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1届年会的公开信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31日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诸公：
中国政治逃亡者——武振荣向你们顿首写信，希望你们在听了中国政府有关“人权改善”的谎言之后，能够倾听一下我——一个普通中国人发自于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这些肺腑之言，不是讲述别的事情，是我个人在30多年的时间内所经历的自己人权遭受蹂躏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若不是由我亲自讲述，外界（包括联合国人权大会）就无法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因此我今天把它“抖搂”出来不仅仅是要“揭”中国政府压制人权的“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这个最正义的会场上，能够吐一下心中的怨愤，让世界上的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中国人权的真相。在中国以往的30多年的时间内，我因提不起人权方面的诉讼而落了个逃亡的下场！
我告诉你们——尊敬的先生们：我是中国一介布衣，平时里小心谨慎，奉公守法，绝没有作出过任何有损于“国家安全”的事情。因此，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事犯，任何涉及“国家秘密”的事情都与我无缘；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犯，我不象魏京生那样，在北京市用大字报的方式公开地勇敢地宣扬民主和自由；我也不象方励之、严家其那样“涉嫌”策划了一场政治运动；亦不象王丹、吾尔开希那样直接地领导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大学生运动，导致我变成为共和国“刑事犯罪分子”的直接的原因是我在连续29年的时间内秘密地写作了30本书稿，而这些书稿被我压在箱子里，“只供老鼠的牙齿的批判”（马克思语），一直未见天日，就这样，我也没有能够幸运地逃过“专政”的惩罚。
2002年2月17日，我在深圳逗留期间，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假像所迷惑，竟然怀着幻想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写了一封短信，想在香港出版我于1985年在部队服役期间所写作的《66运动论说》的书稿，谁能想到在3月14日，深圳市罗湖区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拿着我的信的影印件，闯进了我所在的网吧来抓人，多亏那封信上我署了个“陈安民”的笔名，要不然我早就成为瓮中之鳖，诸公们焉能读到我的来信呢？
诸公们：你们可曾知道在1974年4月，我因不满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秘密写作了我的处女作——《绝妙的戏》的书稿，从此我走上了我个人研究中国民主运动之路。1985年，当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时，我的书稿不但不能够出版，相反我还有可能因此而被“打成”“动乱分子”的危险……。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我没有向专制屈服，又写作了《66运动论说》、《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等手稿，也正是这种“思想”的活动与运动，我才陷入了“刑事犯罪分子”的泥潭而不能够自拔。先生们，你们也完全知道目前在海外流亡的刘宾雁、严家其、苏绍智等人的书都曾经在中国公开出版过，所以，你们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的这一项权利的了解肯定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在中国的80年代以后，“异议言论”虽然也在禁止之列，但是这种“禁止”是时有松动的，因此，就在同一个时期，上述人物的文章和书籍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时，而我所在的咸阳市的一位鞋厂工人因写作了一张有关“文化大革命好”的大字报却遭受了13年囹圄之灾（可怜他刑未服满，就死在监狱了）。以上这些就是中囯共产党政府在言论上所玩的花招，一方面他们“开放”某些“异议言论”或者说是知识份子言论，以表明共产党已经实行了“开放政策” ；另一方面，他们把与人民运动有关的言论即用我们目前的行话来说的“民运言论”用严厉的方式一下子要禁死！禁止的行为在这里表现为禁止思想、禁止思考、禁止与思想和思考一并的精神活动，这种“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对人权的迫害是最严重、最厉害和最可怕的。它伤害的是人的内部世界，而这种伤害却又在人的肉体的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的痕迹。
尊敬的先生们：我虽然是一个中国式的书呆子，但是我并不是中国式的胆小鬼，我不怕公开的警察，我不怕法庭，也不怕法官，我有的时候还想同这种事物和这些人物们“过过招”，试一下我的本事，但是，我的确怕秘密警察，怕秘密法庭和秘密审讯，更怕我的那些未见天日的手稿被付之一炬。因此，出事后的第二天凌晨5点，我只身逃出了深圳市，回到了陕西省几个农村朋友的家里躲避了40多天，待风声平稳后，才回到咸阳市寓所独自居住，直到同年11月12日进入韩国，次日和助手邓韫璧从首尔市逃亡……。到韩国后，我申请难民的权利又受到了漠视，经历了2年4个月的等待后，至今乃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2004年9月17日，我得知世界人权大会在韩国首尔市召开的消息后，给联合国世界人权事物组织高级专员阿尔布林写了一封中文信件，述说了我的人权方面的遭遇，但是待我进入会场时，大会离闭幕只有2个小时，这封信在匆匆的交给了大会秘书处后就不知道下落了。更值得一提是，在本届年会召开前夕，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副秘书长相林通知我，可以把我的人权遭遇写成材料，好让我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做发言，我苦苦准备了一些日子，一心想着如何在大会上提出我的控诉，可是，我的愿望又一次受挫，任凭联席会议负责人的多方交涉，因为是我“申请中的难民”还是不能走出韩国一步。 在专制独裁国家，我的人权受到蹂躏，我可以忍气吞声，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我的人权受到如此藐视的确使我寒心。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小民有冤，敲响堂鼓还是可以“喊冤”，但是在今天的21世纪，在“世界人权两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高悬的情况下，我的人权诉讼案从中国到韩国都提不起来，使我不能不怀疑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人权这东西？如果出席本接年会的衮衮诸公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人权，你们的工作也是维护人权，那么我向大会提出以下请求：
1、 我请求在世界人权组织的直接干涉下，让我逃亡时不能够带出中国的30本书稿约800多万字出国，以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人人有越国传播思想的自由”，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中国在去年的“司法改革”中做出了法院无权没收公民的“精神产品，包括未出版的书稿”的新规定，这个新规定如果不是欺骗人的东西，那么，中国政府就应当“依法办事”，让我的书稿出国，来到我的身边！
2、 我强烈要求大会关注和过问我在韩国的难民申请，向韩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关于世界难民地位的公约》所赋予我的难民生存权利不至于因韩国政府的敷衍而付诸东流。
3、 最后，大会是否应该研究如下的问题：即每年一度的世界人权大会开得这样庄严，而那些应该享受人权却根本享受不到人权的人在人权大会开幕期间竟向隅而泣，这岂非咄咄怪事？
此致
敬礼
中国政治逃亡者 ：武振荣 2005-3-31
（注：此封信我没有能力交给大会，希望一直帮助我的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民主论
坛》和《议报》诸君替我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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