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2日讯】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真正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他不但对皇帝有所期许，总是直言不讳的依真理跟正道来鍼贬时政，也引领了许多重大决策的订定。他曾经三次弹劾当时宠信的外戚张尧佐，甚至在第三次弹劾时，不惜在朝廷上甘冒触怒天颜的大不讳，不得不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才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当时不论是“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一案，或是朝廷任用“文人无行”的名诗人宋祁一事，还是力主应当严厉重判当时利用职权，贩卖私盐的淮南转运使张可久一案，甚至对皇上有意从轻发落当时公器私用又滥用职权的汾州知州任弁时，包拯都秉持着他一贯义理刚正的态度，力陈弊害、力挽狂澜。其中还有很特别的一案是审清有妖人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这些历经之事，尽皆震动朝野！

“…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包拯

于是执法如山的包拯又进一步的被委以重任，于嘉祐二年（1057年）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因地处京畿都城，是天子脚下的一块地。所以历来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的。而这京官难当之处在于，往往皇权倚势而行，严重干预地方事务；因为这所有的皇亲国戚都聚集在此，其间结党循私、仗势欺人，都是无理可讲的。就像我们综观北宋政权所存在的这一百多年间，曾出任过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就不难想见担当此一官职的背后，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简直就是仕途凶险呀！

然而包拯此时担任如此显赫的开封府府尹时，跟二十年前他初次离乡出任一个小知县的官职的心态是一样的，尤其他一心为民与刚洁高风的节操并无二致。例如他当时为了要去除积弊，决定不按以前的规定，让百姓告状不必要先写状子，也不必再加一道委托府吏传递的手续。包拯直接就破了这个官场陋规，废止了这个往往障碍了正义的规矩，他干脆大开府门，就让老百姓直接到堂上来陈述，这样官吏少了经手诉状的机会，居中无法再做手脚。加上包老此时的威德与经验累积，每每展露了他断案如神的功力，所以一时之间，狱治大清。才一年的时间就把开封治理的井井有条、焕然一新。难怪开封府街头当时会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原来就在此一北宋时期的庶民文化中，就已经出现用阎罗比喻包拯的情形了。正是因为包拯这种始终如一、富贵、贫贱皆不移的清官事迹，让他的典范长存，最后在历史的淘沙之中，就自然为尊崇正义的人民所神格化了。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包拯

后来到了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而不幸在隔年的五月，这个已然六十多岁却犹然为人权与正义奋战不已的斗士，竟然就这样病逝了；观察当时代的史书上，大都载明了当时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莫不耳闻的情形。然而由于包公一生清廉自守，不慕荣利，所以于财货一项竟无所留。真正留于后代的，仅有他告诫后世子孙的几句话而已，内容也无非就是要求子孙永远当个清官吧！包拯也让石匠把他拟定的这份“家训”刻在石碑上，好让后世永志不忘。

思索包拯在朝为官整整25年，无论是当谏官时的冒死直言，还是当开封知府时的先斩后奏，都体现了他置死生于度外的气节；我想在他的心中必然有另外一把尺衡量着自己，也必然有另外一面镜光鉴着德行。相对于包拯行事亘古不易的原则，在分析上我们发现这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官场运作一向讲求“人脉”，这几乎是一个政治仕途中影响权力运作最为重要的机制。往往一旦有人想要奉公守法，把官做好的话，操守太廉的结果，就会激起别人的不安，因而断了仕途中的人脉。所以这种出卖自己人格与良知的自私与厚黑哲学，是中华文明背后底下盘根纠结的根系，世世代代都依然紧紧的缠缚着人心。

　　反证我们目前的现世生活，公关领域课程专家高唱着人际关系课题，说：“人脉就是钱脉”；连俗语都说：“水清无鱼、人清无财利”，直接告诉你水太干净，鱼儿不会来，人太爱干净，朋友也不敢来的主张。在这种氛围之下的地区宗教领袖，甚至于也针对教导世人如何担当领导人的议题，而说出了表面上看来都十分合情合理的意见：例如革新不可以太快、厌恶人不可以太明、整弊端不可以太尽的这些深谙官场文化的道哩。坊间的星座指南甚至还会有某些奇特的警语如：凡事不用太过挑剔、中庸是道、难得糊涂。相较于包拯的大是大非尽皆表里如一、吾道一以贯之的气魄，这些现世文化中的糟糠精神再努力包装，也很容易叫人一眼就看穿了它们积非成是的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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