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酷统治下的中国农村见闻（4）

【九评征文】冼扬:小麦冬灌的季节

冼扬

更新 2005-06-18 4: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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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8日讯】　那是小麦冬灌的季节。
　　北方的农民都知道冬灌，那是在冬天让水自由的漫过整块麦地，借助水的力量，让麦子的根条更发达，扎得更深，每颗麦苗也能生出更多的分支。冬灌可以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很重要吧！当知道要冬灌时，我也兴冲冲的准备好了胶鞋和铁掀。已经20年没和土地打交道了，心里还有点盼望。
　　渠水到来的前一周，乡水管站就公布了各村委灌水的时间表和水价，言明次年夏收再收钱，县、乡都发了通知，照例是“重要意义”之类，要求各村委对照通知，弥补不足，并派出一人参加县里组织的“冬灌检查团”，检查结果要做为村委的政绩记录在案。说实话，我对这种通知和检查团不以为然，这不，村支书马上表态让村委主任参加检查团。如果这检查团真的重要，哪里轮的上村委主任！再说，现在的地早已分到了各家各户，浇水又不是一件坏事，还用得着别人催促！好用得着检查！
　　可我想错了，我对政府，对农民，对这片土地还是太缺乏了解了。
　　随上面的书面文件一起，还有一个口头通知，这是乡领导布置的，要求在检查团经过的大路两侧，各村委要多动员农民下地，以显示“热火朝天”的冬灌场面，争取检查团的好印象。像这种做秀的事情，农民当然不愿意干，那位粗鲁的村委主任就不屑的说：“浇水又不是浇尿，要那么多人干什么？一户一人就用不完，净瞎折腾！”
　　话是这么说，可还得按上面的意思办：毕竟有很多利益被他们控制着。例如，孩子参军；村委吃喝的贷款；扶贫款发放；救灾物质分配等，更不用说村委干部捅了漏子时上面的庇护了。所以，他们总是能理直气壮的发布些荒唐的命令，村委干部也总是半推半就的去执行。
　　村干部干这样的事情轻车熟路。他们和所在村的村民小组长一起，挨家挨户的动员，如果你不愿意，那一帮人就泡在你家，和主人比耐性。这种流氓似的办法一般都以主人的屈服告终：“算了算了，我们出两个人，再不能多了，大孩子要和他妈一块儿去相亲，这事儿不能误了。”于是，这些人就转向下一家。
　　水是上午十点左右到的，我早早的就到了那里，我对水有着复杂的亲切感，我的童年就是在河边度过的，最可回忆的童年故事都是在水的舞台上演的。68年全家下放农村，为了找一个有水（那是自然条件优越的标志）的合适村庄，父亲冒着大雪奔波了一个月，从父亲布满血丝的眼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水的残酷的重要性，面对眼前匆匆而来的渠水，仔细倾听着它渗进干土时发出的沙沙声，闻着泛起的土腥味，我久久的不愿离开。
　　连日的动员成效不错，来的人不少，可场面却不热闹，而是冷清，大部分人都拄着铁掀站在那里，木然地看着水流，那原地打转的漩涡好像不满人们的冷落，着急得想知道自己的去向。
　　本来，为了尽快把地浇完，人们就得不断的疏导水流，避免在水中走来走去，破坏途中的气孔，造成严重板结，当然更不能站在渠上，现在的情景，竟让我又看到了大锅饭时期的工作态度。
　　村干部一看，这哪里是让检查团检查我们，分明是要检阅检查团嘛！这样下去，恐怕不用检查就输定了。支书倒是很沉着，大概见惯了农民这种消极伎俩，她叫过那些在大路两侧待命的村民小组长们，连吼带骂，赶羊似的把渠上的人赶进麦地。
　　好容易，检查团的人来了，八辆白色的面包车，都挂着“冬灌检查团”的红布幅。可是，他们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而是一溜烟的跑了过去，在我们地界的停留时间，怕是半分钟也没有！
　　“跑得像惊了的野兔子似的，怎么检查？”一个妇女蹲在地里，用一根树枝刮着铁掀上的泥，头也不抬的说。
　　“你以为他们用眼检查？地是一样的地，水是一样的水，浇得好不好，再亮的眼睛在车上也无法检查，他们是用嘴来检查的，看谁的酒好喝、菜好吃！”是这村的一个村民小组长在说话。他说的是事实，恐怕全中国的检查团吃喝都是公开的，从来不知道、也不屑于遮遮掩掩。
　　饭后，我去了上午的麦地，水还在灌，只有一两个人在地里。一片片的水在阳光下泛着亮光，空中没一丝风，到处弥漫着太阳的温暖，一只黄牛眯缝着眼睛卧在场院里，不知疲倦的磨动着嘴巴，间或吞咽一下，引得项下的铜铃发出轻微的叮叮声。那条检查团走过的柏油路静悄悄的，笔直的白杨树映衬着蓝天白云，像一幅画立在那里。路边这一侧的渠道里，水在缓缓的流动，另一侧是深深的排洪沟，沟底耸立着密密麻麻的枯黄芦苇，白色的芦花像银色的带子向左右延伸。远远的可以看到一座桥。刚来时，我去过那里，桥下是一条不足十米宽的小河。据说是淮河的支流，它那十几米深陡峭的河岸却是平原地区难得一见的景观。
　　在离桥不远的地方，耳膜感受到了一种嗡嗡的震动，我停下来，仔细分辨，好像是水库开闸放水的声音，是从深深的河谷中传来的。这儿没有水库，而且正值枯水季节，哪来的这么大的水？我急忙跑上桥面扒住栏杆向下张望。
　　啊！是排洪沟里出来的水，只见那水从沟口喷出来，高高地落下，把河岸砸出了个深深的大坑，隆隆的响声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冒着白沫的水从那坑里流出来，使上游的清水马上变成了黄色的浊流，我循排洪沟往回察看，原来是地里用来冬灌的水流了出来，那出水口竟然是人为的，而且不止一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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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筋疲力尽的坐在路肩上，脑子里都是那十几个排水口。我不相信支书“胡来，神经病！”的解释，可我也揣测不出其它的答案。明亮的落日非常刺眼，好像在无情的嘲笑我！
　　“你是第一次来农村吧？”一个高高大大的中年妇女站在渠道导虹口边问我，她肯定看到了我们刚才堵排水口的一幕。
　　“辛苦啦，坐下歇歇吧！”我对她的问话不置可否，随口应了一句，只是瞥见她右脚上巨大的雨靴，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看到我注意她的脚，她苦笑了一下，在导虹口坐下，抚摸着那只雨靴说：“59年没啥吃落下的，那一年我爹和我偷着去卖我家的织布机，那枣木的织布机抬起来死沉死沉。因为怕人知道了挨斗争，就半夜里走。那时我才9岁，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不到十里地就不行了，脚脖子刺骨的痛。可距邻县的集市还有十几里呢！我爹自己又弄不动，家里还等着吃的呢。我只能咬牙硬撑着，一边走一边哭。到了集上，脚脖子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从那时起，这脚就坏了，见不得凉气。一入秋天就得捂起来。孩子出外打工了。他爹肺气肿下不了地。”说完，长长的叹了口气。
　　“这水为什么放掉？”我不忍再让她回忆往事。像她这个年龄的人，只要提到59年，都会有很多悲惨故事。因为公开场合从不让讲，所以，久封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就会像刚才那排洪沟的水滔滔不绝，不会自己停止。
　　她定了定神，向桥的方向指了指说：“看见那条河了吧！这河两岸的土地，老辈人叫她潮沙地，意思是无论天多旱，地都是潮湿的。原来以为是天生的，谁知是养出来的。一辈接一辈，人不亏待地，地也不亏待人。可这现在的地越种越不行。离开大把的化肥就啥也长不成，就说这冬灌吧，好是好，就是过后得趁湿赶快锄，不然很快就板结的像石头，不是天特别旱，我们就宁愿不浇，不然，掏钱买水放掉图个啥！有人说这地是缺什么质才这么容易板结。”
　　我知道她说的是“有机制”。就说：“那好办啊，上农家肥，上粉碎的秸秆。”
　　“农科所的人也来讲过，可没人去干，这地不是自己的，谁愿养个别人的孩子！上边说，这地十几年不动，也有土地证，可没人信，啥证也没用，乡里只要想动就能动，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地是集体的，只是让农民用一用。这用用吗，换个地方用不是一样？！所以，谁去费神淘力去伺候地，养地和养孩子差不多，一年半载的那能见效！”
　　“孩子在外打工老找不到工，还经常要不来工钱，受人欺负，他就想在家慢慢的整一大块地用机器种，当回事干。可这地就硬是并不起来，卖不能卖，买不能买，想想也是，你就像用别人的东西，怎么能又买又卖的，我和他爹身体都不好，眼看着地里的重活就干不动了，可孩子回来地又不够种，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农村啊，怎么就是不养人，看着大片的地不养人，这水啊，就放吧！浇了水多打点儿（粮），不浇水少打点儿，走一步说一步吧！”她非常无奈。
　　我还是不太明白：“村委有那么多预留地，还经常动农民的地吗？”
　　“是留了百十亩地，听起来不少，可折腾起来也快，就说烧砖吧，三五十亩地，不用五年就败坏了，最近听说又在走土地局的门路再批个砖窑，这账明摆着，谁都会算，咋保证三十年不变？”她算得有板有眼。
　　我明白了，在农民看似漫不经心的背后，是雪亮的眼睛和精明的算计。我当然了解那烧砖的勾当，良田用来烧砖，无论如何都是败家子的做法。可现在还要走门路、抢着做，好好的土地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个大坑，农民没办法阻挡，可心疼得要命。
　　是啊，没有所有权，甚至使用权也不稳定的农民，从何而来经营土地的个人主动性？他们要么“官民勾结”用开砖窑之类的破坏性手段对待土地，要么像今天看到的那样，漫不经心的经营土地，地力不够就大量使用化肥，养地的事谁也不干。对我们这片土地而言，像日本农民那样能随手从地里拔出一米二长胡萝卜的情景无异于天方夜谭！
　　更令人忧略的是，土地市场事实上不存在，这极大的阻碍了土地向善于经营农业者手中的适度集中。客观上拖住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也助长了土地的掠夺性、破坏性经营和腐败。以至于改革开放至今，土地和农民一直不能恢复它作为整体的生命活力，我不知道，而且至今也看不出在土地之外，国家有什么办法解决农民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片土地失去承载社会责任的能力和适应社会变化的弹性。连保持耕地基本品质的工作也没人去做，我们还能希望更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