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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迪：前些天国内出版了一本江泽民的自传《他改变了中国》，是个美国人库恩写的。你听说了吗？

纪铭：哦，听说了，江泽民这个人物是个极个别人物。在位期间两度写自己的《自传》。我们今天就对《他改变了中国》这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的内幕，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算给大家茶余饭后添点内容。

姚迪：那太好了，先从哪说起呢？先说作者吧！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专门的写作班子为江泽民写传记。写作组费尽心机，却找不到他的任何光辉事迹，但是很多关于江泽民的秘密却被发现。江泽民一气之下，这个写作班子被解散。

纪铭： 奇怪的是，中国人的传记要外国人来写。让人很费解。这个半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金融界人士库恩既不是传记作家，也不是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分行，这就让人联想这个传记的内容和写这个传记的真正目的如何了。

姚迪：还说这个事，江泽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启用洋人写传记了。第一本由洋人写的《江泽民传》是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由中国问题专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写的。他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厕所里碰到江泽民一回，虽然没有说话，但却激发了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写《江泽民传》。

纪铭：杜林在“前言”中说：虽然我不能说这本书瓜熟蒂落在那间厕所里，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确让他在我脑中鲜活起来，单单追踪官方色彩甚浓的中国媒体，有时是难以形成这种印象的。那时我正在考虑探究这个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生活的轨迹却鲜为人知，记者学者们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马加鞭。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江已经执政十年，邓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们去了解江泽民。

姚迪：杜林还说：为谨慎起见，我仅采用(中共)官方消息来源和第一手资料。我经常引用的两家香港杂志，《镜报》和《广角镜》，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们也是唯一两家在大陆发行的香港杂志，我视它们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将这两本杂志和中共在香港开办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当做“官方”消息来源。

纪铭：很有意思，就这样原于厕所中的见面激励了杜林，完成了第一个《江泽民传》。可见这第一本《江传》只是照抄中共的官方的报道。

姚迪：事隔几年，为何江泽民在2000年又找了一个美国人库恩再次为他立传？

据《亚洲周刊》披露，目前正在内地各大新华书店发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其实是中南海精心策划的一个代号“001”的秘密工程。据曾被中南海指定与库恩合作后中途退出的中国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透露，中央机构一领导对他说，库恩是中国友好人士，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写的。

纪铭：《亚洲周刊》报道说，据事件当事人叶永烈透露，他是2001年3月接到素不相识的中央某直属机构的局长电话约见，指定他参与写作《江泽民传》。某局长表示，目前江泽民在海外政治名声极坏，因此要在美国出版我们观点的《江传》，以扭转这种局势。现在库恩想找一位中国作家合作，叶被当局物色为第一人选。

报道说，叶永烈透露，在当局安排下，他为这项被当局命名为“001工程”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策划，列出了3000字的提纲、15页的江泽民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但在最后，当局却以本书“由外国人出面写比较合适”为由，拒绝他与库恩联合署名，只要他当“枪手”，导致他与库恩的合作中止。

姚迪：据叶永烈透露，库恩曾跟他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纪铭：美国作者的上述言词，无疑在告诉叶永烈，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就是一场黑箱作业──欺骗世界的。那么一个喝着民主自由奶水长大的人，明知是黑箱作业却还要违心地与中共继续合作下去，其中内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该秘闻披露后，外界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开始不能不对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突然对写作传记发生了兴趣，而且要通过该传记颂扬一个在中国上下人人皆骂的东西，产生强烈质疑。

姚迪：令许多人困惑的是，这位一生处在西方民主自由环境下的博士，明知这本传记的写作是一场“黑箱操作”──也就要是用来欺骗世界的，为什么还要和中共合作到底？《亚洲周刊》刊发的作者文章《库恩写江泽民传的缘起》似乎给了人们相当大的启示。

文章《缘起》中说，“库恩是财经金融作家，从来没有写过文学作品，也没有涉足传记文学。”“在库恩的简介中，我注意到他在中国有商业利益──“库恩博士负责日内瓦公司在中国的业务”。”

纪铭：文章中最后说，“库恩博士说，他是犹太人。在世界上，曾经有一批人以“反犹太”为职业，德国希特勒就是如此；如今，则有一批人以反华为职业，他称之为 “反华公司”。”“库恩强调，他热爱中国。他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他提出写《江泽民传》，就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他的写作计划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热情支援，因为这与北京方面不谋而合。”

不过，库恩的上述讲话可能会令更多人感到困惑：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财经金融作家为什么要跟不杀华人的所谓“反华公司”对着干，却对屠杀了无数他所“热爱”的中国人的北京集团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而这个北京集团是象屠杀了大量犹太人的“反犹太”集团那样？

姚迪：至于库恩是因为其在中国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产生了以“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为“背景”的“写作计划”从而“与北京方面不谋而合”，还是北京方面利用利益这一点“绑架”了库恩？我们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下结论。

纪铭：据消息人士称：在政协会议上有记者问“为什么这本江泽民传出自于一个外国人之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答：“谁愿意写都行，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言下之意，好像中国人个个都有给党国最高领袖写传的权利。那么，你又如何解释为什么十三亿中国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动这个念头，到头来却让一个连中文都不懂的老外抢了头功呢？

姚迪：其实中共何尝不知，第一本在国内发行的《江泽民传》按说应该由中国人来写才是。中共为什么不让中国人写呢？中共有中共的难处。有分析家说：你说让谁来写合适呢？固然，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从来不缺乏逢迎拍马的文人，但是由他们来写江泽民传，其效果只怕适得其反。

纪铭：毕竟，现在不比当年个人崇拜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真诚地相信忠于伟大领袖并被伟大领袖所信赖是最大的光荣，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最大的光荣。现在谁要扮演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立碑树传的角色，只会招来万民笑骂，其作品也不会有任何份量，起不到要起的作用。

再说了，要给江泽民写传，总需要深入上层，需要阅读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机密”材料，还需要采访一些高层人士或亲近人士。这些在中国都是禁忌，一般的中国作家怎么做得到？

姚迪：所以，为江泽民写传的历史使命就无可避免地落在外国人身上了。这就是官方出版的第一本《江泽民传》只能出自外国人之手的原因。

纪铭：于是乎，重担就落在库恩这样的人身上了。

姚迪：难得库恩这么配合，非常知道自己该打听什么不该打听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纪铭：这就是说到了该书的内容。写《江泽民传》是无法回避赵紫阳的，按理说作者就该采访采访赵紫阳。赵紫阳“去职赋闲”，就住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很好找，又有的是时间和你聊，可是库恩就是不去惹那个麻烦。库恩也决不去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去采访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在任内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访采访受迫害的法轮功。作者的“觉悟”高到这个份上，这本书还能有多少价值，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姚迪：《江泽民传》有两个版本，英文版和中文版。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决不只是语言，而且还是内容，在若干敏感处，中文版对英文原作有许多删节。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两个版本叫做国内版和海外版，一个是骗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是哄老外的。这就叫“内外有别”。说起“内外有别”，通常总是内人的权利多一点，有些事情可以让内人知道，不可以让外人知道。但这里的“内外有别”却恰恰反了过来。也许你会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有什么用？这点共产党当然明白，反正是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纪铭：难怪有人说：库恩罪不可赦！他是江泽民和中共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他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手握屠刀的杀人犯！

姚迪：所以那些知道江泽民底细的人实在是沉不住气，纷纷提供材料，希望将江泽民的老底揭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