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9日讯】年事已高的季羡林是当代钦定的“国学大师”，世俗社会、芸芸众生追捧他的大有人在，甚至把他的片言只语当作金科玉律。最近《老年博览》发表一篇《季羡林的大实话》，2001年季羡林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当问及“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时，季羡林的回答是：“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但要更进一步，主要是钱的问题，教育经费的问题，如果没有钱就请不到好教授，就不能把学办好。”当问及
“您认为怎样才能当好北大校长？”时，他的回答也是离不开钱：“会弄钱！就是能把教育经费提高。”（见《报刊文摘》2005年4月22日）

如何办好北大的问题真的就是一个“钱的问题”吗？“会弄钱”就能当好北大校长吗？将一切都归结到钱上面，“国学大师”的思维未免太简单化了。这让我想起前些时候举国上下关注教育公正问题时，教育部长的说法就是经费不够。总而言之，中国教育的症结就在一个钱字。教育经费不足诚然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制度性的原因，为什么经费不够，如果把修建三峡工程之类的经费都拿来办教育，钱难道还会成为问题吗？办好北大虽然也离不开钱，但钱不是关键，如果没有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支撑，即使有最多的钱也挡不住北大在世俗横流中日趋堕落的趋势。当好北大校长的首要条件也决不是“会弄钱”，蔡元培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有人格魅力的北大校长，并不是因为他“会弄钱”，而是他提出并恪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推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塑造了北大精神，由此奠定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其继任者无论是蒋梦麟、傅斯年还是胡适无不“谨守蔡校长余绪”，坚持并将北大精神发扬光大。直到1949年天下大变之后，马寅初的傲岸人格成为北大最后的绝唱。他们成就了北大的辉煌，让后世无德无行的官僚、政客相形失色。这些又岂是一个“钱”字能够了得。

就“重建中国大学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提出四点看法：一、大学应具备开放性；二、大学要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授予学生各种学问与能力；三、一所大学应当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理念，不为权势所束缚，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四、大学应当服务于整个人类，为国家的进步作贡献，大学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很显然，这四个标准不是当今的大学所能做到的，包括北大在内，已经都不再是追求真理的圣地，更不可能对权势说不，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而号称“大师”的季羡林居然说“会弄钱”就能当好北大校长，这是真的无知？还是故意回避真问题？(//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