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9日讯】看了郭罗基先生“论赵紫阳的意义”一文，笔者有不敢笱同之处。祈借贵刋一角发表，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思考和讨论，希望有益于中国未来的民主事业。
首先，郭先生认为赵紫阳早在“六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大力推行“民主法制”。郭先生在该文中说：赵紫阳在“十三大”前后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如下三条：1，“党政分开”，郭先生代赵紫阳觧释说，“赵紫阳却认为，……剥离共产党权力的党政分开是一个起点，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顿，最终必将瓦解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衹是郭先生一厢情愿的觧释，绝非赵紫阳的本意，赵紫阳的本意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请看下文分析——笔者注)；2,“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内容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衹是让人民“知道”和“讨论”，而不是“决定”，远非还政于民)；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远非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这里，看不出任何民主政治的因素。如果改革来改革去，仍然是党权高于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纵在“党组”手里，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仍然由党组织指定，本身衹是一个“橡皮图章”；各级行政机关仍然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政法委对司法机关仍然有超乎宪法规定的权力；国家军队仍然掌握在某个政党手里，这样的“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郭先生们和赵紫阳一样认为这就是所谓“政治改革”，笔者在此不客气地套用郭先生在该文中的句子讲一句：今后在未搞清楚何谓“政治改革”、何谓“体制改革”之前，请幸勿轻言“政治改革”。
对于赵紫阳如何“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我们首先得要分析一下赵紫阳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指望一个对民主政治毫无认识的人去“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无异是天方夜谭。
赵紫阳回应八六年民运时对学生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是假民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民主都是相对的，美国总统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吗？他也没有绝对的民主嘛！”(这句话最能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赵紫阳之类的土八路连民主、自由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也许他们以为像他们一样警车开道百姓回避才是正常的，才是“绝对民主”——笔者注)；“中国不能实行代议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议会去讨论，就会误事，影响效率”；“中国不能实行普选，中国农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据说，赵紫阳在被软禁多年以后，从自己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以后，对来访的人表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党的领导不能取消……”(见美国之音：“宗凤鸣新书谈访问赵紫阳”)。
无名氏“叩访富强胡同6号”一文说：老爷子(赵紫阳)思索着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衹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想过像觧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从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在赵紫阳先生心目中的所谓“政治改革”是什么内容，赵紫阳先生要维护的是“共产党占多数”，绝非多党政治；赵紫阳先生自认会搞“开明政治”、绝非“民主政治”。
对于郭罗基先生们大肆吹捧的赵紫阳先生的“政治改革”，同一篇访问记说：“这时候我问：“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他(赵紫阳)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为什么”？他好一阵没有回答……，最后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赵紫阳先生如是说，可是我们的前朝旧臣们非要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会完成“政治改革”，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
体制内人仕反复地为赵紫阳先生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5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戈巴卓夫时说到：“一党执政能否解决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就需要考虑多党制”，从而肯定赵紫阳“有高度的民主思想”。错了！赵紫阳在这里所说的多党制，正是本文上面提到的“共产党占多数”，“起领导和定向作用”；民主党派衹是一个配衬的所谓“多党制”。赵紫阳同时对戈巴卓夫说：“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戈巴卓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39章第4节)。赵紫阳的这一段话，不是比体制内人士反复吹捧赵紫阳关于所谓“多党制”的那一段话更加清楚地反映了赵紫阳对民主政治和多党制的认识吗?赵紫阳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如此，思想僵化如此，我们能期望他“铺设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吗？奇怪的是他的前朝旧部不顾一切往他脸上贴金，连他自己都消受不了。最好还是请他们听一听同样曾经追随过共产党，同样是85岁高龄的司马璐先生在纽约公祭赵紫阳时所说的话：“我不愿说他太伟大，做过共产党的人，都是有罪的，不犯罪就爬不上去，这是历史的事实”。
其次，关于“六四”期间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郭先生说：“赵紫阳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强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他的意义在于为前驱指路，为后世垂范”。郭先生强调，“六四”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向应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
那么，这个得到了郭先生高度肯定，并且指为“运动成败关键”的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到底是什么内容呢？用赵紫阳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见胡绩伟“回忆赵紫阳——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的终结”)。试问，如果不触动一党独裁这个问题的核心，光是“对话”、“交换意见”能解决问题吗？郭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轨道”，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相去实在太远了！由此，笔者怀疑郭先生和赵紫阳是否真正懂得什么叫“民主和法制”？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人民大众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什么是法制？法制就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赵紫阳的所谓“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根据郭先生的觧释，无非是学生们停止绝食、停止对抗，离开广场，全部回到学校上课，然后派代表和政府开座谈会对话。根据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对民主政治的无知，可以想像，他们在座谈会上提出唯一的要求无非是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避免秋后算账而已。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体制不会受到任何触动，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丝毫改善，最多衹不过令当时明目张胆的“官倒”稍有收敛罢了。这里面，双方的哪一点言论行为体现了“人民大众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一民主最基本的内容？又有哪一点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精髓？直至今天，如果专业研究政治学问的学者郭罗基先生，对“民主和法制”的认识也仅此而已，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郭先生及一众赵紫阳旧部如果不是有意为前上司赵紫阳涂脂抹粉，就是睁眼不看事实。事实上，四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把学生运动的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赵紫阳在朝鲜复电：“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关乎数十万参与运动的群众生死的大事，郭先生们如果认为如此重大的政治取舍，都可以用“违心”、“轁晦”等来为赵五紫阳诡辩的话，笔者觉得已经失去了大家在事实的基础上讨论分析的必要。
就算在赵紫阳遭受到长期的软禁以后，仍然认为：“上街的学生有两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为胡耀邦鸣不平)；一部分是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有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故意把事情闹大(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赵紫阳对待不受共产党操控的群众运动，认为总是有“一小撮”在背后煽动，并且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看法和态度，和自毛泽东以降，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中共首领，在觧放后所有的政治运动中“抓一小撮”有何区别？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所谓“一小撮”的政治含意是什么，几千万善良无辜的人被整死罪名就是“一小撮”！
至于郭先生等说到赵紫阳在“六四”运动期间的丰功伟绩，无非就是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对此笔者也不敢笱同。赵紫阳从在朝鲜同意四二六社论，到朝鲜回国后“否定”四二六社论，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衹是因为他认为社论“激怒了学生”，“把中间状态的学生也赶到激进派那边”。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不是因为这是残忍暴戾的行为，甚至不是爱惜学生的生命，而衹是“对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就正如古代封建王朝对待叛乱，有些谋臣主张“抚”、有些主张“剿”一样，赵紫阳在维护共产独裁专制政权这一出发点上，和邓小平、李鹏没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退一步说，就算是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不希望学生流血，在其位谋其政，也只不过做了一个正常的负责任的政府官员，甚至仅仅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并不说明行为本身有多伟大；乌克兰几个月以前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占领广场扎营示威，没有人开枪也没有领导人被监禁。赵紫阳先生为此得到旧臣们过分的颂扬，只因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反常的国家，从反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的不正常，说明他们的反常达到了疯狂和暴戾的地步！说明了在对待学生运动这一点上，愚蠢的邓小平比不上他的前辈毛泽东，甚至比不上北洋军阀。
郭先生们也许会说：赵紫阳这样做都不算“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怎样才算是“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当年如果赵紫阳真的能够“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应该宣布开放党禁，容许人民自由集会结社组党；就应该宣布开放报禁，容许民间办报，让人民真正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就应该宣布结果共产党一党专制，容许多党竞争，人民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就应该宣布法律独立，不受任何政党操控；宣布军队实现国家化……，总而言之，应该宣布放弃共产专制主义，实施孙中山先生的“三权分立”、“五权宪法”，“平等、自由、博爱”……。这才是真正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且是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但是赵紫阳先生对民主和法制根本就没有这个认识，更遑论胆色和勇气。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幻想，没有勇气脱离共产党，更没有在漫长的十五年软禁生活中说过一句与共产党决裂的话，更遑论向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作过任何一点斗争。他根本就没有叶利钦站在坦克车上发表演说，号召军队和人民大众向专制制度复辟势力进攻的勇气！民运人士魏京生先生说：“当时中央的很多人觉得应该把邓小平轰下台，彻底推行政治改革，后果可能和苏联一样，共产党垮台了，但一个新的制度产生了。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的选择的代价就是老百姓被屠杀，整个中国走了回头路”。(见魏京生台北民主论坛发言)。对此郭先生却在文章中说：“不料，他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尚未铺设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夭折……。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历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平演变的连续性出现中断。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历史，偏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政治上出现了倒退……”。上面引述的郭先生的一段话，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没有爆发八九民运，赵紫阳就会成功地将中国和平演变到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这种演变未能实现，全是因为八九民运。郭先生文章中说：“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在客观上，他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他的历史责任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错上之错！笔者认为，“六四”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他的历史作用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如果将世界各国致力于国家进步，人民幸福比作是在竞技场上赛跑的话，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和少数专制独裁国家实际上是背道而驰；到了邓小平接棒的时候，发觉不对头，调转方向，但是由于衹改经济，不改政治，所以像跛足者在后面一颠一颠满姗而行；赵紫阳想跑得快一些，无奈邓小平衹给他一条腿，还在后面牵着绳子；人民大众不满意了，八九民运在赵紫阳背后推了一把，不想他却倒下了。于是，郭先生们就责怪民主运动，如果不是你们在背后推了一把，让赵紫阳慢慢地跑，总有一天也会跑到终点。郭先生们为什么就不想一想，与其责怪人民大众在背后推了赵紫阳一把，为何不转而责怪邓小平为什么不让他两条腿跑，还要在背后用绳子牵着？又或者为何不转而责怪赵紫阳不敢放开两条腿跑，又没有勇气割断这根绳子？中国人民并没有错，民主运动并没有错，一来赵紫阳没有这个胆量勇气，没有这个学识能力带领中国向前跑；二来等他慢吞吞地跑，等他慢慢地“和平演变”，早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各国了。
笔者对于赵紫阳先生被长期软禁的不公正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他的逝世深感哀悼。赵紫阳先生的遭遇充分地暴露了中共暴政的残忍，同时也证明了赵紫阳先生的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赵紫阳先生逝世了，我们都应该记住他为人民做过的好事，不管对赵紫阳先生，对中国民主道路有什么不同的认识和看法，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民主而斗争！
(22/03/05修改)
(该文略有删节发表于“观察”杂志网站，此处是全文——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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