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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岁月 (16)重返茶山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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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1日讯】说军代表向我下毒手,有点危言耸听,却非不实之词。

一九七二年元旦,我和炊事班的同仁,想出一些办法,锐意办好伙食。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就是‘招贤’。我们深信:办好伙食,必须依靠大家﹔办好伙食,必须广纳能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会炸油条,会蒸馒头,会磨豆浆,会烹小鲜,会做白斩鸡,会烧挂炉鸭,会制作脆皮烤猪,会制作卤味糯米大肠,等等等等,我们精心做好安排,每天都有‘主厨’,炊事班的同仁只唱‘ [配角’。果然,我们的伙食面貌大大改观,全校五七佬无不肚满意足。

当然,林彪﹑黄永胜的垮台,使军代表管束干校的不人道态度,有所收敛,也是不可否认的政治因素﹔几年来的伙食结余,又提供了颇为雄厚的财力支持。

干校的茶园生产劳动,都移交给知识青年。我们搬到附近的沙子背,分别住进我们自己建造的砖瓦房。二百来人,只耕作数十亩水稻和少量菜地,比以前轻松多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干校迟早要收摊,五七佬迟早要回广州工作。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吃好睡好,适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养好身体,准备迎接新的工作。我当然明白,谁都盼望着早日与家人团聚。

我又何曾不是?机会终于来了,省文艺战线办公室一口气下达了近百人的调令,我是其中之一,岂不叫我欣喜若狂?很快我就得到我一家人的‘调令’:指定我和我的妻子余健,带上儿子和女儿,限期到紫金县革命委员会报到,工作和生活,由当地安排。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细细地把几年来的遭遇,过电影一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深感到军代表对我极不人道的歧视,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把我逼上绝路。如果我自愿接受‘调令’,一家人到‘基层’去,将来的一切后果,就全由自己负责了。对军代表的用心,既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就不能掉以轻心,草率从事。我的结论是:只能软磨,不能硬斗。

我的妻子余健,两年半前带着儿子来到茶山。据妻子说,军代表作出决定,把她们单位(音乐舞蹈专科学校)的五七战士,合并到茶山文艺干校来。那时我已‘解放’(即解除管制),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当然高兴。因为所属连队不同,妻子住她们的集体女宿舍,儿子白天走三公里上茶场中学,夜里住妈妈连队的男宿舍,吃饭也不在一个伙房。好在我们都是‘自由身’,节假日还可以端着饭在一起吃。后来,说是照顾夫妻生活,我和妻子被安排在一间小小的茅草房里,架子上垫着稻草,铺上席子就是床,两张竹凳子,开会吃饭时用得着,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家具了。这些都无所谓,最叫我和妻子难过的,是我们残废的女儿,至今还寄养在亲戚家里。

有一天,广州的亲戚拍来一封电报,说是女儿烫伤了。妻子连忙请假赶回广州,才知道亲戚有时要出门,怕女儿乱走乱动发生意外,就用一条绳子松松地拴着她。有一次买东西回来,发现女儿倒在地上,旁边一座小煤炉上原来坐着的一个瓦煲打烂了,煤炉也熄灭了。后来才弄清楚,女儿站的时间长了,以为那煤炉是凳子,就坐了下来,瓦煲破了,一煲子水浇在炉火上,滚烫的蒸气往上冒,全都让女儿身上那件棉袄罩着,女儿又不会躲开,整个背部二度烫伤。医生在给女儿治疗处理时,女儿拼命挣扎,但哭不出来。到是妻子,早已疼得泣不成声了。

我和妻子商量的结果,就由妻子向她们连队领导请假,留在广州带女儿治病。我和儿子继续留在干校,一家人又分作两地。茶山初中并非正规学校,没有专职教师,学制又缩短为两年,上课的时间少,劳动的时间多。儿子又喜欢跟着一位开大卡车的五七战士到处去,我怕耽误儿子的学业,就抓准了一个机会,送他回广州去,由妻子安排他在就近一间中学继续念书。这样,又剩下我一人在干校了。因为不再受隔离审查,行动和通信不必再受限制,又按月照发工资,假期还可回广州,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与难堪’了。

这次近百人‘重新分配’工作,而不是‘恢复’原来的工作,显然是两年前那次两百多人‘重新分配’工作的继续,其中大有文章。所谓‘重新分配’工作,实际是文艺界‘吐故纳新’的一项重大措施。大部分人离开原来的专业,到基层去另行分配工作,学非所用,内行变成外行,即使少数人调回广州,也不是给你原来的工作。例如,原来管弦乐团的首席提琴手,就‘分配’你到粤剧院去当乐队伴奏。原来是歌舞剧院第一把唢呐演奏家,就‘分配’你到音乐舞蹈专科学校去当音乐教员。为什么要这样‘乱点鸳鸯谱’呢?据说是为了淘汰‘文艺黑线’的旧势力,重新建立文艺界‘新的阶级队伍’。上一次‘吐故纳新’能够比较顺利进行,是因为谁都不愿意‘干在茶山,死在茶山,埋在茶山’,只要能离开茶山,到哪里,干什么,就不去管它了。

许多人心里不服,在揭批林彪﹑黄永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有意无意地借题发挥,指控所谓‘重新分配’工作,实质上是林彪﹑黄永胜‘破坏文艺队伍,分裂文艺队伍’的大阴谋军代表明知干校的五七佬把‘军管’与‘林﹑黄’视为一体,只是揭批‘林﹑黄’是大前提,想压又不敢压,想解释又无法解释,十分尴尬。但又不肯认错,继续‘保持一贯正确’的姿态,再来一次‘重新分配’。因此,军代表与五七佬之间的争斗,就处于十分微妙的状态。

对我一家‘重新分配’,贬到紫金县去,我不置可否,没有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态度。我悄悄地给妻子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告诉她这一不祥的消息,并表明我坚决抵制的态度。然后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等干校开了盛大‘欢送会’,狠吃了一顿肉,就随大队人马打道回广州去了。按规定,必须在期限内,亲自到省文艺战线办公室领取‘组织介绍信’和路费,立即‘各奔前程’。我没有按‘规定’办,而是先回家,好好地先休息了半个月,和妻子商量好对付的办法,最基本的方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不来找我,我绝不找你﹔你着急,我绝不着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时左右,我落入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陷阱,被连续折磨了七个小时之后,押离光孝寺大院,投进西村监狱。四年后再回到光孝寺大院,满地落叶,一派荒凉景象。广东歌舞剧院的招牌还保留着,只是全院人员和家当,已于两年半前迁往沙何顶一处新址。只有少数一些歌唱和乐队演员,划归其他单位,不再属歌舞剧院编制,新单位又不能安排居住,就只好还住在大院里。现在的大院,一分为二,主体部分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东操场小部分,成为省电影机械厂的工场﹑食堂和部分家属宿舍。我那只有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现在归电影机械厂管,每月交五元房租,房子破了由厂方负责修缮。

在大院里,我这间住房有相当代表性。五○年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开办,教务长杨秋人入住。五六年省文化局新成立的《俱乐部》半月刊编辑部,我是编辑部负责人,这里又成为我们的办公室。六○年广东舞蹈学校开办,妻子任教务员,我和两个孩子就住了进来。四个窗户的铁栏杆大跃进时全拆去‘炼铁’了,原来相当讲究的细格玻璃窗和一扇浮雕油漆木门,已经破旧了。现在妻子又将外间隔开,分出大约三平方米让十六岁的儿子住。房门外置一座煤球炉,方便做饭烧水。女儿背部大面积烫伤以后,脊椎骨变形弯曲,胸骨塌陷,身子再也无法挺直。屋瓦漏雨,墙壁出现裂痕,门窗破损,女儿伤残,妻子劳累过度,显得憔悴。本来好好一个家,竟变得惨不忍睹。

半个月过去了,有一位青年军人找上门来,说是文艺办公室领导让他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没有按期到办公室报到?是不是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军人来访,是意料中事。我立即请他坐下,泡了一杯自制的茶山铁观音,然后回答他的提问。首先请他把在房子里看到的情况,如实向领导报告。然后才阐明我不能接受‘重新分配’的理由。我说我不是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存在由领导‘分配’工作的问题。我是现职干部,和你们现役军人一样,都有原来的单位和工作,在茶山干校走了四年多的‘五七道路’,现在要我出来工作,当然是回原单位工作。作为一名干部,工作岗位当然可以调动。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从闽粤赣边纵二支队到潮汕文工团,到《工农兵》半月刊编辑部,到省文化局的《广东文艺》月刊编辑部,再到广东歌舞剧院,都是工作需要,又事先征求过我本人同意,调动手续合法合理,你们文艺办公室的张副主任,应当了解。再说,我的女儿伤残成这个样子,如何能带她到基层去?请领导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

青年军人听完我的意见,答应我一定向领导报告,起身走了。我不担心青年军人如何向他的领导报告,我已经做好充份思想准备,我不接受‘重新分配’,一定会招惹麻烦,那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见招拆招了,谁叫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星期后,我按通知到文艺办公室去开会,同时到会的还有其他七八位五七佬。办公室张副主任接见我们,并对我们说:‘绝大多数的五七战士同志们都有很高的觉悟,服从组织分配,已经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座各位,都有些实际问题或困难,我们在安排分配工作的时候,考虑得不够仔细。现在,领导上做出新的决定,要求各位回到干校去,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好了再分配工作。去英德茶山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愿意走的就在这里拿火车票。’我立即站起来,拿了一张火车票就离开办公室。

这位张副主任,就是多年前早已认识的军区俱乐部主任张大尉。现在大家都称呼他张部长,估计应该是师级军官了。几年不见,脸色更红,下巴也更长了,笑容似乎也更和蔼了,只是说出话来,有一股逼人的寒气。我知道这里不是个说理的地方,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口舌,只表示愿意回干校去,拿了车票就走。我主外,妻子主内。同心同德,步调合拍,外面的事全由我一人挡着,家里的事全由妻子做主。两人工资合起来一百五十多元人民币,历来都由妻子掌握。所有的努力,甚至于再次分离,只有一个目的:维护这个渺小而又脆弱的家。

中国新年就快到了,我兴致勃勃地帮着妻子把限量供应的各种年货全办妥了。干货通常都留起来,慢慢吃。鲜货就做一点鲜吃,剩下的就想法子或晒干或烘干,可以放久一些。那时候还不知道电冰箱是什么样子,几年前用我一笔稿费买的一台五灯收音机,从我被抓走已后就没用过。到处都是那神圣不可俯听俯视的‘最高指示’和‘革命样板戏’,回到家里再打开收音机,能受得了吗?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20瓦的电灯泡。不管怎么说,几年的离散,一家人总算聚在一起了,高兴还来不及呢,喝一碗白开水也是甜的。可惜的是,返回干校的火车票,偏偏就定在除夕当天,徒呼奈何!临走时,我对妻子说,不管什么人来找你,首先请他参观一下家里的情况,其次才是表明你必须留在广州照料孩子的态度。别的事,全推给我,你一概不知道。

我回到茶山干校,炊事班已有了新的班长,干校领导依然指定我到炊事班去,大家依然把我当作班长。我当然感谢大家的盛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当个灶王爷,不外是烧火做饭,有什么好得意的?问题是干校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剩下的这百来口五七佬,都面临着‘去留’的抉择。大多数人走了,我却顶着压力回干校来了,同情和观望的心理状态,我能够理解。干校空出许多房子,我选择了边缘的一间泥砖房住了进去,伙房的事忙完了,有的是时间,不是看书,就出门打斑鸠去。现在是冬天,北风呼啸,斑鸠都飞到远处山坡浅草地去觅食草籽,夜晚才在竹林或矮树丛避风栖息。晚上九时以后,我穿戴好衣帽,背着挂包和水壶,带上一支三节电池的手电筒,顺着白天看好的路线地形,到小河岸边竹林里打斑鸠去。

这种神秘又孤独的夜行,不是亲历其境,旁人恐怕难以理解。周围漆黑如倒扣巨镬,虫声消匿,寒风呼啸声中,偶尔有枯竹壳爆裂脱落的声响,令人不寒自栗。有时,我会反问自己,不和妻子儿女相聚,一个人跑来这里干什么?我无法回答,只能痛哭一场。不过,哭完了,又继续我的夜间作业。我惊奇地发现,除了猫头鹰,所有的鸟雀都患了先天性夜盲症。我还发现,斑鸠大多栖息在南面避风的低枝桠上,电筒一照,整只斑鸠都罩在光圈里,动也不动一下。这时,斑鸠还没有睡着,珠子般的眼睛反光忒亮,可惜是个‘睁眼瞎’,视若无睹,也不敢乱飞乱扑。又为了御寒,缩着小脑袋,将全身羽毛微微松开,像个粉褐色绒线球。只要举枪,百发百中。有一次,我发现一大群山麻雀,栖息在一兜勒竹丛里,电筒一照,枝桠上一排排,个挨个,像是嫩黄浅褐色小绒线球。我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把一盒铅弹全打光了,捡了满满一挂包山麻雀。第二天许多人自动来伙房帮忙,油炸山麻雀,连姓王的政委都说好吃。

中国新年过后,就是春耕大忙,春耕从我这里开始。我凭十多年前在潮汕地区农村搞四清运动时的见识,单独负起浸育谷种的任务。我请两位同事帮忙,将三担谷种浸泡了两天两夜,然后就学着老农的办法,观察开始发芽的稻种,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一个星期后,芽头就出齐了,送到秧田播种。然后,育秧插秧,按步就班,春耕就完成了。当然,伙房又杀猪,还宰了三条狗,让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正高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口头通知:我和妻子的人事关系已转去紫金县,从本月起,两人的工资由紫金县发给。真是斜刺里射来的一枝暗箭,企图逼我就范的一记毒招。幸好我早有预料,不但没有惊慌失措,还能从容接招拆招。首先,我在干校宣称:从本月起,因未能及时领到工资,无发缴交伙食费,请大家见谅,念在干校四年‘同窗’的情份上,让我继续在伙房吃饭,等领到工资,再如数补还。此招一出,五七佬的舆论,全都倒向我这一边。接着,我同时发出两封短信:给省文艺战线办公室张副主任的信说,有关我和我妻子人事关系的口头通知,不知是真是假,又恐口说无凭,如果‘错传圣旨’更有损领导威信,因此请发一文字通知,以为执行的依据。此外,请开具一份证明文件,我可持证明文件到指定的地方去领取工资。给妻子的信说,领导已宣布停发工资,省吃俭用,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渡过难关。

张副主任不会给我半个字的回复,也是可以预料的。不过,我的这封短信,至少令他颇伤脑筋,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一位五七佬从广州回来告诉我,张副主任托他转告,我的信他收到了。这一简单的口讯,说明张副主任不敢再轻视这一事件了。当然,张副主任也还算聪明,只作口头传达,不留文字依据。

五个月后,又口头通知我,工资照发。这一下我不依了,我又公开宣称:当时根据那一项政策,停发我的工资,现在又根据那一项政策,发还我的工资,要有文件依据,起码也要当面向我说明。不然,我决不接受。我这一态度又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同情。几天后,管发工资的出纳员来对我说,你的工资一直由我保管,数目这么大,如有闪失,我如何赔偿得起?请你还是把工资先领回去,再慢慢跟他们打交道。我立即意识到,我没有任何理由为难这位出纳员,立即领回被无理扣发的的全部工资,并迅速转去广州给妻子收存。

我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屈服,也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为了我和妻子共同维持的这个小家庭,必要的时候,我将作出牺牲。

9/3/03(//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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