入村庄，必须下车步行，看见村庄的父老，都要行礼。所以在车子进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辽南地区的三月，春雪初溶，刚刚解冻，农村里的人，正开始用大车“送粪”—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粪堆，送到田里。
我家的村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来自山东，村东有个山东坟—山东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发芽的季节，山东坟上的毛姑杜花首先开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车停在我家的石头墙外，父亲和二哥，觉得我回来得太突然，尤其责备我不该着军装和坐车回来。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童年时从未看见他落泪，但我这次回来，他流泪了，二哥则表现出既惊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纸钱，拿了壶酒，到后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坟前，焚化纸钱，并且痛哭了一场。然后二哥陪我看了母亲墓旁的几株老树，刚刚搭起来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头围墙，后园中的柴草堆。西厢房中的粮仓。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正房中的陈设比从前简单了，祖先龛前的锡器蜡台，也收藏起来了！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像看见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们，都高兴极了！
父亲从米仓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杀了只鸡，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团聚。父亲说：十几年来，每年过年时，就只少我，特别是在动乱中，不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然后哥哥告诉我一些共匪军队，占据我们村庄以后，我家被斗争的情形，以及国军收复后，邻居再把分去的东西，送还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长工老沙仍旧在继续工作，在共匪斗争我家时，他“阳奉阴违”，替我们通风报信。
村庄中，有很多人家毁于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时，被裹胁而去，过去一个小康的村庄，已经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譬如张家的大叔死了已经两年，李铁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突然过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烧的“坑上”，几乎“聊天”到天亮。
父亲反对做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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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闻记者”。他的理论是，新闻记者不是我们这种“半耕半读”准“书香门第”的人家所应做的职业。在父亲的脑海中，新闻记者都是一些“造谣生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所做的职业。有人得罪了他，就会用报纸揭人隐私。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父亲同意我在大学教书，他认为那是最正当的行业。可惜廿多年来，我仅听了父亲一半的话，而且做记者成为我的本行，教书则变成了副业。他老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将仍会保存着在报馆里做事的人，离不开设赌抽头、吸鸦片烟、敲竹杠、养成一身坏习惯……那些“集罪恶于一身”的观念。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看了我家亲戚，也会晤了童年时代的游伴。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十分快乐。我和童年的游伴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儿时的旧事。我们重游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战争时的战壕中，找我们过去走过的脚印。闲话在那一道战壕中，扒得铅弹子最多—日俄战争时之大炮中，满装铅弹，炮弹开花后，铅弹子即散开伤人。战后数十年，农人仍在山中捡铅弹子出售—我和游伴们，敲着山神庙前的古钟，也回忆童年放暑假时，赶看牛群，打着响鞭，在夕阳西下时，所做的“牧童鞭影乱斜阳”的旧事。
我们穿过还没有长叶子的柳树林、桃花林、踏着白杨树的叶子，闲话农村生活。我们经过刚刚解冻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红树！那恐怕是我过去的半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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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我家居的两天中，详细讲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个共匪“团级干部”的故事。那就是几个月以前的故事。因为我家是那个村庄中的“小地主”，虽然仅有房屋九间，却也整洁，所以共匪的“团部”就设在我家中，共匪的一个“团指战员”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个月，他们叔叔伯伯的叫个满甜，士兵们也打扫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打锣，“扭秧歌”和清算斗争。于是那匪干告诉我二哥：因为我家有读过大学的学生，而且有田地在百亩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他劝我二哥：要自己打锣，自己带上纸帽子，在门前大呼：“我是开明的地主，自愿把东西分给邻人”二哥当然照着他的话去做，鸣锣高喊。邻居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群来我家把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一个曲姓邻居。看到我们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玛瑙鼻烟壶等，偷偷的交给二哥收藏。一场瓜分，在一个下午就办理完毕，当然粮仓也被打开，粮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装走。不过在半个月后，国军的二○七师收复我们的村庄时，被分去的东西，一样不少，全由邻人送回。彼此间也没有什么误会。二哥说：住在我家的那个共匪“团指战员”，在撤退时，被国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许多匪兵也负伤，村人被征去做担架。有两人抬的就是那个“团长”。抬“团长”的人，虽然口喊着，大家要轻抬轻放，不要伤了“团长”，但当四顾无人时，却狠狠的巅了几巅，摔死了那个团长。用以报复他的嘴甜心苦、清算斗争的仇恨。
当夏天到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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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第二天夜里，又和我长谈到午夜，闲话十多年来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断，共匪不可能在农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员，很不争气。
那一晚，二哥谈得疲倦后睡着了！而我却难于入梦，我又想到童年时代，当夏天到来时，我家点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车上，点数着天上的星星，让夏天的露水浸湿短衣裤。到秋天，在明月当空之夜，老牛套上石头滚子，压着大豆的壳，用“连紧”—打谷壳之物，中有一轴—拍打拍打的击着豆壳，间以山歌唱和，那种农家的乐趣，以后将会少见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亲确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俭用的积蓄，怕是保不住了！因为国军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当我离开家时。我建议他便宜些卖掉土地，搬进城里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关东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家业，至死不离寸步。
当然，在第三天，父亲和哥哥又用眼泪送我离开家园，那情形现在想来，犹似昨日。谁又会想到，一转眼间，又已二十四年？
繁华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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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沈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余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栏，刊载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民报”的采访主任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么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沈阳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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