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0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岳芸采访报导)中共去年与今年连续两年发布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显示北京当局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台北两岸经贸文教交流协会针对此一议题，邀请学者举行座谈，认为中共的做法治标不治本，因此，期待下ㄧ个ㄧ号文件在短期内急于求成解决三农问题恐怕不现实。

这次座谈的与会学者ㄧ致认为，中共解决三农问题只是治标之道，其中中央研究院政治学助研究员徐斯俭表示：

前年我到海南去开个会，谈农民的权益问题。那个会大陆学者大部分不是经济学家，有很多是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还有中共中央人士。

那个场景简直把我吓坏了，我谈的在里面算是温和里的温和，大陆学者对官员的批评是非常非常凶悍的，当然这是个很好现象。那个会议后来出了个论文集，许多学者提了许多意见都非常类似。

农民组织的问题毫无进展

我论文的主要建议是农民应该组织起来，然而，这样的会议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类似的会议不断的在举行，类似的意见不断的被提出，可是在中国大陆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进展。

大陆的朋友学者们常常来台湾，对于我们的农会非常感兴趣，我想他们可能认真在考虑农会法这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那么，什么是“三农问题”？这四个字怎么来的？是李昌平写了ㄧ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是个共产党员，本来是学者，后来被派到湖北的一个农业县当党委书记。

他下去后才发现，在湖北作为ㄧ个华中的产粮大城，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个地方的农村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让他吃惊，所以才写了那本书。书的一开头是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是这么来的。

自从他提出这个说法以后，无数的中国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于建嵘教授写了ㄧ篇文章，他在湖南某现做了调查研究，说这个县已有农民自我组织起来，不断的上访，而且与当地政府产生许多冲突，包括有些是暴力的冲突。他们称这是合法抗争，依法抗争，是依照法律向基层政府抗争。

三农问题是政治危机

是于建嵘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政治危机。不管哪一种学者，把这问题看进去就觉得很复杂。其实我觉得三农问题有三个面向，是个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当然问题的本质很复杂，怎么解决也有不同方法。

现在中共当局所采取的方法是经济，是让地，就是说不管是减免农业税，还是财政上的倾斜，还是基层的中小学教育，本来是地方负担，现在是中央拿回来等等。还包括刚刚有学者讲的，中共中央给钱给到不知道怎样花，这种方法是经济的解决方法，其它两种方法──社会与政治，中共是往后延，甚至是暂时不要采取。

我想把观察到的本质说清楚，今天中共对三农问题主要采取经济方法来解决，同样的，两岸的农业交流也是放在这个架构。于建嵘讲三农问题是个政治危机，哪些政治问题呢？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里的弱势团体，中国农民作为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次等公民，由来已久。

第一波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胡鞍钢讲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二元经济──城市与农村，遗留下来许多不平等待遇。

第二波是所谓的税赋问题，基层政府以不合理的方式去课税。第三个问题是失地农民的问题，征收许多土地不给予补偿。

还有四农问题是指农民工，农民工受到了剥削。温家宝曾经为了ㄧ个农民工的妇女去讨钱，讨什么债，欠他的工资。可是我们知道，ㄧ个总理不可能永远为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去讨债，这不是个办法。

台湾经验可为大陆三农的参照

这问题在于没有制度，问题在于这些弱势团体，他们没有合法的制度参与管道，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然后为他们本来应该有的权益去争。

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收入，都是比不上其它部门的收入，这是个规则。可是在台湾，农业部门收入可达到非农业部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不是纯粹经济的结果，还有许多政治与社会的配套在后面支撑着。台湾农会是ㄧ个非常强大的利益团体，台湾的经验应该是大陆三农问题很好的参照对象。

我们强烈希望，在中国大陆能够采取更合乎民主、法治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认为纯粹是经济问题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他也是个社会问题，是个社会歧视问题，更是个政治上的问题。@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