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5日讯】我太累了。我要回家。

我终于从南海县回到广州光孝寺大院的家。回家的路不远，只有二十公里，可我，整整走了五个年头。都说男儿四海为家，但是，最让我牵肠挂肚的，还是光孝寺那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家。

其实，对我来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这间小房子，经过近四十年风雨，梁朽墙颓，门窗破败，变成完全合格的危房。猪窝狗窝，到底是自己的窝。房子破败，甚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突然倒塌，总是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家，我能舍弃它吗？如果说这间破房子，是我的家的外部形式，那么，这间破房子里住下来的四口人，应当就是家的内容，家的主体，家的存在的社会形态。

近十年来，这个四口之家几乎没有一天是完整的。我作为一家之主，最早被剥夺了对家人应尽的责任，妻子又被迫带着儿子离开家，忍痛把残废的女儿寄养在亲戚家里。这个家就没有了内容，只剩下一个空的躯壳。尽管落到这般地步，我和我的妻子仍然盼望着团圆的一天。我深深相信，我和妻子的盼望里，除了责任，还有与责任不可分割的爱。正是这份难舍难弃的爱，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走了五年。好不容易走到家了，一家四口可以团聚了，没想到女儿却永远地走了。

我感到很累，也知道妻子甚至比我还累。我自己需要疗伤，妻子更需要一个适宜的环境，抚平多年的积郁。儿子也极力鼓励妈妈到国外去散散心。妻子考虑再三，最后决定申请出境探亲。

妻子出生于英属马来亚，一九五○年初拿着英国护照，搭上法国邮轮，经西贡、香港到达广州，考入设址于光孝寺大院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部，恰巧是我的同班同学。一眨眼就过了三十年，看着两鬓开始霜染的妻子，才相聚又要远离，心里真不是滋味。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一九七九年初冬，妻子孑然一身，出境到香港去。我和儿子去送行，按规定只能送到广州火车站入口处，连月台都不许进。回到光孝寺大院，北风轻啸，落叶飘零，眼前这种荒凉景象，正是我落寞心境的写照。走进那间破败不堪的小房子，见不到妻子，更感觉孤独的悲哀。

妻子走了以后，我的胃痛越发严重。送儿子去美国读书的第二天，即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日早上，正准备上班，突然发生胃痉挛，肚子像一条被人拧紧了的毛巾，痛得直冒冷汗。医生怀疑是胃穿孔，立即做了一系列的术前检查，诊断结果是幽门水肿，十二指肠发炎，留在急诊室的病房观察，输液消炎，一个星期后才勉强出院。

医生告诉我：胃病没有特效药。我的十二指肠溃疡虽然严重，但病灶清楚，不会癌变，不须手术。注意休息，减少压力，一旦发病，就来住院留医，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办法，吃中药为主，调理三个月，可以保证半年平安无事。我心里明白，几十年的辛劳，近十年的折腾，能够保存一条性命，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有病治病，不能上班就请假休息，只能是这样了，还能有别的出路吗？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领导告诉我：按政策规定，可以去境外探亲，假期三个月，工资照发。我知道，所谓‘政策’，说放就放，说收就收。这种事，赶前不赶后，别等‘政策’变了，又是另一个局面。我立即去办了出境手续，临时注销户口，缴交了粮、油、肉、鱼、煤球等各种票证，于九月十一日一早，锁上门，乘火车到深圳去。

车窗外的稻田一片澄黄，晚稻很快就可以开镰了。但是，我没有丝毫‘收获喜悦’的心情。我为这个‘新社会’工作了大半辈子，付出了多少血汗和眼泪，得到的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亏他们想得出来，还制定这么一个‘出境探亲的政策’，毁了你的家，注销你的户口，恩赐一个短暂的假期，让你自掏腰包，到境外去与亲人相聚。我是‘新社会’一个合法的公民，我的家是‘新社会’一个极普通的小家庭，但‘新社会’却容不得我这个合法公民，容不得我的极普通的小家庭，非要我拖着病残之躯跋涉出境，就不能与妻子相会！

经过罗湖海关，还要经过边防检查，走过罗湖桥，再进入香港的海关和入境处，不到三百公尺的距离，耗费掉我三个小时，还要接受许多有损尊严的问话，出了禁区，才能见到妻子，她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三个小时。我和妻子是一对合法夫妻，却不能在自己的家过正常的生活，要跋涉奔波跑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来相会，难道是公平的吗？

在美孚新村亲戚家住了下来，妻子对我说：好好休息，什么都不要想。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带你到处去观光，看电影，看小剧场演出，看展览，逛书店。我说：其他的以后慢慢再说，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看报纸和看电视。妻子说：那还不好办，电视机就在客厅，想看就开，看报纸也方便，每天出去饮早茶，顺便到书报摊去，新出版的报纸杂志琳琅满目，就怕你没那么多时间。妻子的话倒是提醒我，时间有限，时间宝贵，不能漫无边际。

一个星期后，一股十二级台风正面袭击香港。狂风暴雨刮了一夜，我和妻子住在十三层楼，关闭所有窗户，倒不觉得风雨狂暴。天亮后，才知道停电停水，问题严重。到了十点钟，妻子说，没办法，只好出去买些饮料和食品，度过今天的难关了。于是，妻子点亮了一根蜡烛，带着我顺着楼梯下楼。到了门口，才见到一个石屎水泥大花墩，昨夜被风浪推动，撞进了一楼的电梯门。

风早停了，雨也息了，街上行人很少，来往车辆也不多。妻子领我到一家小食店，每人吃了一大碗馄饨面，再领我到一家超级市场。不可想像，这里的食品是如此丰富！妻子满满地装了一篮子，牛奶、面包、罐头、水果、矿泉水，应有尽有。我有些耽心，悄悄对妻子说：买这么多东西，有那么多票证吗？妻子一愣，问我：什么票证？忽然又失声一笑，说：这里是香港，东西随便买，不要什么票证。我好像才回过神来，觉得自己是个‘大乡里’，很有些难为情。又在书报摊买了一份《成报》、一份《争鸣》，然后回住处。

刚才下楼，不觉得有什么困难。现在带着几个袋子食品，要爬上十三层高楼，还真不容易。好在当天晚上，就恢复了供电供水，电梯也修好了。在香港三月，甚至可以这么说，我这一辈子，就爬过一次十三层高的楼梯。

十月上旬，报纸一连几天，报导了英国首相撒契尔夫人访问北京的消息。令香港人十分惊讶的是，被誉为铁娘子的英相撒契尔，会见北京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之前，意外地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差点儿摔了一跤。在与总理赵紫阳会谈之后，发表了中英联合公报，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就是香港无条件归还中国。

对于六百万香港人来说，好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头顶上炸开，巨大的气浪使人晕眩、窒息。我还弄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亲戚就气急败坏的对妻子和我说：‘赶快上街市抢购食物，能抢多少是多少，等‘回归’了，就要靠粮票吃饭了！’亲戚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妻子的表哥的表嫂，妻子和我，也都叫她表嫂。

妻子立即带我上街‘抢购’，街上行人很多，来去匆匆，形色慌张，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降临。超级市场里也人头攒动，往日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已经出现许多空缺。妻子把剩下的几小袋大米全‘抢’了，再‘抢’一些肉罐头和咸鱼、豆豉，就急忙回家了。

表嫂又快人快语地说：‘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移民到加拿大去！’见表嫂情绪太过紧张，我就试着安慰她：‘问题不会这么严重吧？北京总要顾及香港同胞的利益吧？’谁知表嫂更急了，又说：‘不可能！要是顾及港人的利益，六七年就不会在香港搞红卫兵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表嫂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战地服务队，随青年军到过缅甸。胜利后结婚，随丈夫跑省港做生意。解放军进入广州前夕，又随丈夫到香港定居。丈夫逝世后，她带着儿子和女儿，成立一家公司，专门代销德国的小型抽水设备。此外，就是投资‘楼花’。现在有两三处房产，收取租金。她虽然年岁已高，仍然保持健美的身材，仍然保持爽直热情的性格。她向我介绍了香港许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使我有个轮廓性的了解。她的一些观点或想法，我未必都赞同，但她相当有条理的许多叙述，的确为我可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客居香港三个月，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文化特质。

所谓言论自由，就是在香港法律容许范围内，人人享有表达个人意愿的同等权利。在资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从国际事务到过海渡轮，大家都有知情权。我特别注意到，不论港内港外，一旦发生重大事件，香港传媒必作翔实报导，香港人也会或多或少作出自己的反应。根据港人的反应，大致可以判断香港的民意民心。

所谓文化特质，就是香港人的历史积淀。根据我的观察，在‘回归’问题上，港人是十分忧虑和无奈的。当年满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港人没有半点发言权。一百多年来，港人筚路篮缕，终于创造了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现在宣布‘回归’，港人同样没有半点发言权。只要看看股市大跌，楼市下滑，资金外撤，移民成潮，难道还不明白吗？

据说新的构想是‘一国两制’，这个符咒是否灵验，没有人可以为香港的命运打保票。倒使我想到我的家，本来是‘一家一制’，几十年的折腾，家破人亡。现在被迫‘一家两制’，不说别的，仅仅是夫妻相会，就费了许多周折。隔着一道铁丝网，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是这般模样，‘一国两制’，港人还能相信吗？

假期结束，回到广州，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就在我去香港探亲不久，那位与我相识多年的党员上司，在一次下属单位负责人出席的会上说：‘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人出境探亲去了。我可以断定，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先不管这位党员上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一回来，他制造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我当然不会去‘兴师问罪’，也无须替自己辩白。我相信周围的同事，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

两年后，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夜遁香港》出版了。紧接着单位又给我评了个高级职称，工资也相应升级，职务上我又是部门主任。先前那位在我背后造谣的党员上司又来拉我‘入党’，我婉言谢绝了。从这位连连升官的党员的所作所为，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说是‘雪亮’的，至少也不是‘近视’的。下决心做了胃溃疡切除手术，一刀两断，一劳永逸，免去胃病的折磨。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的孙儿巴彼在美国诞生了。我和妻子建立的家，终于有了第三代，这不仅是我们一家人的胜利，更预示着儿子在美国建立的‘一家一制’的现代化小家庭，与‘一家两制’不能同日而语。儿子坚信：刚出生的孙儿，如果能在爷爷身边生长，定能成为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国人。我赞同儿子的信念，孙儿巴彼就于十月来到广州光孝寺我这个破败不堪的家。

刚好我已届退休年龄，立即办妥‘离休’手续。妻子也从香港赶了回来，新科爷爷奶奶，义不容辞，立即操持起诸如煮糊喂奶换尿片等等攸关小生命的大事。孙儿肖龙，奶奶肖马，我肖蛇，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蛇是小龙，是智慧的象征。大龙小龙相聚，又是龙马精神，虽然‘一家三制’，关起门来，倒也其乐融融。两老一小，一部广州尚属少见的儿童车，爷孙三人，几乎天天到越秀山公园去喝早茶，呼吸新鲜空气。除夕，更带着孙儿去逛花市。

光孝寺已由省宗教局管辖，配备了一位处级和尚当主持，僧侣香客十分热闹，晨钟暮鼓，香烟缭绕，再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我也按应有的待遇，分得一套两房两厅一厨一浴的新住房，新年过后，立即乔迁，大有‘一步登天’之感。

不知不觉就到了五月底，我必须按中国人的传统，为孙儿过满周岁生日做准备。同时，又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和平的学生爱国反贪示威运动，也没有见过中央电视台，天天如实地播放北京学生运动和党政领导人的种种状况。

从我新房子的阳台望去，远处的立体交通桥上，每天都有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扛着横布条和标语牌，喊着口号，从石牌步行到省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我还骑着脚踏车，到省府及其附近街道，近距离观察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动态。学生们情绪非常高昂，队伍行动秩序良好，我被青年学生既激情又理智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心想：有这样好的青年学生，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但是，北京突然宣布戒严令，预示着当局摆出一副武力镇压的架势，令人忧心忡忡。

六月一日上午，我去糕饼店取回预订的生日蛋糕，点燃了蜡烛，打开生日卡唱《生日快乐》歌，并给孙儿照了像，暗自祝愿：孙儿平安成长。

不料，孙儿巴彼过了生日的第三天深夜，我忽然接到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爸爸，北京的解放军开枪了！’我不得不当机立断，采取安全而快速的途径，把襁褓中的巴彼送回美国。我的家，又一次被无情地粉碎了！

三年后终于有个机缘，我和妻子有幸来到美国。在国际机场出口大厅，四岁的巴彼随同爸爸妈妈前来接机。‘爷爷！奶奶！’那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唤，令我心醉，不由热泪夺眶而出。又是大龙小龙相聚，又是龙马精神，从此免除‘一家两制’之苦，安宁平静的生活。教孙儿说中国话，认汉字，背诵唐诗，给孙儿讲‘孙悟空’，讲‘武松’，没想到他小小年纪，就常常拿‘BATMAN’来做比较，看看谁的力量大。

我自己也可以免除‘无端的恐惧’，从容不迫地读些自己喜欢读的书，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仿彿回到了人生的春天。
(完)
9/26/03(//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