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8日讯】民族主义阴影笼罩中日关系已经长达好几年，并导致两国关系日益恶化。最近围绕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中日冲突已经表面化。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日本一方行为不当引起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比如日本政府准备中止对华经济援助、钓鱼岛归属之争、日本新教科书隐瞒侵华战争真相，以及最近日本政府向企业授予在一处中国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钻探天然气的许可权，等等。但实际上，这些问题除了最后一个发生在最近之外，其余都是积年旧账。

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中国媒体早已表明，相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庞大数额来说，这项援助已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中国民间近十多年来的“保钓运动”，更是被中国当局严加禁止；教科书问题虽然是近几年的焦点，但中国当局显然没有告诉中国人，使用这本教科书的日本学校只占全日本中小学校的1％左右。而对靖国神社近几年的发展，中国政府却绝口不提。笔者近年去过好几次日本，每次都要去靖国神社观看，早发现其香火越来越兴旺，朝拜者络绎不绝。神社旁边三年前开张的日本军事博物馆对于中日历史上的几次战争的解说，配上展示“大日本皇军”八面威风与中国军人（包括中国人）之畏琐形像之图片及影像资料，对中国之污蔑比起教科书来更是恶劣万倍。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去看过以后，都会气结难平。中国驻日大使馆难道不知这个军事博物馆的存在？

为何中国政府该抗议的不抗议，该让中国公众知道的却刻意隐瞒，而此时却又刻意鼓动民间发起大规模反日风潮？其原因很简单，一旦日本晋身于常任理事国，将直接影响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对于每天在梦想“和平崛起”的中国领导人来说，阻止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场道道地地的“亚洲卫冕之战”。

政府之手操控反日游行

日本“争常”确实为中国政府的“世界强国梦”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美、英、法、俄等四个常任理事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相继积极表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无异于宣告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几乎全归于失败。

美国一直被中国政府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英国总跟美国保持一致，这两个国家支持日本并不意外，但法俄两国的表态却让中国政府倍感尴尬，因为中国政府惯常使用“经济外交”，用巨额合同诱使法德俄等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使它们在人权与台湾事务方面不顾道义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而这次这些“利益盟友”均积极表态支持日本，实令中国领导人大失颜面。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中国政府这次面临的对手是日本，而不是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的中国人民，以及被强行剥夺了发言权的台湾。美国固然不会为了中国人权问题去重金收买他国的支持，但日本却会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抛撒大量金钱。而在联合国里面有投票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多年来都得到大量日元的滋润灌溉，投桃报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日本政府算下来，现在胜券在握的已经有100余票，即使不再逐国“拜票”，今年九月获得通过亦无问题。

中国政府计穷无奈之下，只得又祭起“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但却将面对自己的那一面剑刃包扎起来，于是就有了近日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

说这些游行被中国政府操控，并非笔者推测之言，而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公众只在上世纪八○年代曾短暂地“享有”集会、游行示威之权利，但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修改宪法并制订相关法律，规定此后民众要想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事先报请所在地公安局备案并获得准许。只有在当地公安局批准之后，才能够在预定的地点集合，并按规定的路线游行。自这一“法律”制订后十五年来，除了一九九九年与二○○一年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两次反美大游行之外，真还没听说中国民众的集会申请被哪个公安局批准过。可以说，中国民众集体、游行示威以及表达任何政治意愿的结社权利，已被中国政府剥夺殆尽。在中国当局严厉的社会控制之下，最近中国民众的反日游行示威，完全有赖于中国政府有意“网开一面”，让民众好歹尝尝游行喊口号的滋味。

挟民自重放大仇外力量

更有消息传来，深圳、广州四月十日分别有上万市民参与反日大游行，但游行似乎经过彩排，幕后有公安在操控。尤其是深圳连日来的反日示威中，有大批武警混入示威人群。游行期间，大批公安和保安早已在某处集结待命，再到指定的地方毁坏东西，但破坏的行为有限度，部分不知情民众发生过激行为，很快被混在人群中的武警制止。

人们不禁要发生疑问：中国政府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说到这一点，笔者只好老实告诉读者，这个并非由中国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在政治智慧上并未比百年前颟顸无能的满清政府有本质的进步。除了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方面至今未脱满清洋务官僚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之外（只是将其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甚至连在外交上也未能超出当年满清官僚在处理“华洋关系”的认知逻辑，即“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在外交失败时，总是挟民自重，借民众仇外力量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一九○○年义和团事件就是满清政府“借民制洋”的“经典之作”。如今中国当局亦深谙此道，前几年还玩过这种把戏，那就是一九九九年以后中国政府曾利用民众发动数次全国性反美游行。

反美示威北京曾尝甜头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后，中国各大学接到中共各级宣传部的指示：由学生会（官方控制）与学校共青团委出面组织学生游行，期间食物及饮料由学校供应，标语口号统一制作，每个班级要派出领队，以便控制局面，防止发生超出政府意愿之外的事情。同时各地媒体也奉命赶往现场“采访”，内容亦是按宣传部统一颁发的“通稿”，稍作字面上的变动而已。与此同时，不少武警与公安穿上便衣混于游行队伍当中，遇有学生呼喊政府不喜欢的口号，立即制止。于是整场游行“稳定有序地进行”，“向美国政府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与力量”。

――这是江泽民统治时期利用民众情绪争取外交利益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美国政府担心中国民意汹涌，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作了一些让步。中国政府尝到了甜头。此后在二○○一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再度祭起这一法宝，但效果不如第一次理想，不少网友借网路质疑撞机事件真相，包括中国飞行员王伟是否真的死亡。

法宝用多了就不灵。此后中国当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终于尝到了“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在割伤敌人时，也会伤害自己，于是慢藏其锋，不敢多用。而这次实在是到了万不得已地步，方才祭起这一法宝。

为什么说是“万不得已”？除了中国政府为护卫“亚洲强国之冕”在做最后一搏之外，还有一点不敢向人民点穿的，那就是为自己在日本九月“争常”成功先铺垫下台的台阶。

中国当局“最后一搏”是建立在如此假设之上：日本政府知道中国的言论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中国人民只能被动接受中国政府过滤的资讯。中国人民既然如此愤怒，日本政府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只有通过中国政府去安抚中国民众，这样一来，中国政府不就有了外交的主动权吗？更何况，这次日本晋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功在望，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向本国民众交待：不是政府不努力，而是国际资本主义太可恶，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众听闻此说，会觉得这一逻辑过于怪诞，但中国人从小学开始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认定今天中国之所以落后，完全是帝国主义长期欺负压榨的结果。

中日两国从一九七二年建交以后，曾有过一段甜蜜时期。今天之所以恶化如斯，两国政府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外交政策是其主要原因。今天中国当局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来逃避政府责任的做法，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因为中国现在毕竟不是百年前的满清帝国，用中国政府惯常的说法表达，“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提高，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既然已非弱国，那么本应由政府出面处理的国际事务，却只想（或者只能）利用百姓民间示威的方式来反对，既属不智之举，且难收功效。

扭曲历史中国前科累累

温家宝在四月十二日访问印度时指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日本要正确对待历史。并强调“只有一个尊重历史的国家、敢于对历史负责的国家、能够赢得亚洲以至于世界人民信任的国家，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中国的子民，我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资格谈对历史负责的问题。一般而言，日本政府还只是粉饰半个世纪前那场罪恶战争，而中国政府却对自己统治五十年以来的历史屡屡撒谎。

几乎任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者都知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五十多年当中，中国政府亲手制造了无数国家罪错，最著名的包括一九六○～一九六二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死去上千万人的文化大革命，使二百多万知识份子蒙冤受屈并株连其家属的“反右运动”，以及一九八九年军队屠城虐杀学生与市民的“六四事件”。但这些令中国人民创痛钜深的国家罪错，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不是被抹杀得干干净净，就是做了与事实相反的描述。这些历史事件亦被当局列为学术研究禁区。中国人只有借助于国外留存的资料，才知道自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惨绝人寰的悲惨历史。

正人必先正己，既然中国政府自己肆意涂抹篡改历史，从来不肯为自己制造的国家罪错向人民道歉，此情境之下谴责日本政府粉饰历史又如何能令日本政府幡然悔悟？而且中国政府至今还向中国人民隐瞒一点真相，那就是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被国际社会孤立已久之后，终于迎来了向其示好的日本人，为了向日本人表示好感，毛泽东竟向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一行说出如下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世之语：“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这话在日本广泛流传，让日本人作何感想？

有这样一个政府，中国人还能期望自己有崇高的国际地位？这个政府也就敢于在臣民以及与大陆同出一源的台湾面前耀武扬威而已。

撩拨情绪传媒火上加油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在走向极端化，而中国政府此时还在继续推波助澜，比如新华社于四月十七日刊发“广州发现日本侵华新证据”一文，其用意不在于熄火，而是浇油。

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在结束毛泽东统治的噩梦后，中共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邓小平以为用追逐金钱的快乐可以弥补信仰的真空。但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反思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认定这是“自由民主等西方资产阶级腐朽观念影响的结果”，并将罪魁祸首归结为一九八○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潮，于是重新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而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与改革以前的毛时代有所不同，毛是单纯的“主义意识形态”，而一九八九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则是“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两者的混合，以后者为主。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诉求就是民族主义，根据民族主义的需要重新叙述历史成为中国当局的意识形态战略考虑，并贯串中小学及大学教育。中国政府希望以此来粘合一盘散沙般的国民，一度退出政治教学的反美与反西方民主教育在政治权力裹挟之下卷土重来。

民族主义与专制政治是挛生兄弟，因为专制统治者需要制造一个假想的外部敌人，需要将本民族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并将本国与他国（尤其是强国）的关系叙述成一种受害与施虐的关系，以转移人民对社会与政府的不满。这种不断提升的民族情结扭曲了中国人判断事务的能力，这不仅反映在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上，也反映在他们对台湾与西藏的态度上。

但笔者倒不认为中国人会步当年德国与日本的后尘，因为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就“勇于私斗，怯于公仇”，汉人王朝先败亡于蒙古人，继败亡于满人就是历史明证。可以断言，目前充斥于“愤青”一代当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最多只能遮蔽中国人自己的视野，阻碍中国本身的进步与发展，对全球的威胁其实非常有限。

《Taiwan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年4月21日（总182期）,页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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