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周末说，中国政府承认四月底中国江苏和山东在牛群中发现两起口蹄疫疫情。而据社路透社19号报导，中国发生的口蹄疫疫情远不只这两起。中国一些动物饲料公司的负责人透露，其实，今年新年后不久，在中国10个省的猪群中也爆发过大规模的口蹄疫，但是，中国政府对此只字不提。

在前几年的SARS危机中，中国政府因隐瞒疫情而饱受国内外的批评。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时事分析人士任不寐和美国西东大学全球健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一致认为，这与中国的体制有关。

记者：首先请问一下黄严忠先生，您觉得SARS那么大一个教训，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次在口蹄疫这个疫情上，反应还这么迟钝呢？还这么慢呢？

黄严忠：总体上来说，您如果看SARS之后，政府相对来说，和过去相比就是说反应能力而言的话，应该是比以前要快的多了，而且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讯息时代你想隐瞒也是隐瞒不了的，而且隐瞒只会有反效果。

但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是不希望隐瞒，但是这个还涉及到一个协调的问题，就是说你从地方上来讲的话，他可能涉及到很多地方的利益，比如说经济的利益，这种隐瞒的情况还是有的。实际上，我觉得不单是一个中国的，可能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问题，就是说在出现这种大规模的瘟疫，像口蹄疫这些怎么平衡即时报导的需要；同时，又要避免或者尽量的降低这种对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中国的问题。

记者：任不寐先生，您觉得刚才黄先生所提到的这两个平衡，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对这个透明、对国际标准、对国际社会的负责，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您觉得应该怎么掌握？您觉得到底是哪个重要？

任不寐：我觉得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负责的这种责任感，总的来说是比对国内民众的负责的责任感要强，因为国际上的压力是很清晰的，国内呢，目前还没有形成什么压力。那么按照任何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思维，有压力的话，那么他就会做出更快的反应。

自SARS以来，中国政府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改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个传统，整个的官僚体系太大了，那么每个人都会对同样的事件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像口蹄疫这样的案件，究竟是哪一个渠道在隐瞒，这很难说。

胡锦涛上台以后，对中国的社会危机有更强烈的这种敏感，使整个的政治体系，对所有可能引起不安定的这个因素都想控制，中国对新闻舆论的检查和控制还是一如既往。

记者：您觉得这个不光是反应机制的问题，而是跟这个政治制度有关系？

任不寐：我想是这样，就是中国SARS以来，政府是希望官僚体制本身对这种瘟疫做出快速反应，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媒体上是否做快速反应，这里面显然是有分歧的。

记者：据路透社的报导，虽然农业部的官员承认了中国爆发了两起口蹄疫，但这个消息是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公布出来的，但是中国农业部本身的网站没有公布，中国在各大新闻媒体也没有公布，只是在一些经济方面的报纸上有简短的提到。黄先生，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光是一个反应机制的问题，是吧？跟刚刚任先生所说跟这个整个对信息的控制还是有关系，是吧？

黄严忠：对，我同意任先生的这个分析，刚刚您在说的时候，我把口蹄疫这三个字输入了这个人民网，搜索里面，结果出来下面就是没有，都是别的国家的，就是说以前中国发生的口蹄疫的报导，我没有看到最近的相关报导，确实这个反应出就是不光是一个反应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对媒体的控制的问题。

大致上，确实对短期而言，对新闻的控制是有所放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看到在SARS之后没多久，这个关于中国潜艇出事的报导，就是它就主动给报导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好像新闻的控制并没有很显着的放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像任先生说的，跟这个政治体制和这个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

记者：那么任先生在您看来，像口蹄疫这样的疫情，虽然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对动物、对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像中国政府这样子隐瞒疫情，然后控制信息的传播，您觉得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是不是会比它公布出来导致的影响会大呢？

任不寐：我想中国政府不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它在考虑问题，第一个考虑的方向不是经济目标，还是一个政治上的目标。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经济上的后果和这个权力上的利害关系不是非常直接的。

前不久，中国《南方都市报》报导了贵州省砷中毒，整个占贵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几十年就是这样了，但是中国官方从来没有重视过，而且那种传染病对整个贵州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中国政府对一个卫生事件是否重视，我想他们首要考虑的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后果。胡温上来以后，我觉得他们更加有一种危机感，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报导，都有可能引起很大的麻烦。

记者：不报导难道就没有危机了吗?

任不寐：所以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来讲他是一个习惯了，就是希望能够拖、能够控制。晚清的时候也一样，慈禧当时最后没有办法了才搞改革，但是她搞改革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但是在她搞改革之前，她也知道这个东西不能维持很久，但是我在台上我就要维持一下，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