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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如梦如歌

雪山猎鹰的高昂咏唱，
呼啸高原的苍凉清风，
苍翠蓝天的粼粼余波，
西藏灵歌；

悲惨生命的无奈长叹，
清洁灵魂的凛冽甘泉，
透彻心灵的千年仙药，
西藏灵歌；

垂缎般围绕拉萨的高山雪带，
没有被尘世污染的洁白哈达；
飘荡在郊野的灵幡，
西藏灵歌。
―――《西藏灵歌》1987－2

23．流浪青藏高原

回到蚌埠，那段收容经历给我带来的心灵之痛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我对共产党，对这个社会的愤慨和绝望也与日俱增。周围的人们依然蚂蚁般活着，没有一点灵性。

为了排解过于强烈的怨愤，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托，1987年1月15日，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我身上的钱只够买单程车票，但我渴望看到青海的草原，西藏的天空。

在大学失魂落魄的岁月里，我曾以一首诗表达我内心的悲怆：

我愿赤脚走遍天涯，
只带一把吉他，
沿途攀吃树上的果子，
在旷野里大声歌唱。

唱出我心底的忧伤，
唱出我灵魂的悲怆。
然后长眠在喜马拉雅雪峰，
和她一起永恒。
―――《渴望流浪》1981－6

青海的草原，苍茫辽阔，意境深远。我凭窗远望，觉头脑开阔，心胸宽广，遐思无限。五千年历史，似乎在心中渐渐闪现；八千里山河，仿佛从眼前依依掠过。

车速很慢，在一个小站，只有一家藏人下车。男人背着一个高过头顶的巨大背囊，胸挎大包，左手拉着一个孩子，右手拉着一个孩子；女人背着一个婴儿，也拉着一个孩子。他们向茫茫草原深处走去，视线所及，看不到任何房舍、树木，只有远处连绵的山峰隐约可见，恍如梦境。

列车已走了很远，我还在看着那家藏人，慢慢走向草原深处。天苍苍野茫茫，不见道路不见牛羊。我问旁边的一个铁路工人，这家藏人要走多远才会到家，他说至少要走一百里，也许要走三百里。他们每次出门要采购一年用的生活必需品。

从格尔木转长途汽车到拉萨，沿途大山林立、形状各异、色彩也不同，甚至有完全暗红色的大山，我猜想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真实原型就是这样的。国人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见岳”之说，实在是井底之蛙眼里的天空，仅仅青藏之间的群山之千姿百态，已足抵十个黄山加五岳！

藏北草原的草也令我吃惊，只有几釐米高，而两根草之间的距离倒有十几釐米，所以远看是草原，近看是荒坡。也许这些草到了夏天会长高，但是恐怕难以稠密，很难养活羊群。中途休息，唐古喇山口强风阵阵，我一下车几乎摔倒。我跌跌撞撞地跑进一家回民饭馆，喝一碗滚热的羊肉汤，感觉好不得了。

终于到了拉萨，我梦中神秘的佛国。

我在一家餐馆里吃饭的时候，进来几个西方人，他们好像是想吃点饺子，但是老板却一点也不明白，比划了半天也不行，他们只好失望地走了。

我便问老板为什么不准备一份英文菜谱，老板说他们都是四川农民，连一个英语单词都没学过，哪里懂英文。我马上建议，只要他付给我50块钱，我就给他翻译一份菜谱。他立刻答应了。

想到密布拉萨街头的四川餐馆和大量的西方游客，我突然想出一个赚更多钱的办法：去给每间餐馆翻译一份功能表。当天下午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汉英词典》，意外地发现竟然还有一本《菜名英汉对照》，真是太好了。从第二天起，我就到各餐馆兜揽生意，赚了一笔钱。

八廓街是一条呈八角形的街，中心便是大昭寺。大昭寺门口，终年有善男信女膜拜，那不是磕头，而是全身俯倒在地上，再起来，再俯身。那也不是三跪九磕总有数的，而是一直做下去，从天明做到天黑，从周一做到周末，从月初做到月底，据说最虔诚的可以连续做一年。为了臂肘和膝盖不受伤害，有的人在这些部位带着木制护板。

我最喜欢去色拉寺，在拉萨北郊山坡上，庙宇相连，足有千间；香烟缭绕，四季不绝。喇嘛们满脸透着真诚、透着善良、透着爱心，令我感慨。与他们相比，我的汉族同胞们则是满脸晦气、满脸怨气、满脸警惕。如果能够，我愿一生住在色拉寺，那会让我伤痛的心灵感到永恒的温暖。

我爱喝西藏的犛牛奶绵羊奶骆驼奶混合而制的奶茶，爱吃桔黄色的藏族奶酪，尤其是色拉寺门口那些藏族姑娘卖的酸溜溜的青稞黄酒，饮后回味无穷。

我爱听藏族灵歌，这是我给藏族民歌起的名字，因为那不是一般的民歌。

在我到过的世界各地，惟有西藏，天－地－人如此绝妙地浑然成为一体。

有一天我西出拉萨，信步走向哲蚌寺，走了很远也没到，只好折回头。我又渴又饿，又找不到商店饭铺，只好敲开一户藏人家的大门。尽管有人告诫我说汉人单独活动在藏人区十分危险，藏人可能背后一刀结果我的生命，但我就是不信这个虔诚信佛的民族，会野蛮对待一个孤零零来自远方的无辜游子。一个藏族女人打开了门，稍微有点吃惊。我说想买点水喝，买点食物吃。她似乎听懂了我的话，但没有说话，只是请我进去。

院子里有一个四方小桌，女人请我坐在小板凳上，然后从屋里端出半碗炒面，又拎一只暖水瓶过来给我倒了一碗饮料，我想那就是酥油茶了。我以前一直以为糌粑是类似锅巴的一种食品，那时才知道原是炒面，不过是咸味的，很好吃。那炒面也没有糊味，我估计是先把青稞麦子炒熟，在和盐一起磨成粉的。

那女人的丈夫和孩子都过来向我微笑示意，但没有说话。吃完之后，我掏出钱来，他们一再摆手拒绝，我只好满怀感激的告辞了。

自从到过西藏以后，我对这个宗教民族的命运就充满了同情。

在历史上，藏人曾经十分强壮，唐时的吐蕃，与大唐帝国曾双雄并立，远比后来被击溃，逃到小亚细亚建立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强大。后来我到美国，发现藏人仍自称这个名字，英语即Tibet。

清帝国虽亡于辛亥革命，其衰落却是因为大小金川七年之战，耗尽了康乾盛世积累的丰盈国库，八旗锐气、绿营锋芒也尽丧于此，而且从此一蹶不振。大小金川那些东方史上异常顽强的抵抗战士，便是藏人。

历史上汉人武装首次进入西藏便是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军，我在西藏一个多月里听到很多战争故事。从1959年开始，二十年里藏人起义不断，两三年暴动一次。汽车不能安全进入藏南藏西，那里数十万解放军的后勤补给，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运送，这种原始运输方式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孙子兵法说，十万军队在千里之外作战，就得有百万劳力运送补给，千万劳力在后方生产。

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无论对于汉人还是对于藏人。那时我甚至认为，除了美国人在朝鲜战场给毛泽东当头棒喝，西藏人的顽强抵抗也使共产党伤透了脑筋，陷入泥潭从而踌躇不前。否则很难解释毛泽东究竟为什么不去席卷东南亚，他一直有这个野心的。直到1979年邓小平去美国，胡耀邦去西藏才以和谈结束了旷日持久的西藏战争。

我衷心希望汉藏两个民族以后能兄弟相处、平等相待、互敬互爱。也许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是我愿意跪在这个民族面前谢罪，请求他们慈悲为怀，宽恕我们汉人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和污染。

对于道德沦丧的汉民族，西藏是一块纯净的圣地，应该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是我们寄托灵魂的地方。

25．第三次越狱

在那里被关押两个月之后，我感到前途渺茫，无法估计要关押多久，有人说可能要判刑五年，而在以前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至少要判刑十五年。在绝望中我决定以绝食绝水来争取自由。

那是我第三次绝食，那是一次惨烈的绝食，因为还绝水。开头五天没人理我，好像很乐意我这样死去。第六天我已经快不行了，他们把我擡到医疗室。

他们先往我嘴里灌米汤，我咬紧牙关拒绝。然后他们按住我，往我鼻子里插管子，我拼命抗拒，最后他们七八个人死死按住我，几乎把我的腿按断，医生终于把一个粗管子插进了我的鼻子里。鼻子疼得要命。灌过米汤之后，我的鼻子又肿又疼，还流血，很久都没有恢复，后来我的鼻腔通气一直不顺。

然而更严重的伤害还是大脑，混混沌沌的，很长时间都不好使。所以从那以后的十几次绝食中，我再也不敢绝水了，绝水对大脑和内脏器官伤害太大。

一个星期之后，边防派出所通知我，他们已结束了对我的审查。又过了一个星期，审查站把我送到厦门收容中转站。由于上午刚送了一批人到闽北的收容劳改队，收容站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们四个人。根据我以前在广州和安庆收容站两次逃跑的经验，我意识到这是大好的逃跑机会。白天我把周围的环境仔细看了，夜里就和另外三个人研究逃跑方案。

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不敢跑。柳州人则是和我一起从看守所里送来的，而且我们原来就被关在一个号子，关系也一直很好，我俩十分害怕被送到收容劳改队。

另一个老江湖是从外省一路遣送过来的，再过两天家里人就该来赎他了，不需要跑，但是他愿意帮助我们设计逃跑方案，他已经在这里被关了一个星期，非常熟悉周围环境，他提醒我们不能翻大门逃跑，因为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院子，还有一道大门。

第二天中午放风时，我发现看守我们的人拎着热水瓶离开了大门值班室。这真是太好了！我立刻喊柳州人跟我一起把大院一角的一张长桌子擡过来，再垫上一个破木箱。我爬上去扶墙蹲下，柳州人踩着我的肩膀，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才站起来，柳州人爬上了房顶，转身再来拉我。幸亏柳州人确实有劲，几乎是把我硬拉上去。

我们顺着遮蔽二楼走廊的粗铁丝网爬上三楼，这时喊声已起，我们顺着走廊往北跑，走廊上几个家属心惊胆战地看着我们两个疯狂的家伙，没人敢阻拦。我们从走廊尽头跳下去，下面是一间与围墙相连的平台，跑过平台，围墙只有齐胸高，上面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碎玻璃片。后面已经有几个人喊着追过来，我们咬牙爬上围墙，我的手和膝盖都被碎玻璃划破了。上了墙再看地下，才知道这围墙太高了，硬跳下去肯定要摔断腿。

幸而不远处有一个搭墙建的简易棚子，我们不管追兵将近，小心翼翼的走过这段碎玻璃半圆墙头，然后蹲跪下来用手扒住墙头，让身体先落下去、再放手、以减少所跳的高度。我们的身体砸坏了那件棚子，我几乎落到地上，然后爬起来就跑，感觉骨头没有受伤。

我们跑过一段居民区，居民们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那间棚子说明：从来没有人这样逃出来过！然后，为了不被追上一个，另一个也跑不掉，我与柳州人分手了。

跑到一个僻静的建筑工地，我实在跑不动了，就钻进去躲了起来。这才发现我的手、腿、膝盖和脚多处受伤，衣服上血迹斑斑，我害怕被人当作杀人犯追捕，也不敢出去了。我找水搓洗掉血迹，一直躲到天黑才离开那里。

虽然有点侥幸，我们毕竟成功了。

也许有人认为收容站不是监狱，与看守所比较，防守要松得多。但那里至少是地狱，如果孙志刚能跑掉，他肯定不愿意被打死在里面。许许多多被打死在里面的人，可能是没有机会，更可能是没有勇气逃跑。逆来顺受，惧怕强权，苟且偷生的中国人太多了！

我虽是病弱书生，但只要有机可乘，会像尉迟敬德一样勇猛，敢敌万人。

26．海南民主梦

1988年初，赵紫阳在一次讲话中，宣布要在海南建省并把她办成一个政治特区。各地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开始注意这个海岛，我们云梦沙龙立即成立了海南委员会，收集有关情况，筹集资金并派张雷前往实地考察。

四月份，我把我承包的一家饭店转让给他人，然后与友人一道出发了，我决心赶上这次推进民主政治的机会。我们坐火车到湛江，转汽车到海安，渡过琼州海峡，直达海口。

我们在北京路租了一座小楼，然后天天奔走寻求机会。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海口公园对面的港务局门前，当时有名的大陆角，结识各地来的朋友。那时第一波海南潮正在消退，但是仍有大批的大陆知识青年赶往那里。

很多早些时候过来又不肯撤退的人仍然滞留在那里，许多人已经不名一文，白天靠卖报纸挣几块钱吃饭，晚上就睡在公园里。人多的时候，公园里睡满了人，夜里起来稍不小心就会踩到一个人。那几个月里，至少有几十万青年知识份子奔向海南，最后沮丧而归。

我们在大陆角认识了大量朋友，一个湖南大学教师把我推荐到海南大学丁钟琦教授办的公司里当助理总经理。但是我的主要心思还是放在政治上，我先和二十几个安徽人一起建立了安徽同乡会。我们实行三权分立，我任执事长，芜湖人王德汉任判事长，陈大威任会议长。

我们忙了许多天，才召开成立大会，我正在讲话的时候，警察包围了我们，并且首先抓走了我。王德汉和陈大威越窗而逃，其他人一哄而散。

警察记下了我的身份证件号码，勒令我停止建立非法组织的活动，警告我如果不听劝告，后果自负。这当头一棒令我目瞪口呆：不是要建立政治特区吗？怎么连一个同乡会都要强行驱散？我不服气，第二天就去海南省筹备委员会讨个说法，但是在传达室磨了半天也没有见到一名负责官员。看来我们上当了！

后来我们又去三亚活动，经地质大学的武野和达木两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台湾民进党左派精英陈赐麟。我和陈赐麟谈了整整一夜，决定合作建立秘密的海南青年会，推动海南民主化建设。

陈赐麟从小反对国民党，十四岁开始收听大陆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徐曼小姐主持的节目，并按照徐曼给的地址十多次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这些信都落到了情治单位手里，到他十六岁时，便请他去政治学习班学习半年。但是他没有改变思想，依然无限向往共产主义。

陈赐麟后来到台北大学读书，并狂热地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推进民主的运动。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陈赐麟第一个经日本转到大陆，去找徐曼。中联部和统战部都对他十分重视，先后安排他到暨南大学读书，到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另外还受一些特别训练，因为他哥哥是中华民国总统府护卫摩托车队队长。

陈赐麟却写了一本书，指导中共如何实行民主变革，与国民党竞争，以获得台湾民心，最后解放台湾。很自然的，他被打入冷宫，中联部统战部都不再理他。陈赐麟就自费到大陆各地考察，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政府的专制震撼了他，使他回过头来要建立秘密组织，反对中共专制政权。他开始物色合作者，正好找到了我。

我们返回海口，开始秘密的组织活动。我先把成都人曾远和芜湖人王德汉推荐给他，曾远欣然加盟，王德汉上次受惊一回，这次又担心陈赐麟是台湾特务，不敢入伙。我们到处招兵买马，与人约谈，但多半是贪图利益的。

有一天我和陈赐麟到海口的秀英海滨浴场游泳，我们两个都是争强好胜的人，便打赌看谁能游到远处的远洋货轮上，我们不知道那有多远， 但以我曾在深圳湾彻夜游泳的经验看来不成问题。游了大约二公里之后，由于争先恐后，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

这时海上起了风浪，我们有点惊慌，只好赶紧回头。我还是尽量匀着劲用，但是陈赐麟一条腿不便，可能也缺乏远游经验，力气过早耗尽了，现在面色发紫，有点危险。我就紧紧跟在他后面，考虑着万一发生危险如何援救他。以前我听人说过、在书上看到过的水中救人办法肯定不行，只会使我们两人统统溺毙。

我一边游一边频频回头，以掌握海浪的节奏。我被呛了几次水之后就明白不能与海浪对抗，那是可能把人呛昏迷的。陈赐麟也呛了好几次水，我大声告诉他关键是要保持镇定，要控制呼吸节奏以避开海浪的冲击。

风浪越来越大。突然陈赐麟被一个大浪打了下去，浪过之后，他竟然猛烈呛水，胡乱挣扎，浮不起来了。我大惊失色，奋力游到他的身边，低头钻入水中，抓住他就往上举。感觉他的头部已露出水面，我就腾出一只手来托住他的臀部，另一只手向上滑水，以把他举得更高。

我意识到，使他不被淹死的唯一办法就是使他从呛水造成的昏乱中清醒过来，恢复镇定，然后主要还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游上陆地。我只能给他有限支援，绝无能力拖他上岸。海岸至少还有一公里之遥，风浪还在增大。

就在我感到已憋不住气了的时候，他伸手推开了我，我浮出水面，看他果然恢复了镇定。然后每游几十米，我就潜入水中托他臀部一会儿，或者一手托他腋窝，一手划水游十来米。使他节省体力，获得短暂休息，保持头脑清醒。虽然风浪越来越大，我们还是历经艰难，终于游到岸边。

感谢上帝给我急智。并且希望我这个经验能被别人利用，拯救在大海里游泳遇险的同伴。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回到住处，发现房间一片狼藉，但是检查物品，却没有丢失一件，陈赐麟母亲和嫂嫂几天前送来的5000美元活动经费和一箱手表也没丢一点。大陆竟然还有这样品位的小偷？

第二天我们惊魂还未定，警察又上门带走了我。我被带到派出所，先问姓名，查证件，然后问我到海南来究竟想干什么？我只好说来做生意。旁边一个便衣警察笑笑：“我们很了解你和陈赐麟，海南正在建省，很忙。我们也很开明，不想抓你们，但也绝不允许有人捣乱，建立非法组织。依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别弄出事来，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下午你再来一趟。”

我们哪里还会等到明天下午，当天晚上就撤退了，海南青年会胎死腹中。三人跑到广州，我们又惊又怒，看来共产党决心抗拒民主潮流了。

我因此构思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32．六四之后

6月4日夜，北京血腥镇压的消息传来，我们怒不可遏，彻夜总动员。5日上午，我带领数千人冲进市委大院，我下令把大花圈挂在主楼正中央，然后在主楼广场召开追悼六四英烈的大会。我和汪挺发表了演讲，我在演讲中指出：“李鹏一伙已经表明他们的顽固立场，未来的斗争将是残酷的和持久的，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加紧建立有战斗力的自卫组织，在敌人把枪口对准我们开火之前，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然后我们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组织起来，以武力自卫！”随后我便把工作重心放到筹备武装暴动上。

6月7日，被大屠杀激怒的毛条动力厂车间主任魏辉下令停工停产，然后动员带领大批工人和学生占领了市中心各交通枢纽。我中午时分赶到，我们驱赶了交通局警亭交警，用他们的大喇叭指挥断绝交通，紧急招募市民敢死队队员。但是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冲击力度不够。

到了下午，见我们疲态已露，大批警察手持电警棍，排成方阵，逼近我们的交通局阵地。我走过去命令他们离开，他们竟敢不从，我一挥手，瞬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

我们虽然人多势众，但没有系统组织，还是被打败了。我站在警察包围圈中，但是他们没人敢动我。警察也害怕我们再次进攻，仓皇撤退了。我明白这样赤手空拳干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严明的组织也是不行的。

目前敌强我弱，必须组织精干力量突袭敌人，一举占领敌指挥中心，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把秘密指挥部设在张公山一处民宅里，不断派人去联络各方，刺探敌情，筹备武装起义。

但是敌人更狡猾，早在半年前就派特务周广同潜入云梦沙龙，而且渐渐取得了我的信任。我曾派姚冰调查这个人的底细，姚冰没发现问题。在关键时刻，周广同表现得异常勇敢坚定，我竟然委派他去侦察淮河铁路桥地形准备炸桥，他7号晚上还把手绘的图纸交给我，后来还因此给我加上了一条反革命破坏罪（未遂）。

天安门民主运动遭镇压之后，各地民运都被镇压，蚌埠市也不例外，大部分同志和战友都匆匆逃走了。而我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烈焰，我决心组织大家抵抗到底。

6月8日那天上午，我刚派一个人去联络同志，又派了一个人去侦察驻蚌舟桥部队军火库，然后我坐下来起草一篇讨共檄文。刚写了一半，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以为是来向我汇报情况的。我一扭开门锁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倒，我企图站起来，几条大汉已涌进来，为首的一拳击中我的肚子，其他几个人就把我按倒在地。后面又有几个人冲进来，冲往里面的房间。

他们用一根绳子把我的双手捆在背后，又抓了一条毛巾塞进我嘴里，然后给我披上一件西服，把我架到门口，塞进正好停在门口的一辆吉普车里，飞快地开走了，后面还有一辆小轿车掩护。从头到尾都像是精心设计的绑架。

到了郊区，他们掏出我嘴里的毛巾，我镇定下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绑架我？为首的喝道：“不准说话，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被捕之时，身上只有两元钱，桌上只有一个馒头和一根黄瓜，那就是我的午餐，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吃，我正在紧张地起草一篇讨共檄文：

“李鹏一伙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出动坦克，挥舞刺刀，大打出手了。北京数千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现在到了我们拔剑而起，挺身捍卫正义的时候了！再不能犹犹豫豫，坐以待毙，我们已经被压迫奴役了四十年！全蚌埠人民，全安徽人民，全中国人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武装起来，向李鹏一伙讨还公道！”

这篇没写完的檄文后来被市委书记杨道德在全市千余名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干部大会上高声朗读，然后怒问：“对这种极端疯狂的，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头子，我们能不坚决镇压吗？”

我远在50里以外的祖父也听我表弟维方说，我被抓住了，肯定要被枪毙了。我祖父痛不欲生，他找了一条结实的麻绳系在腰间，告诉大家，只要他一听到孙子被枪毙的消息就上吊自杀，因为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在八九民运期间，我曾掌管了了大笔捐款，我总是安排两个人以上共同记账，我自己从来不碰一分钱。那段时间所有的花费我都是自掏腰包，我也不允许任何部下花费捐款，全部派人送到北京，送到天安门广场。所以连那些审讯者都不得不佩服，八九蚌埠民运在财政方面太纯洁了。

我也不允许大家损坏任何公私物品，一切财富都来之不易，我一再提醒大家要爱护一草一木。我从中的体会是：只要领导人廉洁，部下也绝对廉洁。

领导人不贪污，部下谁敢贪污？那会被当成贼一样打！所以任何腐败都是自上而下的，腐败的根源永远在领导上头。

那个阶段我每天发表数次演讲，蚌埠医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安徽省管理干部学校、安徽省粮食学校，从市政府门口到交通局，到卷烟厂那一段蚌埠市中心区域，几乎每一个路口都留下了我慷慨激昂的声音。

每到我演讲，周围数千人就会鸦雀无声，屏息倾听我的怒吼，我的悲鸣；我发自肺腑，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那是这片土地已久违了40年的自由呐喊。

那时我有如神助，我的的确确感到一种神性，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驱使着我，自由女神在引导着我，向前！向前！向前！我感到我积累了十几年的思想、激情、悲愤现在都如火山熔岩一样怒喷怒放！

我愿意用我这枝生命，像默默期待一生的礼花爆竹那样，冲向天空，即使粉身碎骨，只要有片刻辉煌，能照亮黑暗大地，给心灵已枯干麻木的中共奴隶们一点自由的希望！

34．惊慌失措的中共

6．4之前的几天，真正的民运力量，其实已经筋疲力尽。大家只有无奈的等待，中间分子全力在坚持有一个结果。但是共产党丝毫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认为威胁越来越大，必须下狠心出动大军和坦克开火了。这就是老人专制的可悲性，邓小平几乎不能理性地判断局势。

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主力，是一年级大学生。他们没有一点政治经验积累，政治能力也极为有限。无论镇压与否，这个民运主力团队，早晚要一哄而散的。而当时中共认定的黑手，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方励之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领导和组织工作，只是在思想上影响学生，何况他们手下也根本没有可以运作的政治团队，每个人只能发挥个人影响。

真正投入这场运动的知识份子，只占全国“知识份子”的千分之一。而立场坚决、行动果断的知识份子比例，可能只有万分之一。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交流合作，匆匆凑在一起，早晚也要吵个不休的。那段时间我最头疼的就是开会，十几二十几个人争来吵去，一个晚上甚至整整一夜都解决不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后来我几乎不愿再参加会议，宁可思考或发出指示。

城市工人出于习惯性思维，又看不到现实利益，几乎不可能大批加入进去。至于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更不可能加入这场民主运动。

所以这场运动根本没有真正威胁共产党政权。

但是中共统治集团太腐朽、太无能了，根本想不清楚，根本反应不过来。其实只要同意高自联的两项要求，即承认高自联和承认这是一场民主运动，学生队伍就会撤出天安门广场，满天的乌云就会散去。回过头来一看，这也就是一场耽误了谈判时间，但最终还是通过谈判解决了的学潮而已。

因为学生毕竟还要回到学校上学的，其他少量的知识份子，也只能用其他方式，继续宣传民主理念，逐步建立民主政团。而无论学生还是知识份子，一旦面临如何组织与长期存在问题，就会吵成一团，根本不可能再对共产党构成多大的压力。只要此后共产党举措稍微得当一些，就可以从容调控。

当时其他方面的乱象，包括军队的不稳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员的动摇，都是一种假像，全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丧失管理造成的。几个讲话、几篇社论和一些电报电话就可以稳定局势，根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其实就在6－4前几天，新生的民运力量意气已尽，队伍已出现涣散迹象，而且谁也没有办法挽救颓势。大家必须回家休息了，太累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

真正坚决留在大街上和广场上的民运骨干，为数寥寥，也就不会坚持多久。他们也必须与群众在一起，否则毫无力量。

与中国相比，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高得多，宗教力量也强大，文化水平也高得多，与西方文明在地缘上和文化传统上也更接近。而没有这些条件的中国，当时并不可能迅速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去推翻共产党政权。

邓小平等人，更没有考虑到，由于共产党40年前，毛泽东几乎血洗了民主力量，以及连续40年的黑暗极权专制，一波又一波的清洗运动，中国人的素质已经降到了人类最低点，愚昧和野蛮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多少公平合作、建立民主政党的可能性。一个能够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强大的、协调的反对党阵营，即使中共允许生存发展，没有10年20年的时间，也几乎没法形成。

解放军向学生市民开火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死结，把扭转中国人苦难命运的一次机会，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前途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可悲的葬送掉了。

而共产党也就只有沿着野蛮专制的黑暗道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