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思想、作品及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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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秘书室
日期：民国93年(2004年)11月15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10：00-12：00
地点：行政大楼七楼第一会议室
出席：曾建元、杨瑞松、张茂霖、姜翠芬、贝岭、徐嘉林、宋育章、黄章一、刘季伦、张香华、周奕成、张堂锜、刘心华、叶玲钰、黄兰琇、施孟吟
主席：魏艾
一、前言
（主持人）魏艾（东亚研究所教授）：
瓦茨拉夫‧哈维尔（V clav Havel）先生将来台并于11月23日早上10点半来到政大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颁发。为让本校师生对哈维尔先生有更进一步之认识，上星期四本校已邀请知名作家、也是倾向出版社创办人贝岭先生以“哈维尔先生之文学、思想及政治生涯”为题进行一场专题演讲。今天将就“哈维尔先生的思想、作品及政治生涯”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意见交换与讨论，首先我们邀请到贝岭先生以及曾建元先生我们引言。
二、引言
（引言人）贝岭（倾向出版社创办人）：
1. 我是在1995年夏天在美国认识哈维尔先生，当时哈维尔先生正在哈佛大学接受名誉博士的颁发。1999年夏天我去到布拉格，并与哈维尔先生见面，在那一次的见面中我们确定了把哈维尔先生著作的中文版出书计划交给我，最早的出版计划我本来是想把它在中国出版，但由于哈维尔先生当时仍是捷克的总统，但被中国大陆政府以出版国家元首书籍需经过外交部同意的理由谢绝了，直到今年仍然无法实现这个计划。在中国，哈维尔先生的思想就像是一个不可公开的思想的瘟疫，但是哈维尔先生的思想在中国大陆比在台湾更受到知识界的注目。他的思想透过部分官方刊物上的发表、网路、以及知识份子间的讨论流传开，哈维尔先生被称为中国大陆反对运动的精神教父。我很高兴能在哈维尔先生来台湾之前将哈维尔先生的书在台湾完整出版，其中的评论集包含了一些同时代作家对他的评价探讨，另外，我今年年初推动台北艺术大学公演哈维尔先生的戏剧《愈来愈难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希望这次哈维尔先生的台湾之行能顺利成行，如果哈维尔先生来到台湾，他的影响和作用不只对于台湾，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界。
2. 以一个流亡作家的背景，我很能认同哈维尔先生对于作家、对于人权方面的关注，这是他在总统离任后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他这些年一直在推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民论坛，在布拉格，就我所知在台湾也有很多政界人士、学术界人士都有机会参加。哈维尔先生借此对后期共产主义的世界产生一些影响。我想说的是，哈维尔先生是一个思想非常致密的作家，我认为他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远超过他作为一个总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虽然离开了政治职业，但仍是一个对世界产生持续影响的、超越本国的一位政治领袖，尤其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是一个比台湾还小的国家。
3. 为什么哈维尔先生会对西方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地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想这很大一个特点是，他作为作家是他日后变成一个政治家或是政治思想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例如撰写演讲稿，尤其是他带有哲学背景的文学创作很喜欢用大量思辩式的对话或独白来探讨一些问题。而在1989年与共产党谈判使之交出政权时，可以看出哈维尔先生的口才及斡旋能力。这些与他的作家背景以及十年的剧场生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4. 我认为哈维尔先生最辉煌的时期并非他就任总统的时候，因为他在政治上的道德威望并没有为国家带来经济方面非常巨大的变化，而一个国家通常是以经济程度来决定对一个总统的评价。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维尔先生早期作为一个异议份子的时代。
（引言人）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1. 我想先介绍一下捷克的政治背景。捷克斯洛伐克在1960年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布拉格之春，它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阶层发起的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色彩的一个运动，这与当时捷克的一位经济学家欧塔．齐克（Ota _ik）提出的第三条路──计划的市场经济论述有关，齐克确认，人不可能放弃他的志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为满足人的志趣的消费服务。一切志趣发展的基础要靠经济，个人的志趣和社会的志趣的调节要靠民主，而所以经济组织的里程碑就是：自主企业以及民主方式所形成的计划官署。基于齐克理念的经济改革措施，首先即是主张将经济或企业的管理与党国的权力分开，其次则是企业的民主化，这种经济改革理念，终究会指向自由化。但布拉格之春也与当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要求自治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整体受到苏联长期打压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有关。其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_ek）在后来1980年代末的天鹅绒革命扮演重要角色，他复出支持革命，并且出任了民主化后的国会议长。在苏联和华沙公约组织联军入侵镇压，而将杜布切克罢黜并加软禁之后，胡萨克（Gust v Hus k）接任共产党第一书记，后来于1975年再出任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在他统治期间，乃进入了所谓的“正常化”的高压统治时期。哈维尔先生就曾在1975年公开致信给总统胡萨克，他对于人性、社会精神和道德因权力的压迫和制度的僵化而变得堕落，深深感到焦虑，而更提出警告道，如果人民一旦不能再忍受高压政治，被压抑的情感爆发而开始反抗，这就是共产党政权的末日降临。真正使哈维尔先生全身投入反抗运动，则是因为致书胡萨克之后1976年的一次声援地下乐团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行动。宇宙塑胶人被共党当局形容为流氓无赖、酒鬼和瘾君子，但事实上，权力机构的根本动机是要让生命变成单一化，不容许与众不同和独立不羁。哈维尔洞悉了捷共当局的意图，乃决意全心投入救援的行动，这是他投入世俗政治反抗运动的起点，是他成为反对运动领袖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性行动。
2. 哈维尔先生的思想导师是捷克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家杨‧帕托切卡（Jan Pato_ka），哈维尔先生在念大学时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过帕托切卡的书。在地下乐团宇宙塑胶人的救援行动之后，哈维尔找了帕托切卡共同出面领导一群人发起〈七七宪章〉宣言的连署行动，这就是七七宪章运动，它要求政府落实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已签署的〈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协议最终议定书〉和两个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他们希望藉由连署运动产生一种道德力量，戳破捷共政府在政治上的虚伪。
3. 帕托切卡对哈维尔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由于现象学是一种探讨如何显现事物真正本质存在的学问，讲求去除外界干扰而能直观事物的根本，这对哈维尔先生产生了一个启示，那就是要认知和还原政治的真相，这甚至是要个人以生命作为代价。另一个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存有的整体分离才进入在世存在的，人的存在的独特性就在于人的存在的意识性，指向存在意义的意识，只有靠着自身的行动才能存在，所以，人要走向存在的意义，就必须通过人在现世的不断行动去意识和去创造，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常说的：“你就是你的生活；而你的生活无非就是你的生活中的一切行动的总和。”人的一生，就是人的在世存在的旅程，而人要回到存有的整体，保持与存有整体的同一性，就是要把人的一生当做不断追求回到原本存有本源的过程，而这就需要行动与实践。
4. 存在主义所探讨的人回归存有整体的行动，可大略分为利己性和利他性的两种路径。沙特在他的荒诞剧作品《禁闭》（Huis clos）中有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可以说是利己性路径的代表，他人是客体，人行动的目的是在超克异己的客体。其实沙特所要表达的是，人不能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完全放在他人身上，以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作为生活的根据，他人就可能成为地狱。哈维尔先生则是受到利他性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影响乃是
来自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而在《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Letters to Olga）中清楚地展现。列维纳斯的存在主义伦理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他者是上帝”，上帝透过他者的脸显现祂的踪迹从高处向我发出伦理
的召唤，命令我去趋向人间的友爱，实现对他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再可以在哈维尔的言行中看到他对于责任和伦理的强调，关心他人、承担责任，人应该是由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中接近与回归到自己的本源，所以我们还应对他者心怀感激，感激他们给我们承担责任的机会，每个有自觉的人都应该本着正义的精神对他人的不幸加以救援。这种源自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政治观，使哈维尔认为政治不应该是权力和操弄的技术，不应该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是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保护和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这种政治观点被称为反政治的政治。哈维尔先生主张生活在真实中，用以揭露共产主义的虚伪性，而真理与道德则是无权力者反抗独裁政权的权力。虽然人们有时会受到暴力的压迫，但他相信，只要实践，被扭曲的事物最终都会回到其本质，邪恶终究不敌正义。
三、讨论提问
（提问一）提问人：周奕成（台湾民主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
哈维尔先生就任总统之后对捷克的民主化有什么贡献？在总统任期内在国际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答复人）曾建元：基本上，哈维尔先生当上总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而且一起参与反对运动的，多半是一些文艺青年和知识份子，而较少捷共政府统治之下有经验的官僚的参与。他是在旧政府的体制之下上台的，他缺乏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很多人认为他的政治表现不如他的道德行动或是文学表现来得好。这主要还是因为他比较反对政党，他认为政党的中介，由于有权力的竞争作用，会使政治决策应该对人民所有的关心会产生偏差。他作为一个总统，凭借的是道德的领导，因为他缺乏在国会的主导力量，因此捷克政府的运作，基本还是依赖捷共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来进行。不过哈维尔领导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政改革，接着又在天鹅绒分离中尊重斯洛伐克的和平独立，树立了政治宽容的典范，让捷克成为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最民主、自由的国家，这种道德领导的风格，使捷克民主转型与巩固得以顺利展开，应是哈维尔留给捷克人民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哈维尔先生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则是远超过其在国内的影响力的。由于他领导反对运动以及戏剧性地上台而使他蒙上一层传奇色彩，加上他的文学气息以及洒脱性格，风靡了不少世界政治领袖。哈维尔先生在欧洲联盟的东扩上也具有影响力，贡献卓著。他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对于美国进军伊拉克以及南斯拉夫科索沃，亦皆持着较支持的态度。从这些地方来看，他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关怀是与他在伦理上的责任感是有关的，他把这种责任感从国内政治进一步放大到国际政治上，希望能帮助这些在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上较落后国家的人民。他对中国和西藏问题的关怀，也是出于同一个逻辑。我觉得他具有一种侠客的情怀，济弱扶倾，拥有伟大的同情。或许很多人认为他治国无方，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基本上是无为而治的。在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对他在国际政治上的道德影响力加以重视。
（提问二）提问人：刘季伦（历史学系副教授）
哈维尔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有能力把现实上的事物还原到人类存在的本质，从这样的角度思考人类行动的意义。哈维尔先生考虑到人类的阴暗面，认为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堕落，依我的看法他把人类的行为视做依从一种经济的原则，而这种经济的原则会依时空和经济的状况而改变。我认为哈维尔先生是把所有人类的行为都从一种人类存在的高度来思考。他如何从一个文学家、哲学家的角度看待政治问题，基本上很难想像有人将生活中所有的道德应用在政治上，我想在政治上很难遵守所谓无上的道德，就像韦伯（Max Weber）说的在政治里埋伏魔鬼的力量一样，哈维尔先生如何在后共产主义的时代下，从一个监狱内的思想家，去意识到政治的阴暗面，如何从人类存在的观点去看待共产党下台后留下的历史遗产？各位如何去理解哈维尔先生的困难？
（提问三）提问人：刘心华（俄国语文学系副教授兼主任）
在共产党倒台之后，哈维尔先生作为一个虚位总统，如何平衡政治的权力和道德勇气（人性道德）？如何在政治运作中维持人性道德价值？他真实看到人性本质的后面是什么？现在是否有改变？如何去看所谓人类的共同价值？捷克的价值观是什么？还是会变成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哈维尔先生似乎没有很深地介入政治，也许他的精神象征大于实质意义。
（答复人）贝岭﹕哈维尔先生最受赞扬的似乎是他的道德政治，他试着在政治家中当一个道德家，且西方社会一直给予他道德关怀，这加深他在西方的道德影响力。当然这个道德并非是指私生活方面的，不是一般所谓的正人君子，而是政治里面的道德政治。我认为哈维尔先生身上的道德要求几乎是一般世界上罕有的，他这个有政治洁癖的人又跳到政治内，而在这过程中他又能从全身而退，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现象。我想这可能只能通过他的著作去探讨。但是我觉得哈维尔先生有些部分还是可以被质疑的，例如说，哈维尔先生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抗争象征，但是他却又为布希（George Bush）攻打伊拉克辩护。另外台湾的问题也可以参照哈维尔先生对于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问题的处理方法。还有一点是值得台湾注意的，哈维尔先生不支持政党政治，而倾向以地区的小的政府、非营利的公民团体、区域性的自治组织及民间的社团组成公民社会，他厌恶以选举来获得执政为目的的政党政治，他是一个拒绝用大众语言来表达政治观念的人，从这一点来看，哈维尔先生似乎不适合一般所谓的选举。
（答复人）曾建元﹕我认为哈维尔先生的道德化政治能够功德圆满，与捷克的半总统制宪政制度设计有关。他是捷克团结的精神象征，以崇高的声望来取代政治的权力。由于总统基本上是一个虚位总统，又由国会选举产生，所以国家的决策权力乃掌握在国会和内阁的手中，他只能以道德力量和形象来加以对抗。他是用从事政治的道德关怀来作为他进入政治世界的凭借。或许就是因为捷克的宪政设计使他能保有一种对政治比较天真的看法。但是台湾的总统为人民直选，必须拥有权力来实践他所承诺的施政措施，再者，台湾政治领袖的道德光环也不足，不可能同时也扮演道德领袖。不过，基本上哈维尔先生倒是符合传统中国文化对仁君的想像。
（提问三）提问人：张香华（诗人）
哈维尔先生这样一个高政治诉求的人，能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对大陆或说是东方社会的意义以及影响力为何？因为现在正好中国大陆正像当年捷克一样从共产走向开放经济。
（答复人）贝岭﹕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一直希望将哈维尔先生的作品正式出版，而非只是地下传播，在1980年代末六四之后，他是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精神上的寄托，哈维尔先生被视为是一个先知，虽然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凡人。现在在中国大陆，哈维尔先生已经变成一个在地下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哈维尔先生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他的政治论文，大陆人民较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他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在中国大陆未来的影响里面，哈维尔式的和平的道德性的个人抗争和反对运动，可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参照。还有一个就是，哈维尔先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繁荣的现象在早年就已经预见，他希望一个社会的组成就是由一些小的企业构成而非是大企业或是托拉斯，这些其实对将来的中国大陆是有一些参照的。我认为哈维尔先生能给台湾带来启发，甚至我希望他能改变中国。
（提问四）提问人：姜翠芬（英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哈维尔先生卸任之后是否会再从事文学创作？在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之后，他对之前作品的评价是否改变？他对于现今的文学界是否能再有贡献？
（答复人）贝岭：其实国际文学界一直希望哈维尔先生能再继续从事创作，我也一直希望他重拾在1989年担任总统之前的戏剧创作，一种政治和文学达到惊人平衡的技术性的艺术。但这个愿望似乎在他当总统之后没有实现。1999年之后我和他提及这件事，他说他考虑写回忆录，但可能不再写作剧本。1986年至88年的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D lkov v slech）里，哈维尔先生曾说他不认为搞戏剧是他的独特且非做不可的事。他能很容易地想像出，如果有一个极具魅力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很可能会把同样的精力用来从事另一个学科。他不会因此而后悔。他热爱戏剧，但他不是一个矫情的作家，认为写作高于一切，因为“缔造一国家难道不比写作更重要？”哈维尔先生说他现在要全心投入国际人权救援行动。他不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继续写作，他只会告诉我们他现在想做什么，他做了一个审慎的、保留式的怀疑，他曾告诉我，他甚至是怀疑自己是否能再度写作？
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四月十七日六时半曾建元校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