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1日讯】 序言：　刘宾雁

贱民岁月廿二年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常有国人自责我们这个民族健忘。的确，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不知魏京生为何许人，而西单民主墙之被扼杀，魏京生等杰出的民主运动先驱被投入监狱达十余年之久，才不过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不过，既然中共统治集团严禁中国人和一切新闻媒体提及其事实真相，使魏京生只能作为因“向外国人出卖国家机密”而被判刑的“刑事犯罪份子”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又怎能责怪中国人健忘呢？

假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出现的不计其数的谎言中，择其要者为十大谎言、五大谎言或三大谎言的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必居其中。丁抒先生为中国和为世界写出部取材相当详尽的第一部书，来揭示这场中国史上罕见的民族悲剧的真相，无疑是一个重要贡献。

在事情已然过去三十余年之后，这部书竟然还只能在中国境外出版，并且必然属于中国政府不准入境的禁书，这个事实本身，已足可证明今日中国的当权者既无放弃毛泽东衣钵之意，对于自己曾是这场阴谋的同谋和帮凶也绝无忏悔之心。正由于此，有关反右派运动的许多重要史料仍作为党和国家的“机密”被严加控制。因而，丁抒君尽管做了极大的努力，在此书首版于香港发行后又做了大幅度的补充，但在取材上仍然受到许多限制。一如中国的任何当代史书，这本书的作者也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更多新的发现。

一九五六年，是中国两种发展可能交错并存的一年。苏共对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中国国内因毛泽东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之暴露，促使中共始修正其一列政策。

尽管中共中央严密封锁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只准高级干部阅读），先后两次发布《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件，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中共内部有一种力量不想放弃斯大林道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对“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推行，对知识份子政策的改正，新闻自由的少许放宽，社会学、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之被允许讨论，法制建设的开始和律师制度的恢复等等，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生机。那年夏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未公开发表），表明他有意放弃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为中国探寻一条自己独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又欲通过中国人以有限的自由来克服官僚主义，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苏联，从而表明他比斯大林更高明。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证明这个设想是失败了，反右派运动葬送了中国一度出现的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机会。这并不偶然。正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所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反对”他关于开放言路、鼓励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批评中共的主张。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与个人威望无非是加重了这种倾向而已。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分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分大大加强。

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分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什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分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分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在就有两个数字：官方宣称为五十五人，而我从一位掌握当年内部机密文件的人士处获悉的数字则是一百零二万。此外还有很多实际上被作为右派处理的人，并未经过必要程序，即他们本来并不是右派分子，因而那些人很可能还不在这一百零二万的数字之。

在中国城市裹，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其亲属与友人中没有什么人是右派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小的聚会中往往就有几个人是一九五七年的“难友”。一个家庭中夫妇同是右派，或兄弟姊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为右派者，也屡见不鲜。我在香港和美国每作一次演讲，听众中自动上来向我自报身世的右派，总不下数人。而这种演讲，我三年多来在美国三十几个州己做了不下二百余场。况且，有许许多多人当年属于依政策不得打成右派的社会集团，如中学生、工人或农民，因而不戴右派帽子，只戴“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但后来二十余年的境遇却无异于右派分子。

没有哪个右派分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钟情于右派。一九六二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千余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平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微省作为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分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许许多多右派分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然发现，原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当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驱；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对像－－　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未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分子，大约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什么希望了。因而，当一九七八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不过是给一九五七年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数人“改正”结论而已，并不念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共产党员则恢复党藉。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一九五七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泽东的“宦官”汪东兴首先反对，拿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讲话－－“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邓小平随即回答：“不是给右派平反，不过是给结论做错了的人改正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平反，却称做“改正”的来由。大势所趋，即使那些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同意给这些人平反。不过，他们仍然竭力阻止给平反了的右派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恢复其原有地位。五十五号文件本来规定平反后右派应回到原先的单位中工作的，但由于遭到党内强力反对，不出两个月，这一条就被改为“就地安置”了。所谓牢期满后就业的劳改工厂或农场，可能会给给一份领干部工资的差事，也就是到所在县的县城文化馆当一个干事或中、小学做一名教员。江苏省的新华日报社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日报社竟不许一个右派编辑、记者回归本单位。原因很简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打手们已飞黄腾达，占据要津，允许右派回到本处工作，则等于使自己的活动的罪证每天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况且那些右派在能力和品德上一般都比打手们高出一筹，甚至当年就是后者的领导人，一旦归来，怎么安排他们的地位呢？

且说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一九八二年，宋庆龄（孙中山夫人）１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结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搁置。

这不仅单是一个对政治受害者给不给予经济补偿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邓小平本人的态度就是一种代表。尽管他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顽固地认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

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地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从中央到基层，这种“用右派分子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贯左倾的老党员和一九五七年后靠整人起家的干部，自然也是以左倾路线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们眼中便绐终是异类。

一九八一年党和军方保守派发动的第一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一九八七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最先开除的三名知识份子就有两名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若望、刘宾雁），一位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人（方励之）。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甚至一度决定把一九八一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发展为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运动，只因阻力太大、后果不堪设想才作罢。

反右派运动给中国造成的伤痛与灾难是至深至巨的。它使中国丧失了一九五六年埋葬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另辟蹊径的历史良机，走上一条邪路，不仅失去了二十年宝贵时间，并且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或很难愈合的创伤；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条件的破坏无以复加；人口恶性膨胀，伴随着人的生理与精神素质严重下降；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贪婪的官僚集团章鱼般附着在中国的肌体之上吮吸着人民的鲜血；一九四九年以前曾长期为害中国的官僚腐败、盗匪横行、贩卖人口、吸毒、赌博、卖淫等现象现在又在中国重现；又因权力之集中而无能，法纪之阙如和传统道德之败坏，而使社会失去了对于邪恶的任何有效的制约机制。遂使种种罪恶现象洪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开来，其势头之大甚于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中国。

这四十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唯一尚可称道之处，便是中国人作为人的觉醒。他们再不是那么愚味可欺了。然而中共当权者如今却正在以加倍努力来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其手段之一便是使人们遗忘历史。一九八六年，一批中国知识份子（为首者俱是前右派分子）曾不谋而合地着手编写三本主题相似的书，都是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真相的纪实文集，为的是纪念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计划于一九八七年出版。不幸由于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了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新闻出版自由进一步缩小，编者中又有两位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几本书无一得以面世。在这种情况下，丁抒先生这本著作就尤其可贵。

丁抒君属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起来的一代。这一代人，在现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四代人中属于第三代，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只有他们这一代，在文革期间从头到尾的实践中，从热烈投入转而怀疑，又通过痛苦的幻灭与反思而达到觉醒。因而，他们是最富于独立思考能力与叛逆精神，也是最了解中国人民苦难的一代。这是由毛泽东造就而又最先和最彻底地背弃了毛泽东的一代人。年在三十几岁至四十几岁的这一代人，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党、政、军）的中坚，他们终将是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个制度的掘墓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于普林斯顿

１海生注：此处有误，宋庆龄逝于一九八一年

作者自序

关于在毛泽东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中国大陆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告诉我们：

“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埋没了吧！”1

但又有人这样说：

“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说这话的人便是曾呼吁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老作家巴金。2

在那陈列我们民族灾难的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应当先将沉积在那些往事上的历史尘灰掸去，将这些事情聚拢来，铸成一百口铜钟、一千口铜钟。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哪些是有必要留给子孙知道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桩桩历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钟上。

我这本书－－《阳谋》，只是一口小小的铜钟。上面记载着毛泽东执政的前半期发生的一个主要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约一百五十万人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从反右开始，毛泽东政权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暴虐、衰败之路。本书即为此一事件发生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记录。

承蒙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每月拨出不少篇幅刊载这些陆续写成的文字，前后达一年，之后又出版成书。去年，此书修订，多处作重要补充，俾使更多史实能留存于世，不致被时光的尘灰掩埋。尤其是关于右派人数，世人及本书首版均引用中共官方数字“五十五万多”，但本书作者近从中国大陆各县、市的出版物中收集的数字推算，不算“中右”，仅“右派”、数字便在八十万以上，很可能接近百万。一百万比“五十五万多”更接近于真实数字（参见本书第十三章）。本书再版，亦为纠正那个以讹传讹的“五十五万”的说法。

《九十年代》出版社为此书出力甚钜，今在此表达作者的谢意。

丁抒　一九九三年一月．美国

注释：

１费孝通，见《人物》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页。
２巴金《怀念胡风》，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十月号。

引言

一九五七年夏初，中国大陆曾出现一场短暂的“大鸣大放”运动，在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空前规模的大辩论。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胁迫和利诱，人民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大鸣大放”，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中国人民及其统治者毛泽东而言，这却是决定命运的一战。

这次较量，以百万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告终。他们成了“新社会”中的贱民阶层，有的家破，有的人亡。未料到鸣放运动会如此结束的人们认为，执政者搞了一个阴谋。但毛泽东却声明那是一个“阳谋”，因为制裁“反党反社会主义”者是他早已公开宣布过的方针。右派们被“处理”－送入监狱、押送劳改营或就地监督劳动。从此，所有可能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施以制衡或可能对毛泽东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政治力量，都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毛泽东走上了大规模迫害人民、长时期祸害经济的道路，被他控制的党和政府则未荣先衰，由此败象丛生，渐失民心，直向下坡走去了。

不过，毛泽东到死也没有意识到，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他认为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所以当年十一月他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苏学生时志满意得地说：“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由于这场胜利，获得历代中国的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得以放手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国：用他的话说，可以在中国这“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了。“反右”之后，他送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于今已臭名远扬的“大跃进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两千多万人死于饥饿，（海生按：根据上海某学术机构最新估计，约四千多万人死于那场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他的第二件作品，号称“文化革命”的人类浩劫，究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尚待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三大灾难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然“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第一个灾难，本书的记述也就从这裹开始，看看百万知识份子是怎样成为“新中国”的贱民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