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1日讯】看了“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两代印尼华侨的不幸遭遇”﹐心里有很多感触﹐因为作者陈涤非竟是我初中的小学弟。他所提到的雅加达新华学校﹐我是1949年从中爪哇的梭罗到那里入读初中一。那时陈涤非应该是在新华读幼稚园或小学一年级。不过因为他的老爸是该校创办人﹐而且是雅加达的侨领﹐而我妈妈仅仅是该校的普通老师﹐所以他对学校情况比我了解得多。

我到新华时﹐校长是杨新容。后来才知道他是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逃到印尼﹐在梭罗华侨公学当校长﹐我们到印尼时﹐我老爸接替他的职务﹐他到雅加达。因此我们迁居雅加达时﹐我就进入他的学校。新华原来只有小学﹐后来办初中﹐我在第一届。加上另外有高中部的巴城中学与中华中学﹐是当时雅加达著名的三大“进步学校”。新华除了杨新容是中共地下党员﹐应该还有几个﹐其中一个吴炳仁﹐在我就读期间因病逝世﹐追悼会非常隆重﹐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以当时他的职务来看﹐应该是掌管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杨校长倒的确热心教育﹐1954年被印尼政府驱逐回中国。1955年我回国﹐那年考不上大学﹐从上海亲戚家直接去北京。那时不懂要拿什么介绍信﹐北京的华侨补校不准我进校门﹐被迫在旅馆里住一两个星期。后来打听到杨新容在那里当校长﹐找了他才能入学。第二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估计他在政治上有为我作保﹐至少是“历史清楚”。文革期间﹐他在集美补校被斗得很厉害﹐文革没有结束就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感伤。

我初中毕业后转到巴中读高中。回国后也知道那里许多中共地下党员﹐两个教导主任都是﹐校长倒是统战对象﹐一个吊儿浪当的姓钟中年地理老师和我们一起回国﹐居然担任广东一个县委的宣传部长﹐使我吃惊不小。还有一位青年教师﹐非常有才华﹐在梭罗是妈妈的学生﹐后来当了我的老师﹐与我同一年回国﹐考进北大﹐立刻成为党员﹐没有候补期。后来就知道几位非常积极的青年教师﹐都是印尼的地下党员﹐包括中学毕业后没有回国的留下来“培养”。这位老师后来成为梁效的一个成员﹐所幸有惊无险。历经劫难﹐我们在香港见过好几次。

当时有两个刚从中国来的老师﹐也不知道什么神通可以进入印尼﹐因为我们回国时要打手印发誓此生不得再回印尼。其中一个教中国革命史的也是党员﹐当时用的课本是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所以后来我考进人大﹐胡华就是我的老师﹐与有荣焉。虽然与胡华有几次接触﹐但是没有机会谈这些私人事情。1987年回北京来不及看他﹐88年再回去他已经病逝。生前他同情人大的学生运动﹐很难得。

我到香港后﹐也听说那位钟姓老师在香港担任一家中资公司负责人﹐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然而他在我的同班同学面前抱怨我为何如此反共。他已经去世。当年地下党的青年教师后来因为印尼排华差不多都回国了。七○年代后有一些又到了香港。有的觉今是而昨非﹐从此脱离中共﹐脱离政治﹔有的却重操旧业﹐从事对校友们的统战活动﹐被人瞧不起。九七前在香港的侨生纷纷组织校友会﹐不乏有政治目的﹐而且因为争权夺利而搞得乱七八糟。因为能够当头的﹐就可以作为向中共邀功的政治资本﹐或可拿到生意做﹐或享受某些特权等等。有的当年的学生会会长﹐因为我在报章揭露当年中共在印尼的地下活动﹐把我找去“个别谈话”﹐真是不知人间是何世。

转眼已是万隆会议五十周年﹐也是我离开印尼回中国献身共产事业五十年了。当年我们受骗回国﹐不少人回流香港。由于青春已过﹐在香港生计困难﹐多找同大陆做生意的路子﹐不便得罪中共情有可原﹐但是不要做得太难看。看到某些人至今还吹捧中共﹐令人作呕。活到像我们这个年纪﹐人生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走了﹐还怕什么﹖应该给后代留个好榜样﹐也求个良心的安宁﹐不该继续向中共出卖人格和灵魂﹐做共产党的应声虫了。

最后对陈涤非的文章有三点补充﹕一﹐费正清是老美﹐与费孝通﹑费振东完全没有关系。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暴动的张国基是中华中学的教导主任﹐因为是毛泽东的同学﹐所以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九七前该校校友请他到香港为他99岁祝寿﹐邀请所有印尼侨生﹐我拒绝参加。三﹐第一任中国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巴人）﹐在印尼极左﹐但是印象所及﹐他不是57年的右派﹐而是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60年初我们从乡下回校﹐就批判他和海默﹑郭小川的人性论修正主义观点。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