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2日讯】95岁的费孝通走了，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想起了他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想起了他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当他撒手而去之后，泱泱大陆，从报刊到网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誉、悼念和惋惜，没有不同的声音，也不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成就可以说都是在1949年前取得的，在此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创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1949年前的费孝通曾傲然面对独裁专横的国民党政权，以教授的身份热切投身于昆明的民主运动，一度上了黑名单，躲进美国领事馆。在1957年昙花一现的知识分子小阳春中，费孝通曾再次激动，“今天我非常激动，在这事件中（学生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受的冤枉），我完全同情学生——学生正在到处寻找领导——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曾明确地说，我不参加共产党……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这么想，请看吧，在选举中群众是否支持我。”（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中译本，197页）这是他在著名的“六六六”会议中的发言。随之而来的是批判、检讨、揭发浪潮，最后他被定为“右派”，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光中，他从“右派”、“摘帽右派”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远离社会中心，远离学术，这一切对他的挫伤、打击怎么估计恐怕都不会过分，最重要的就是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信、尊严感几乎彻底粉碎了。
我们不难发现复出后的费孝通再难得有“激动”的时候了，1989年的春夏之交完全是一次例外，青年学生争自由、争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他的良心不能不受到震撼，他的灵魂不能不受到冲击，他仿佛回到了1957年，回到了1949年以前那些令他永生难忘的日夜。5月17日，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和其他几个民主党派主席联名发出紧急呼吁，认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与学生进行对话。从公开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他的“激动”和真挚，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他在1989年的“激动”仅仅只是从“爱护学生，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已经与1957年的“激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与20世纪40年代他反对国民党专制时的激烈更不能相提并论）。更要命的是，其中已失去了1957年时尚存的那份自信，那时他曾针对“知识分子吃共产党的饭”这样的谬论，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在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等有关著作中，我们都能一而再地看到费孝通的“激动”。
16年前，费孝通他们的呼吁最终和当时举国上下所有的呼吁一样落空，淹没在铁和血之中。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费孝通激动过。他生命的最后16年是在花和蜜的包围中度过的，可以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的学术也成为装点“盛世中国”的精美花环。
我喜欢写那个会激动的费孝通，不喜欢不再激动的晚年费孝通。他晚年自称“志在富民”，而且他也深知“富了之后怎么办”是个更重要的问题，但他要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人。以他的地位、以他学术修为，面对民族的不幸、苦难和社会不公，他本来可以说话，也应该说话，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不能选择和权贵站在一起，但费孝通没有这样做，这是他的悲哀，是我们现存制度的悲哀，也是一个不死不活的老迈民族的悲哀。当年那个有朝气、有血气的知识分子费孝通早已死了，现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是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民盟中央主席、披着学术大师华衮的费孝通。
曾当过多年“右派”、深味被抛弃、被边缘化之痛的费孝通，在他生命的黄昏，连出来搞社会调查都是前呼后拥、冠盖云集，除了讲讲乡镇企业前途一片光明之类，他还有可能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吗？当然，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南方周末》披露1999年他和朱学勤的一番长谈，其中还是可以看到他很多思想的轨迹，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也知道中国的方向是自治，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他说：“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从1989年以后，面对中国社会发生的许许多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甚至是重大的事件，以费孝通的地位之尊、声望之高，他并不是不能站出来说几句话，但我们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暮年的他已经不会激动。
另外不能不提到的是，他一直没有对亲身经历的反右、“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作出什么反省，这一点会不会与他自己的遭遇有某些难以言表的关系。毕竟他在打成“右派”后没有吃过多少苦头，更没有九死一生的体验，教授照做，只是工资降了级，每年还可以出去旅行，所以日常生活并没有大的影响。（即使在“文革”挨斗，他也只是陪斗，“是死老虎待遇”，“斗还是斗，还是客客气气的斗”。）这一切都是由毛泽东钦定的，对此他自然心存感激。本来他就对毛泽东寄予了巨大的希望，直到晚年他还说：“毛泽东有魅力呀，现代知识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诗才，词才都很好，服了，服了。”对毛的膜拜无疑是他早年倾向左翼、1949年后迅速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因。同情之理解费孝通这样一个人物，在经历过反右、文革之冲击后，他岂能不知晚年的荣华来之不易，那里还会轻易站出来说不该说的话，珍惜自己的羽毛吧。费孝通晚年的选择彰显出一个时代的深刻无奈，一种仿佛重重大山重压下的无奈。他生前曾无奈地说：“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避免一切仪式。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规定的办法做，难得自由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一个位极人臣、誉满天下的大人物，在现存制度下连安排自己身后骨灰的自由都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啊。
费孝通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哪怕戴上更多的官帽，也掩盖不住他书生的一面。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很低，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而且“庸俗”，像丁文江这样有点本领的人太少了，他说自己“看穿了他们”。那么他本人是不是已超越了这样的局限呢？今天还远不是给费孝通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无论如何，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作为历史人物他是复杂的，对生养他的这片大地他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使他能看到“乡土中国”的许多弊病，他曾有志于改造这个民族，想成为“王者师”，想以言论文章影响政治，让执政者听他的话。然而，他知道最终连处置自己骨灰的自主都没有赢得。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