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冬，月刊开始筹备，既发新闻又登广告征稿。此时此际，上海还没有任何文艺刊物出版，于是稿件源源而来，有的作者把稿件直接寄给巴金先生。巴金先生每每来协会开会，把文稿交给唐弢。有时唐先生在兼职的文物处，没来编辑部，他就交到我手里，习己为常，以为小事一桩，我没有太多的联想。二年后的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引起我的重视，这那里是公事公办 ? 分明是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激动莫可名状。
一次，翻译家协会的田玉华秘书带了老翻译家魏丛芜先生到我家里。那是由于巴金先生的介绍。那年，魏翻译了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大亨]和[天才]，要求巴金先生介绍出版。巴金先生告诉他，出版问题不大，不过现在要求极严，尤其出版美国译作，不能粗心大意，要找个过硬的编辑把关。魏一时提不出人选，感到为难和沮丧，于是巴金先生提到了我。魏先生和田秘书的午夜来访，不但带来了厚厚两大叠百万字的钜着，也带来了巴金先生的关心和爱护。可见巴金先生平时转稿给我，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样简单，他是有意为之的。 联想到另外几件事，使我进一步想到先生对我的关注，是给我的精神上的最大支援。这不找到了最重要的最好物件，不是投诉有门了吗 !
我决定写信给巴金先生，倾诉我的不幸。这是最好的办法，柳暗花明，喜悦于时来运转。既有两位农场管理员的开导，又必能获得巴金先生的大力支持。二十几年来的愁苦，一扫而光，大有一蹴而就，从此寄身社会，平安的渡过不多的余年，最后一程，不像许多前辈和友朋般辛酸和悲哀，我心满意足。可是一提起笔，脑袋变了万花筒，往事紊乱如麻，一一奔腾欲出。自然不能把什么都搬到纸面上，要言不繁，我要抓住主要的下笔。
经过郑重地认真思考，化了几天，写成了给巴金先生的信。我特地跑到距离十几里外的邮政代办处，把信投进了邮筒。我投下的是幸运还是祸崇？只能听天由命。因为听说那两个假警察还在协会，而且升了官。想想在他们的胡搅下，有的流离失所，有的家破人亡，觉得他们的连升几级，不于心有愧？不得不使我想起另一首唐诗，巳经忘了是谁所作：去年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怨声；今来县宰加朱绂，尽是苍生血染成！似乎正是这两个假货行为的写照。前途是否畅通，还在未定之天！
回想到一个急急跨海而去，一个匆匆越江而来后的一九五四年，经过了土改，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斗了一批人，关了一批人，杀了一批人，风言风语很多，不过社会基本安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较正常。不久协会关门了七八个月，大反胡风，圈子内牵连的人不少，也没有太大太多的风波，我暗暗庆幸自己向来与世无争，没有名缰利索的纠葛牵绊，毫无政冶色彩，能够平安地一步一步走来，必将平安地一步一步走去，我为我的未来，勾划出了一个平静和安定的前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十分满足，天天起早熬夜为社会和世人贡献一些微薄的力量。我自拉自唱，要求不高，十分满足之际，那知风暴己在迅速袭来，灾祸之魔己向我伸出黑手。
当跨出机关大门回家去吃中饭，人事员老胡急急追上来叫住我。中午时间多么紧张，为什不早些时通知我?听说只有几分钟，我停住了脚步，等着他说些什么?可是，他说：[到食堂去]。他的花样不少，只好随之而去。一进入食堂，他说，[向你暸解几个历史问题：一，你为何投奔国民党?二，在后方干了些什么勾当?三，又写了多少反动文章]?人事员身上有些邪气，他确实干了好多恶劣的勾当，大家都己知道。而我和邪气无缘，更和勾当离得远远的，一一否定了他提出的奇谈怪论。说了我的真实历史。他大为不满，又无法推翻，他要我写下来，并且提出证人。
所谓几分钟，拉拉扯扯地竟搞了几个小时.，晚上下班了，还无法脱身回去。正一心等着我去接回家的在幼儿院的二个孩子，怎么办?不令稚幼的儿童望眼将穿 !而人事员提出的又是莫须有的问题，在他的冷笑声中，我知道受到了打击报复。我站得正，立得稳，[毫无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不卑不亢，据实而谈，又细细写下了逃亡去后方的实情：一九四一年四月，家乡[文献名邦]余姚沦陷敌手，我们成了铁蹄下的亡国奴。人人悲愤，怒火万丈。恨不得和日军拼个死战，把他们赶出浙东的这块宝地。游击队第一支队很快出现了，受到同胞的热烈拥护，常常和日军周旋。一次游击队驻扎本乡，日军前来[扫荡]，虽然鬼子武器精良，拥有重机枪和小钢炮，不过人员不多，当他们靠近游击队驻地时，给了他们一个不意的迎头痛击。打死了两个敌军，打伤了多名。看看游击队人多势众，又有周围乡民的热烈支援，敌军指挥官生怕腹背受敌，成了瓮中之鳖，冲不出重围，才带了死伤的士兵，慌忙撤退，逃之夭夭。乡邻眼见游击队打了胜仗，欢声动天，当即有几位青年参加了部队。
此时此际，支队司令写信给父亲，要求去打扫战地，安抚百姓，犒赏战士，厚葬牺牲者。父亲火速赶到现场，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不想日军秘密留在战地的眼线一一汉奸和奸细，目睹此情此景，密报了敌军的庵东宪兵司令部。
次日一早，日宪兵司令部指家父是[大大的抗日份子]，前来逮捕。幸亏埋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志士，迅速通知了我们，全家得以走避，没有遭到杀身之祸。杀气腾腾的日军宪兵队扑了一个空，他们咬牙切齿，剌刀把我家的大门都用力刺破了。既是愤怒，是泄恨，又是威胁！紧接着几天都来骚扰，自然都没有得逞，都有人早己通知了我们逃避，我们一家人才没遭到毒手。家里再不能住下去了，父亲逃到姚西他大妹家里避难，我处在毫无办法走投无路之际，接受陈丘山，徐德贤，陆钧友等三位同学的邀约，结伴向后方逃奔。
我们好容易迂回曲折千辛万苦地逃离了吃人地狱沦陷区，偷越了九死一生的阴阳界，把生命置之度外。因为前些时，我的邻居密友马承策就在通过阴阳界时，惨死在巡逻日军的刺刀之下。我们此去，为了投考为沦陷区失学青年设立的临时大学。可是路途险恶，行动困难，辗转到了后方第一站宁海，考期已经截止，我们四人碰了一个壁。二个月以后，在毫无任何依靠的情况下，我不幸的三位同学算算前途未卜，就默默地饮恨溜回敌占区老家去了。我情况特殊，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属于有家不能归的可悲的人，只好滞留在后方，或者有机会去做抗战工作，或者寻找机会，混口饭吃。虽然明知十分渺茫，毫无希望，也只能硬着头皮留在祸福不可知的异地，寄希望于无法抗拒的命运了。不愿把自巳自动送进敌人的虎口，过着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痛苦日子。
寄住在一个小小的旅舍，闷头睡了半夜。次日凌晨醒来，再也睡不住。我生活在一个宁静的偏僻农村，寂寞得可僯。这个县城并不大，因为抗战 ， 成了大后方的前哨，沦陷区各式人物流浪于此的很多，工业兴旺，商店林立，文化发达，军队不少，人潮拥来拥去，有点畸形的繁荣。寄身此地，心满意足。思想如行云溪流，野马奔腾。在独一无二的大道上东奔西波，希望发现一个奇迹。可是奇迹能如此容易发现 ? 心灰意懒，步履蹒珊，如重病缠身！勉强挨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怎么办 ? 落脚点又在那里 ?我恨死日本鬼子了。父亲平安吗?母亲和弟妹可好?乡亲又怎样?那一天才能把日军赶出去，全家团聚一起。算算离家只不过二月，似乎已有多年模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体会太深刻了。
突地听到[哥，哥]的声音。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我不以为意，继续东张西望走我的路。忽然感到给谁碰撞了一下，我停住脚步，一个似曾相识的小青年拉住了我的手臂。当他再次发出亲切的呼叫时，他乡遇故知的我，喜悦的喊叫声突口而出。他不是同乡同学马燮衡吗?二人亲热的声音纠缠在一起。在急难中和热情的同乡异地不期相逢，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幸运，不仅解决了面临的灾难，彷佛走尽了独木小桥，从此骑上骏马，驰骋在阳关大道。多么有趣和不可思议。
衡带我去见也在天台中学任教的他父亲马元佐老师。昨天我们就来这里找过郭先生，被白眼相对，悲愤中我们不别而行。不知马师可有同情心，又如何对待我，一时想法很多。幸亏老师对我的脱离祸殃，不愿做亡国奴，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听我提起同行者陈丘山他们己返回乡间，他十分难受，急急问，可以追回他们吗 ? 为时己久，自然不能，他为他们的安全焦急。一直自言自语 :能留下来多么好。
马老师的令尊是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推翻清朝的先烈，大名宗汉。当年他身负重任，和徐锡麟，陈伯平去刺杀清廷大臣，不幸失败被俘。由于他大名宗汉，清廷恨之入骨，施以种种酷刑以外，又穿以铁丝衣服活活处以绞刑，血肉横飞而牺牲，并挖出五脏示众，残酷令人发指。马老师是烈士的二公子，向来以爱国爱民著称。对我之热情照拂，果真名不虚传，有些先生望尘莫及。两者相较差距不能以道里计。
可说摆脱了不可知的厄运。我搬住学校宿舍。马老师天天向我暸解家乡沦陷后的非人生活，他十分动容，鼓励我写成[陷区血泪]，又鼓励我去报刊投稿。对这种敌寇肆虐，民众反抗的第一手资料，受到[抗战周报]编辑的重视和欢迎，范学文先生直接和我联系，每期都有刊登。马老师非凡高兴。这时父执老报人施公叔范传来要创刊一家向陷区宣传的日报的消息。马老师十分兴奋，马上向施公推荐。经过必要的笔试和面试手续，由于我是沦陷区的失学青年，新闻又写得不错，影响不小，马上录用参加了筹备工作。因为碰到了燮衡，见到了两位热爱青年的乡贤前辈，居然一帆风顺，找到了做梦也从没想到过的最理想的工作，爬越了高高的门槛。至于能否胜任愉快，全看以后的是否努力为之了。这一步跨得多大多妙，我多幸运，我有攀登的决心，拼死拼活也要一步一步跟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致辜负了前辈的热心和期望。
我继续写了一段时间的[陷区血泪]，以后感到不满足了，从短短的新闻，改写较长的通讯和特写，为了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些东西是我所作，因为家在沦陷区，万一被汉奸奸细发现我的行踪，作品中又在揭露敌伪的恶行，岂不给父亲罪上加罪 ?于是用了野丁的笔名。意味着我是一个村野青年。以后又改用了未明。日报出版一年以后，结识了新调来的副刊编辑胡适的高足，被称之为中国罗赛蒂的著名诗人王一心，在他鼓励下，开始写诗和散文，不再用其他化名，用了本名，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十几年来，发表了近百篇散文。都没有用什么笔名。
我想，这样基本上说清了人事员提出的三个问题，不仅说明了为何到后方去 ?做了什么 ? 写了什么？个个环节都有证明人的名姓，我的所作所为，完全经得起检验。后来知道，这是人事员的故弄玄虚，目的全不在此。他只是要我写出从童年七八岁开始，到眼前的全部历史，之所以先提出三点，不过给我一个范围，划地为牢，妄想把我推向敌对一面，给我一个恶意的打击而已。我心中没有鬼，不受他的丝毫影响，决不被他牵住鼻子。我把真实和事实作为写历史的基调。我知道我的对手是邪恶的，他的如此手法，不过为了报一箭之仇。但是当时射向他的几箭，实在与我毫无关系，是他自己使人愤怒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他的邻居、我的几位青年编辑同事的不满，他成了众矢之的，被谴责的物件！由于办公室的干涉，并朱发表，与我壁报编辑有何相干？可是由于这缘故，足足有二三年之久，他指使假警察，成立了所谓专案组，从此我忙于写自传交代与人关系的材料中，再也拔不出来。不过我头脑清醒，没有落入圈套。虽然他多次找来文化保安和多次找来公安人员，企图逮捕我，把我送进大牢。但对方听了我的详细陈述，次次都未能如他们之愿。几经折腾，拖了好久，他们明知此路不通。不得不向我宣布了一个合符事实的结论。
重回上海后。一次孙雪吟来看我，向我哀叹几十年来为无端的男女问题缠身所苦。我想她的冤枉，也只有从假警察身上去找原因。不是有一位以小品文揭露人事员的青年编辑王业，以后借故把他全家六人发配到北大荒，从此再不能回到上海。他老实巴巴的太太，也是我的编辑同仁，五百年前同一家的陈姊，亦受尽灾难，可悲可叹 ! 以此类推，孙的能够寄身上海，比之我及几位青年编辑的坎坷崎岖，还是十分幸运的 ！她在共青团里搞宣传，这一个身份占了些便宜吧。
给巴金先生写信时，整理了一下思绪。我不谈具体情况，只说所谓问题，是莫须有的。所谓三个月六个月，己经二十几年，还陷身农场。我为什不谈具体，因为没有具体问题可谈。何况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协会副主席靳以，就在处理我的小会的会场。靳以先生一定把细节早早向巴金先生汇报了，何必老调重谈。
处理我劳动教养那天，我一再追问：什么问题?我没有问题，说问题是莫须有的。可是茹说，[到里面可以弄清楚，里面有专人负责]。实际上也完全是鬼话。我一到里面，找负责人谈话。回答是：他们属代管性质，不管其他一切。当时我批评他们推来推去不负责任。负责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否则没这么大胆，敢在老虎口上拍苍蝇，但有什么用？他笑笑：好在时间不长，熬一下吧！我还是化了很多口舌，回答仍然是没有用。他们什么都不管。只是把我们管住，不让逃散而已。以后才知他的话此较真实，不负责任说假话的，是协会的那个假货。
就这样我陷身农埸，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下，没有是非可说。我虽然写过不少材料，要求弄清问题，石沈大海。没有回音。毫无办法之中，只有寄希望于三个月和六个月了。不过不久发现，不仅弄清问题成了泡影。三个月、六个月也是个幻梦。一次，一个新来的管理员只是近于开玩笑地和我们说：[八月中秋和大家一齐回上海吃月饼去哦]。这是很合大家口味的，八月中秋不正是六个月的期限?可是由于他说了这句大家所想的心理话，场方马上把他作为右倾调走了。不是说三个月，六个月?为什管理员这么一说，就犯了错误? 大家弄不懂究竟，感到好沈闷。每个人的心都在暗暗沸腾，为了什么? 才来几个月还不了解个中究竟，只是怕招惹麻烦，少说为妙，当没这一回事。但时间巨轮不管你怎么想，大家的思想情绪又如何，他依着轨道日复一日地向前奔腾不歇。很快中秋过去了，元旦也完了，新年转瞬将到。时序的轮换下，早稻种下去了，收获了；中稻种下去了，收获了；晚稻也收了；越冬作物已一片生青碧绿。但是没有任何管理员，再提三个月、六个月可以回去的事，他们沉默了，话声更少，和大家也拉开了距离。真的只是管住我们而已。同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 : [今冬明春。]似乎在暗示，过了冬天，明年春天，大家可以回去了。这是个哑谜，有多种多样可以猜想。但人有惰性，且好怀幻想，又喜欢走旧道抄近路，天真的认定就是这么一回事了，那会用脑子去想，这是新的花招和欺骗。愚弄我们同来的三万多不幸和幼稚的政治门外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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