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9日讯】中共建政后的前期基本上执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好像人人平等似的，教育上也大致如此吧。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犹如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一样，整个社会的不公也是愈演愈烈，而教育方面的不公更引起人们愈来愈强烈的反应与诅咒。大概由于这种不公再也无法掩盖，教育部上个月公布了《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终于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这种不公平的严酷现实。

这个《报告》中所列出的“问题”不少，择其要者为：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配不均；地区之间教育机会分配不均；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待遇不均，等等。其实，名曰不均，实为不公。

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配不公已是长久存在的问题，尤其对农村地区更存在着严重的教育歧视。本来按《教育法》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既然是义务教育，就不应收取学费，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名义上学费是不收的，但这也只是名义上的，而且只是对城市的孩子而言是如此。至于农村，虽然也说是义务教育，但农民却要负担“教育附加费”，也就是把不应收取的学费又转嫁到农民的头上。本来在中国社会中，农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人格尊严上都已处于社会最底层，苛捐杂税，即县乡政府随意制定的名目繁多的“提留款”已经逼得相当多的农民苦于生计，竟连城市居民无须交纳的学费又加到农民头上。这是极端不公平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农民无钱让自己的孩子读书，适龄学童只能失学在家，却仍要交纳教育附加费。天底下哪有这等不公事！

地区之间教育机会分配不均更是一个怪胎。上述的财政资源分配不公已经造成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而人为制造的制度上的不平等更加剧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不公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中国实行大学统一考试的招生办法，试题是全国统一的，而高校录取新生本应按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教育部为各省下达的招生指标并未按照各省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这就导致一些省市录取门槛低，而另一些省市录取门槛却高。比如，北京市高中毕业生学龄人口只占全国的0.9%，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分别占其招生总数的13%和18%。或者换个说法，北京高中毕业生进入北大、清华的几率高出全国平均值的13倍和18倍多。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虽然大家都是同样的考题，评分标准也一样，但一个外省市的孩子即使分数比北京的孩子高出许多，他也无法像北京的孩子一样进入高等学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年北京等大城市高考录取分数比各省低出许多。多年前笔者曾就这一问题问过教育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他说，招生政策就是要保障北京的高中毕业生尽量都升入大学，以免造成北京有太多的高中毕业生流入社会，那对北京的稳定不利！真是混账逻辑！

据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透露，由于教育机会分配不均，在中国，农民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城里孩子的二十九分之一！这已经不仅仅是什么教育机会不均的问题了，而是由制度造成的严重腐败了。这不由得使人想到这种制度比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还相去甚远。

在对待不同的学校上也表现出不公。公立学校本是公共资源，而一些享受政策优惠的重点学校具有与一般学校不同的身价，于是就私收高额的“择校费”、赞助费，获得了额外的财政资源，而且不用纳税与上缴。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然而中国在教育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公已严重挫折了人们的希望，也断送了不少人，尤其是农村孩子的前程。人们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这种教育的不公已经使不少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被击倒在起跑线上了。

──转载自《议报》第188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