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8日讯】当约翰．保罗二世最后一次呼吸，阖上双眼之后， 20世纪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20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共产主义蔓延全球，多达一亿三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后半叶，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26年，他高举着十字架，勇敢地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道德之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说，27年前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表示新教宗产生时，其实“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

1978年，梵蒂冈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人教宗。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意大利语向梵蒂冈广场的人群演讲时说，“如果我（语法）错了，你们纠正我。”但随后的26年，却是他在道德层面上纠正整个人类，而且首先是从他的祖国、被共产奴役的波兰开始。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人合写的《教宗》（His Holiness）一书中，详细记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的经过。当时的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反对，并预测说﹕“教会早晚会掐住我们脖子，把我们窒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则警告说，不要低估教宗的“潜在威胁”。但波共领导人最后还是同意了教宗来访，因波兰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绝波兰人的教宗回国访问，激怒教徒的话，更不利共产党的统治。但波兰政府做了严密防范，不仅限制媒体报导和教宗行程，还对出席教宗弥撒的人，用入场卷控制。

教宗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全国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步响起，向教宗祝福的声音回荡整个波兰。

虽然政府用入场卷控制人数，但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仍聚集了黑压压的40万人。那是一个完全超出波共当局预料的场面﹕几十万人，不是像以往共产集会那样高举拳头，而是举起木制的小十字架，高喊着“我们要上帝，我们要上帝！”教宗在演讲中说，“从人类历史上排除耶稣，是反人类的原罪”，并直接挑战无神论的共产党说，“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全场万众欢呼，连续鼓掌10分钟之久。这种复苏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个波兰。在随后几天，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占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讲时，总是提醒波兰以及所有共产世界的人“不要畏惧”（Be not afraid）。这不仅震憾了波兰，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立陶宛三国有大批民众赶到波兰边境，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教宗演讲的电视；很多苏联人则利用芬兰电视收看教宗活动。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于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界线。

一位波兰地下反抗运动领导人说，看到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教宗，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波兰的反抗运动，必须和教会联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护。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正准备竞选总统的雷根，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时，被感动得流泪，他更强烈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美国和苏联，还有教廷这“第三个superpower”，美国应和教宗联手，从波兰开始，铲除共产邪恶。

教宗返回梵蒂冈后，一位神秘客人马上来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凯西（Bill Casey）。这是一种奇妙的会晤，一个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个被称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凯西带来了美国卫星拍下的教宗在波兰演讲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画面里，只有中间一个小亮点，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随后几年中，凯西和教宗见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种关于波兰的情报。

凯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雷根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之一。在八十年代执政八年的雷根总统，也是虔诚基督徒，他和教宗见过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识﹕都认为有道德责任结束共产邪恶，雷根曾公开抨击苏联是“邪恶帝国”；都认为波兰团结工会和其领袖、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从波兰开始来结束共产主义。除此之外，教宗和雷根两人都遭枪击（前后差6个星期），子弹都距心脏很近，两人都认为是上帝让他们幸存，来完成结束共产主义的使命。美国专栏作家威尔说，1981年三个世界级人物被刺（雷根，教宗，埃及总统萨达特），如果遇难的不仅仅是萨达特，那么人类历史将改写。

第一届雷根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像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报局长等，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都像雷根一样，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是纳粹的继续；应联合教廷，首先把波兰从共产轨道中拽出来。教廷和美国全力支持团结工会，美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机，传真机，纸张，影印机等，从而使波兰有了1,600种地下报刊（有10万波兰人参与）。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梵蒂冈的电台，也全力配合。据伯恩斯坦的书披露，当时美国说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兰人提供援助，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还向波兰人播放暗号，告诉他们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质，虽然这样做违反美国的法律。

“团结工会”高潮时发展到一千万人规模（波兰人口当时3700万），是波兰共产党员数量的四倍。在瓦文萨领导工人罢工时，船厂大门上挂的是教宗的画像。在波共当局终于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并与之签协议时，在媒体聚光灯前，瓦文萨拿出一个大型号的笔签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罗二世的画像。随后瓦文萨去梵蒂冈，受到英雄般的接待，并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留下了“伏笔”。

面对波兰要变天，克里姆林宫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镇压，实施戒严。当时波共总书记卡尼亚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时，雅鲁泽尔斯基担心有去无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将军朋友照顾他的妻儿。他带了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里面放了自杀用的毒气。当时苏联在波兰边境集结了17个师的部队，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对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两位波共领导人回到华沙后，被认为软弱的卡尼亚遭免职，雅鲁泽尔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随后全国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200多名领导人被逮捕。在波兰陷入最黑暗的时刻，罗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两次去波兰，从精神和信仰上鼓励波兰人。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他强硬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人民权利，恢复团结工会。正是教宗的访问，使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恢复了勇气。教宗明确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当时这样的乐观预测令波兰的异议知识份子们相当吃惊。

也许是天意，在27个月中，苏共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平均9个月死一个），1985年戈巴契夫出任了苏共总书记，他不像前任那样热衷用武力干预卫星国的内政。

处于困境的雅鲁泽尔斯基，只好去梵蒂冈找教宗，承认共产党已失去波兰人民的支持，寻求教宗帮助，使波兰平稳转型。于是，在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整整10年零2天之后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国六四屠杀那天，波兰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开放的262个国会席位中，团结工会一下子赢得261席。于是团结工会出面组阁；在随后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瓦文萨当选了民主波兰的首位总统。

瓦文萨当时就感叹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后，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评估说，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功劳，“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雷根、柴契尔、戈巴契夫和叶利钦。”戈巴契夫也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史达林曾经轻蔑地说，“教宗？他有多少个军团？”今天，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那些排24个小时的队，等待看望教宗最后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钟）的几百万民众，那些被电视萤幕黏住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亿万观众，最有力地回答了史达林，他们都是教宗的“军团”！

作为罗马教廷历史上第264个教宗，保罗二世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直接承担结束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虔诚的基督信仰当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和他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出生在波兰，经历了被称为“孪生邪恶”的纳粹和共产主义；虽然他曾是演员，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拿过两个博士，但他却不是从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知识份子编辑的教课书上，而是从个人直接的生命体验中，用来自上帝（圣经）的道德标准，辨识了善和恶。他认为基督信仰是改变人心的根本。

约翰保罗二世接掌梵蒂冈时，基督教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潮流，弥漫整个世界。教宗在知识人们高喊着“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担起“上帝守门人”的责任，在那个只有109亩、占地20多条街的梵蒂冈，向全球举起了道德的火炬，用基督精神去点亮人心。在26年期间，教宗访问了全球129个国家，传播福音，抵抗这种“世俗的潮流”。他是语言天才，通晓英、法，德、俄、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等11门语言，还学会用其他100种各国语言说几句问候和布道的话；语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声音是一样的。

这位教宗曾悲愤地说，从启蒙运动，尼采，佛洛德，到马克思，“20世纪被错误的预言家和导师主导，使人们没有能力分清对错。”过去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历史是“反上帝”的，抵制所有和耶稣有关的文明；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道德相对主义”，即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各行其事。上帝给人的生命不再被视为是神圣的，而是强调“生命的品质”；对那些品质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安乐死的名义结束。就在教宗去世的同一个星期，一位大脑伤残的美国女性，就被法官裁决拔掉进食管，14天后被活活饿死。法官们认为，她的生命品质已低到超过他们的标准。而正是这种逻辑，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脑伤残者，那些被视为“生命品质”不高的七万人，成为第一批被德国纳粹送进毒气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杀，就是从这种对生命的看法开始的。

面对这种反生命、反上帝的潮流，教宗坚定地固守底线，绝不让步，清晰明确地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反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教宗被视为保守、固执、守旧、不能“与时共进”。即使在他去世之后，美国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发表的三个整版的教宗专题报导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评他的“训词”内容，甚至说他去很多个国家布道，是浪费资金，应该把这些钱捐给第三世界的穷人。这种对拯救灵魂的价值毫不领会的报导表明，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来越成为对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无论世俗的世界怎么攻击，无论教廷内部妥协的声音有多大，他都绝不让步。即使在遭到枪击后，健康开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种疾病，做了几次手术，步覆维艰的时刻，他仍倔强地高举着十字架，高举着这个道德的火炬，绝不放松；他仍用尽力气呼喊“没有十字架，世界就是沙漠；没有真理（truth），人类就是地狱。追随耶稣，才知道真理，才懂得什么是善和恶！”

他走了，但他的十字架被亿万人更高地举起，现在全球60亿人中有17亿基督徒，其中8亿是天主教徒。据美国Pew研究中心的数字，发展最快的是非洲，9亿人口中，一半是基督徒；在拉丁美洲，有近5亿基督徒，占人口的87％；在欧洲，基督徒近3亿，占人口的38％；在大洋洲，有900万基督徒，占人口的26％；亚洲，有1亿3千万，占人口的3％。仅在美国，天主教徒就从1975年的4870万，增加到今天的6430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84％。

因此美国“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EPPC）天主教研究项目主任、《教宗传》作者韦格尔（George weigel）在最近发表的悼文中说，教宗相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要求人类走耶稣那样的道路；因此“历史”是祂的历史。正是因为对祂的笃信，保罗二世改变了历史。他这种信仰的力量，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和他走同样的道路。

保罗二世在波兰上中学时，喜欢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锋，也不是后卫，而是“守门员”。也许是从那时就训练出来的意志，在后来人生的赛场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守门员，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门。今天，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我们要上帝”的呼声，就是对保罗二世这位“守门员”的喝彩声。相信此刻正坐在耶稣身边的教宗一定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05年4月7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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