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一次不容易，机会多么难得，心头曾经有留在美国的一闪。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也热心地要我和陪送来美国的小儿子，一齐去她那里，可以解决小儿的工作问题，并为我们办理绿卡。当时来美的人士不像现在普遍，华人商店需要人手，这是条留美的捷径；还有，我在湾区新结识的一位友人，尤其积极劝说我，要我留下。他以为我之匆匆来急急去，只因不懂英语，语言沟通困难。他宽慰我：[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任何人不受歧视，语言交流也不如想像的困难。大凡上了年龄的，大可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他说，何况这里有不少华人超市，华人公司，华人商店，华人饭馆等等，可以活动的地方不少；语言不仅可以学，实在问题也不是很大。为了让我安心留下，他现身说法，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他来美己经几十年，在美国读了大学，又是几个公司的董事长，可是语言也没有弄通弄精；他去公司做报告，职工们屡屡写条子问他：董事长你在说些什么？他笑笑说，[虽然，我说英语别别扭扭，在美国不也生活了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年的董事长]。他的英语是否别扭，我不了然。他的母语，显然不很顺畅。他童年时去了台湾，青年时来美国求学。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语言问题而回返的。我的急于回到家园，由于三十年来，专横的毛什么事都没做好，都虎头蛇尾毫无结果，害老百姓饭都吃不上。可说民不聊生，悲惨极了。尤为可笑的，他无法无天了一生，走上了神坛。结果，所谓文化大革命，连妻子都保不住。现在改革开放，砸烂了阶级斗争，一改怨声载道怒气冲天的局面，人民生活的改善，政治生活的宽松指日可待。这是我所期望的，于是我和美国拜拜了。急于回去亲眼看看故国从落后走向民主富裕的全过程。民主和富裕是两位一体的孪生兄弟，没有民主自由，就没有国家的富强，美国是最好的样板和例子。于是我兴奋地登上了国际航班，高高兴兴地回上海去了。

乘飞机是第二次了。一九四六年曾坐过一次。那会儿还在杭州。笕桥机场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后复员杭州的周年庆，双十节那天，招待记者去过了一天航空学校的节日生活。很隆重，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来了。大伙能和周至柔不期而遇，非常高兴。通过航校校长胡伟克，要求司令同意我们乘一次飞机，居然得到允诺。于是我们二十几人上了天，游览了以杭州为中心包括部分浙东和浙西的上空，兜了几个大圈子。别人的情况我不暸解，我是第一次上天，既觉新鲜，也不无隐忧。我胆子特别小，唯恐一个筋斗掉下来，落在西子湖或钱塘江；又不会游泳，那不糟透了！当然是杞人忧天。我乘坐的是单人教练机，在天空好玩极了。眼珠儿一向下，什么都能见到，只是都变了微型的小得不得了，仿佛游览了小人国。风异常大，不能挺胸凸肚，只好半缩在机舱里。一下机，正报的摄影记者陈华替我摄了影，当时驾驶员还在驾驶舱内，等候下一位上机，未能和他交谈并表示谢意，至今深感遗憾。当年大家都二十几岁，黄毛甫退，现在他也八十上下了吧！

对我说来，这是参加新闻工作前后的大事之一。另几件当为写作了[陷区血泪]、[谁先到柏林]、访问日俘及迎接抗战胜利。其中访问日俘尤为重要，有加以简单追述留下鸿爪的必要。

1944年春初，天台警察局通知报社，请派记者前去采访。我到了警局。原来几天前从宁海解来一批在该地俘获的日军。但俘虏拒绝透露一切情况。一星期多来辗转递解，有关方面迄未弄清他们是何等人士，缘何来到宁海？而上峰又亟想知道详情，苦无良策，才想以记者访问的方法暸解一下，弄明真相。可是我不懂日语，感到棘手，有点为难。而访问日俘又很感兴趣。我进了关押的大厅，发现半躺半卧在稻草地铺上的，全是军衣不整，垃圾胡子满面的人。我就近找了一位，想与他谈谈。可是他只是摇头，不答理我。他之不愿开口，并无恶意。我是看出他这种精神状态的。又找了一位，依然吃了闭门羹。又找了一位，又一无所获。我不能打退堂鼓。记者的本能和职责驱使我，我不能一走了之，无功而返。自然我也想打破这一有趣的悬疑，弄清真相。我又碰了几次壁。仍然没有灰心。又找了一位，显然他是长官，是这伙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大约听到了我是锲而不舍的记者，态度是温和友好的。他迟疑了一下，示意一位青年军官和我接触。

可是那青年军官不善汉语，我又不懂日语，沟通为难，正在尴尬时，跑来另外一位军人，自告奋勇地要求和我笔谈，他懂汉文。这是个好办法，岂不满足了我须要暸解的一切。我们在一张小桌旁坐了下来。原来他们一批是大有来历的将军和军官。不说不知道，一说会刮目相看吓一跳。他们都是南洋群岛各岛屿的正副指挥官。自美军对日军展开凌厉的海空攻击以后，日军节节败退，军部认识到大势己去，打算收缩兵力，从南洋撤退。在南京的日酋岗村宁次遂召集南洋各岛屿的头儿脑儿，来南京会商，先撤回妇孺和病残等事宜。这些各海岛近三十位的军事领袖，大都是少校、中校到大校，其中官阶最高的是准将；日军的准将是不得了的人物。乘坐水陆两用飞机专程前来南京。不料军机进入浙江上空，发觉汽油用罄，想降落占领下的宁波加油，误降在和宁波咫尺之距的大后方前哨的宁海。他们明白坏事了，决定向海上逃跑。而国民党的海军舰艇已把他们重重包围。一个想凭借水陆两用机突围而去；一个悉心想把他们一一活捉，经过激烈的生死搏斗，日方终因寡不敌众而束手受缚。日青年军官说：他们不是交战失败的战俘，只是些借道失误的将领，应受到公平的待遇。这样，我的[访问日俘]发表后，惊动了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纵然战时条件极差，还是张罗了牙膏、牙刷，剃胡髭刀，肥皂、毛巾及水果和糖等供应，次日又把他们全体移居旅馆，不几天，转送到重庆大本营去了。

和我笔谈的是位最年青的军官，他告诉我名字及经历；采访快要结束时，我的要求下，得到最高将军的允诺，让军官们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写了年龄、日本住所、官阶等简单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我想把这份材料送到浙江博物馆去，而又想再写一篇较详细的报导而犹豫未决。以后既因时局动荡，又因命运不济，这一抗战时期难得的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就下落不明。除1944年发表过[访问日俘]外，1989年和1992年在杭州及美国的华文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访问日俘]的回忆录，想引起有兴趣及相关人员的注意，虽然郑重其事，但毫无任何回响，引不起小小的涟漪。

无巧不成书，我从美国回到上海时，正是全国大学生上街搞民主运动的时刻，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数十万学生和围观支持的工人、民众尤为众多，简直无法计数。民主运动气势蓬勃磅礴。

我见过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的学潮，当然非常激烈，但参加的全是杭州的大中学生，绝无民众和工人。时代不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群众已不仅仅限于学生，各阶层受压抑和受过折腾的人士和学生汇成了钜大的促进中共民主和改进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的洪流狂潮。北京的学生运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上海则以人民广场为大本营，我关心学运的进展，每每利用中午休息的时刻，绕道到广场去看望艰难困苦的学生，听听各地的信息。他们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十分灵通。正当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机，发生了中共用军事镇压，以坦克车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血洗了天安门。听到这一个残酷的惨剧，我全身战栗，悲痛欲绝。马上想到雪峰先生说的[中国没有出路，中国青年没有出路]的哀叹！为什不采取温和的手段？为什不用坐下来听取学生意见的方法？还是凭借杀人的武力，仍然运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老旧政策，视生命如草芥；不得不使我回忆到文革期间，毛曾想调动五十万之众，以泰山压顶悚人听闻的手法，血洗一个不听话的中小型工厂一一上海柴油机厂，岂不同出一辙！

农民和山民说，有党票当官做老爷的最笨。从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一事件中，不清楚分明了吗！农民不信邪，不信武力。当年有些人把毛看成神，对他低头膜拜，唯命是从，农民不以为然。譬如在内战时，中共靠手无寸铁的农民打头阵的[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农民就说[老毛空手拿了十八]，可见并不是很欣赏和尊重的；以后有些人为所谓[三面红旗]歌唱起舞时，农民暗暗咒毛为[老猴子]。意思是：互助组、合作化、公社化，不过是传说中[猴子种玉石]的翻版，捣来腾去，将一事无成，把玉石也弄丢了；他们不满意集体化，终于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方法来对抗。并荒唐地制造了亩产几千几万斤的卫星田，投其所好，轰动一时；反右时，中共镇压了文教界，农民又说[老毛闹天宫]；文革乱哄哄一团糟，农民直说：[老毛一场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朴素的语言，虽然短小，也不免粗俗，倒是很有生命力的哲理性的预言和论断，和以后失败告终的结果，何等相似！真是神了！

文革后，当权的似乎悟出了毛失败的症结所在，这就清除了阶级斗争，砸烂了三面红旗，释放了被长期关押的无辜，处理了所谓右派和胡风份子，声言不再搞大规模的人为恶斗。他们虽然明知这是用来整治社会安定的良方。不过说说而已，骨子里一仍其旧，毛的像碑虽然砸得荡然无存，但毛仍然是他们祖师，仍然在兴师动众，镇压异己，关押无辜，崇拜权力和武力；睁眼看看现实，还是离不了枪炮的血腥。

我直奔人民广场，大学生已经离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善后，而围观的焦急群众倒有一些，在凭吊大学生不幸的命运吧。大学生很镇定，只是面目凝重，不茍言笑。我发现了几位老相识，也挤在人群中，默默无语，抱着和我相同的心情吧。慢慢我们走在一起。一位说：太可怕了，随即摇头不巳。一位挤到我身边，面对着我，口吻是严肃的：[太不人道！你不能沉默。你家破人亡，受苦最多，遭遇最为悲惨，有理由和责任表示点什么，为大学生呐喊几句，支持他们]。他的话触动了我，不禁流下了辛酸之泪。我摸出小本子，发抖的手想写几个字。他们不约而同地围住我，说是大家各写一句，表示我们的感想和意见。我觉得这样更好。不加思索地写下了：[还我子弟]四字；互相好奇地争着看各人写了什么：有一位毕恭毕正写的居然是：[血债要用血来还]；另两位不约而同的则是：[以牙还牙]！可以看出，各人的愤怒之情。他们心中有烈火在燃烧，在升腾。其中一位比我大了五岁；一位比我大三岁。一位比我小三岁。他们几位，几十年来的遭遇比我好一些，可说属于功成名就的一类。他们的心中竟有如许之愤恨不平。可见他们的怒火，比我这个家破人亡、受尽百般折腾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摸到了他们嫉恶如仇的正义心声，十分敬佩。自觉低调，自愧不如，太差劲了。

恰恰有位熟悉友人的儿子去北京旅行结婚，旅馆正在天安门广场的边沿，新婚小夫妻耳闻大屠杀的枪声，目睹了血洗的全过程。他的母亲为此而震怒，跑来向我一无遗漏地诉说。并说胡耀邦突然逝世时，满面血迹。如此残暴，令我哑然失声，差点回不过神。因为我原以为如此种种，多少有些谣言的成分，夸大些是免不了的，决不可能以坦克真正去辗大学生，还有人性吗！事实比传言更为悲惨，我还是显得那样幼稚，不免仍然是个庸人笨伯，比之那几位老友和这位母亲差远了。心冷彻骨，我只有长叹！后来发现，公开的是武力镇压，而暗暗进行的是机关内部的全面整肃；上海有些人的矛头仍然直指巴金先生，想把他轰下台，卑鄙地取而代之。自然王若望更是首当其冲。祸患且延及小刊，由我拉进去退休后复聘的几位，一一被辞退了，不得不使我想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想到以后如何立足生活？从而想起母亲的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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