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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已无梁漱溟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6日讯】梁漱溟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熟悉他的美国人马歇尔、司徒雷登称之为“中国的甘地”,他对东西文化的认识,他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为抗日救国奔走的热忱,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致力于推动国共和谈等言行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关于他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字了,包括大部头的传记、评传,然而重点都放在他1949年或者1953年之前的思想、活动上,也就是他的后半生,对其晚年的人生和命运语焉不详。大陆学者刘克敌曾研究过陈寅恪,但他对梁漱溟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怀,他的故乡山东邹平就是当年梁漱溟搞过乡村建设的地方,早在20多年前他就读过梁自费出版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当时时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性人物还健在呢。20多年后,他终于执笔完成了《梁漱溟的最后39年》。

1949年的梁漱溟其实只有56岁,对于未来还有着一肚子的雄心和大志,他在当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自负地说:“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类似的话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正在那里办《光明报》的梁漱溟脱险归来时也说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自始至终,他都认为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目光向下,身上有一种宗教徒一般虔诚的理想主义。所以直到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时,他面对“哲学家”的称号,在1987年的一次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诚恳地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他的这番自白让与会的文人雅士大跌眼镜,也让那些吃哲学饭的专家学者不无尴尬。

不过,严格地讲他的事功都只是前半生的事,说“一生的实践”并不准确。从1950年进京之后,他一生的事业实际上已结束,他不可能再去从事乡村运动,在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执政党面前班门弄斧。特别是1953年他在政协会上发言为农民仗义执言:“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并因此与十几年的旧交、同龄人毛泽东发生公开的“雅量”冲突,从此他由昔日的座上沦为批判对象,开始过起闭门不出的生活。

半个多世纪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对作者说,毛泽东1953年为什么会对梁漱溟大发雷霆有两个原因,一是毛一直希望其父亲参加政府工作,并以他在民主人士中的影响发挥作用,帮助推行各项政策,而他当时却有看看再说的念头,多次表现不积极,毛失望。二是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政策不是那么服气,毛认为有必要给予警示。他的发言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加上众所周知的毛、梁关系,毛认为拿梁漱溟开刀、进行批判可以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解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比较有说服力。

不过也因为梁漱溟早在四年前就中箭落马,所以平安地避过了1957年,和他当年一同发起民盟的同伴几乎无一幸免。然而他照样没有躲过“文革”,他的家被红卫兵占领,罚跪、游街、批斗,古稀老人忍受了一切人身侮辱,但当他视同性命的手稿几乎不保时,他受不了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没有参考书,凭着记忆,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写出了《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多年后正是这本书感动了年轻的刘克敌。还有一件世人熟悉的事,1974年,当声势浩大、人人表态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八十高龄梁漱溟终于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以两个半天的时间侃侃而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公开直言“林彪没有路线,……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些话放在今天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是危言耸听,迅速招来了小会、大会连续不断的批判。但他始终不屈,而且留下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回答。

《梁漱溟的最后39年》提供了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漫长的后半生中许多重要的细节,从那些细节中窥见他的性格和时代的冲突、性格和命运的联系,其实更重要的还不是性格,而是时代的因素,当然,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与顾准、林昭等相比,他对时代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洞若观火,但不能否认他身上的凛然风骨,那种“浩然之气”,他对接续中国文化的自觉更让后人感叹,“文革”风雨中,他面对浩劫,写信向毛泽东求助时,关心的却不是人身的安危,钱财、衣物的得失,而是手稿。他说抄家时被收去的书稿如不发还,就无法续写,这无异于宣告他的死刑,在他看来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梁漱溟的离去所留下的文化空白注定了将长久无人填补,他身上的那种风骨更是久违了。@(//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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