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1日讯】〔作者简介﹕戴龙炎﹐移居美国前曾在中国大陆生活几十年﹐了解中国农民阶层的历史和现状。作者现在在美国德州布兰诺市居住。这里﹐戴龙炎想通过其亲身经历﹐来说明中共对广大农民的欺骗﹑愚弄和奴役。〕

中共是靠农民而生存﹑壮大﹐最后夺得了政权的﹐如果没有农民的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存在。可以这样形容﹐农民对中共来说﹐可谓天大地大﹐没有农民的功劳大﹔河深海深﹐没有农民的恩情深。然而这个流氓党却在其夺取政权后本末倒置﹐反倒自命它是天大地大﹐河深海深。

农民对中共的巨大付出﹐换来的并不是其生存条件的改善﹐相反却是一次次的被恶党用谎言欺骗﹑压榨﹐反反复复的被折腾﹑坑害。中共统治中国大陆50多年来﹐农业始终是落后的农业﹐农村也还是变化不大的农村﹐农民大都仍是贫穷过日子。纵观中共统治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对广大农民﹐它就是欺骗﹑愚弄﹑奴役。只有摆脱中共的统治﹐中国农民才能真正的有出路﹐过上好日子。

中共执政初期﹐为了巩固其暴力夺取的政权﹐一方面是继续用暴力镇压其反抗者﹐达到威慑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以恩惠施于群众﹐笼络人心。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更是其必须利用的对象﹐掌权不久就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欺骗农民起来用暴力造反﹐把地主拥有的（也包括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富﹐掠夺过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分得土地﹐自然欢天喜地﹐感恩戴德﹐把共产党视为大救星。当农民刚从得到的土地中尝了一点甜头﹐还不过一年左右时间﹐共产党又耍起了流氓手段﹐采取了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策略﹐办互助组﹐搞合作化﹐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发展为人民公社。不管是否自愿﹐农民最后都被强迫入社﹐土地收归集体了﹐耕牛﹑农具都归集体了﹐农民没有了土地﹐没有了农具﹐只能在集体所有制下﹐参加劳动生产﹐完全是过着一种被奴役式的生活。

土地被收归集体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1﹑农民在安排种植上﹐没有任何自主权﹔

一切都得服从上面安排﹐从而出现了不能因地制宜种植﹐不能适时播种﹑收割的情况﹐造成严重减产减收。如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各地干部﹐只贪图个人功勣﹐根本不考虑人民利益﹐把不适合双季的田块也强行用来种植双季稻﹐结果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双季稻的扩大﹐也带来了劳动力的紧张﹐特别是春作物的播种（栽秧）和秋作物的收割（割麦）﹐矛盾就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许多地方﹐只好把季节都提前。如水秧﹐长到还只有一寸左右长时﹐就被强行从苗田里用铲子一块一块铲下来用洗脸盆盛到大田里﹐然后用手一小块一小块扳开﹐分置在大田里。因为秧苗嫩小﹐不适合于大田里培育管理﹐故成活率低﹐生长缓慢﹐欲速则不达﹐效果适得其反。为了赶季节﹐当小麦和头茬稻还不到成熟时﹐就强行收割﹐因而所收的颗粒不实﹐瘪籽多﹐造成减产。农民在地里收割时﹐眼见即将到手的粮食﹐却被如此遭踏﹐十分痛心﹐有的流泪﹐有的骂娘﹐咒共产党。

个别地方干部好大喜功﹐异想天开﹐想创造奇迹﹐根本不考虑群众利益﹐不关心人民痛苦﹐瞎折腾。

记得58年那个所谓大跃进年代﹐在我工作那个区的领导﹐为了要发展特种经济﹐竟把一个盛产棉花的大队的几百亩地﹐全部改种土烟﹐农民对这样大面积栽培的新品种﹐既没有经验又不懂技术﹐因而栽培不当﹐导致土烟生长不好﹐又不会掌握收割烟叶时节﹐使叶片成色差﹐质量不好﹐卖不起价。结果这个大队几百亩地完全没有什么收入。到后来﹐为了弥补这个队的损失﹐只好从全区各队增收提留﹐赔偿群众减收的损失。

81年﹐区里换来了一个新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领导一上任就想搞出点新名堂﹐创造个新奇迹﹐他要把一个湖区的种水稻大队﹐办成一个专业养鸭大队﹐开始讨论这个意见时﹐很多人不赞成﹐但中共党内是没有什么民主的﹐讨论归讨论﹐最后一把手说了算﹐于是专门派分工管多种经营的区长﹐具体负责抓﹐以这个队的名义﹐从农村信用社贷了三万多元﹐到外地鸡房订购小鸭。在农历二月﹐正是早春季节﹐几万只小鸭﹐徐徐运来﹐分到各户﹐先在室内圈养﹐等春暖﹐小鸭稍大一些﹐再赶到外边放养。早春季节气温变化无常﹐寒潮频频发生﹐各户又无防寒措施﹐天气一寒﹐小鸭互相堆挤﹐导致大批被挤压踩死﹐没被踩死的﹐也由于受冻而发病﹐最终几万只小鸭全部死掉了。幸好事发早﹐虽然鸭子没养成﹐但尚未耽搁栽种水稻﹐使农业生产没有遭到损失。但几万元贷款﹐原是以各户名义贷的﹐群众不认账﹐贷款难收回﹐一直拖到第二年﹐也是从别队多提留﹐才还清了这笔贷款。在年终总结时﹐这位新领导并没有检讨自己﹐反而自我解脱说﹕“这是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是难免的﹐毛主席还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工作上难免不失误的。”

干部的瞎折腾﹐不仅造成农业上的损失﹐而且还增加了农民不应有的负担（多收提留）﹐是为利农民﹐还是坑害农民﹐不是明摆着的吗﹖

2﹑在农产品上﹐农民没有支配权﹔

农民长年累月﹐日以继夜的在田地里耕耘﹐但到秋收之后﹐对自己辛劳所得农产品﹐却无权支配。在粮食上﹐首先是交公粮﹐交统购粮﹐留下来年种子﹐然后才是口粮﹐能有多少算多少﹐往往由于干部的浮夸﹐上报产量大大超过实际收成﹐交公粮﹑统购粮﹐任务过重﹐许多地方把任务一交﹐口粮就所剩无几﹐造成严重春荒﹐即便是丰年﹐农民也只能吃个半饱﹐瓜菜往往都成了主粮。

棉花统一由国家收购﹐棉农只能按人头﹐每人留二市斤自留棉（每斤可换布票七尺）﹐如要添置衣被﹐就不够用﹐特别是婚嫁喜事﹐筹办衣物被帐﹐就更为其难﹐得向左邻右舍挪借﹐在下年再偿还﹐有时一年都难以还清。

食用油﹐每人每年留油不超过五市斤﹐每人每月平均四市两。为了节省用油﹐有些人家﹐在筷子头上扎上一个布片﹐炒菜时﹐用布片从油罐中醮上油﹐在锅内刷一刷﹐就算是用油炒菜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油水。

3﹑劳动个人没有自由﹔

劳动力只能参加集体农活﹐个人没有选择﹐安排什么做什么﹐出工﹑收工﹑打佯﹐都得听队里铃声行动﹐迟到﹑早退都要遭到扣工分处罚。为了不影响集体用工和用肥﹐有些地方把自留地都收归了集体﹐即使留一点﹐也是很少很少。

为了防止鸡鸭损害集体庄稼﹐许多地方﹐规定每户只能养一只鸡﹐鸭子是绝对不许饲养﹐这一来群众的家庭副业﹐就完全被堵绝了﹐过去有些户﹐可以赶早到集市卖点小菜﹐出售鸡鸭蛋﹐用这些收入﹐买盒火柴﹐买包廉价香烟﹐打点煤油﹐购块洗衣肥皂之类。但有了这些规定之后﹐群众连这点用钱都没有﹐没有煤油﹐晚上只好摸黑不点灯﹐没有肥皂﹐就只好用清水把脏衣服搓一把﹐农民就只能这样过日子。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有手艺的活﹐如理发﹑„‰鸡﹑裁缝等﹐都不许个人搞﹐一律收到大队﹐都只记工分﹐不许收钱。凡私人能挣到钱的﹐一律不准搞。我们镇上郊区﹐有个生产队﹐有30多户人家﹐因为住在沟渠边上﹐每户都在渠边上栽有两﹑三棵桃树﹐每年桃子成熟时﹐各户采摘了下来﹐挑到镇上出售﹐一年每户也还可收入大约几十元。后来大队把这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当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它割掉了。由村干部组成砍伐队﹐带着斧头锯子﹐不到一天时间﹐就把这30户近百株桃树全部砍伐了。不少群众眼巴巴的看着自家栽种了多年﹐而又能赚点零花钱的果树﹐被白白砍掉了﹐伤心痛哭﹐怨声一片﹐但又无可奈何。

这些作贱农民﹑坑害农民之事﹐形形色色﹐无奇不有﹐非常频繁﹐十分普遍。几十年来﹐农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始终是过着一种被奴役而贫困的生活。

今年元月1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登载了一篇“凤阳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文章﹐其中心内容是想说明今日凤阳的农民是靠党的好政策﹐使农业获得丰收﹐农民得以富裕﹐但是我想今日的凤阳﹐也许确是起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真是中共政策好的结果吗﹖谁都会记得一九七七年﹐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被共产党逼得走投无路﹐无法生活下去﹐冒着杀头的危险﹐大家用血指签名﹐不走共产党的集体化道路﹐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把田暗地里分给了农民耕种﹐使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头一年就获得了收成﹐小岗村的作法被暗地里向周围传播﹐逐渐蔓延至全县﹐所以凤阳是第一个实行分田到户的县﹐到1979年发展到全国。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共产党只好放弃原有的政策﹐顺其发展。所以凤阳农民的变化﹐是共产党逼出来的。文章中还特意引用了当今滁州市委书记王国才的介绍﹐王国才说﹕“大包干以前﹐凤阳105万亩土地﹐丰收年景﹐总产量在15亿斤﹐养不活50多万凤阳人﹐‘吃粮靠救济’﹐即使每年从外面调进几千万公斤粮食﹐也只能让凤阳人吃个小半饱。那时的凤阳‘家家住的是破草房﹐秋种以后就逃荒﹐没有牲畜人拉犁﹐红薯当饭菜当粮’。到1977年底﹐近20户人家的小岗村﹐人人讨过饭﹐全是茅草房﹐家家是只有一床棉被﹐一条裤子﹐来亲戚﹐几乎家家都要找邻居借碗。因为穷﹐因为饿得实在是没办法﹐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红手印﹐把田包干到户﹐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这个介绍﹐足以说明中共对农民的所作所为。

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之久﹐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农民﹐居然还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试问这个“大救星”﹐究竟为农民做了什么﹖凤阳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有一首歌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朱皇帝不是明君﹐也是施暴政的暴君﹐十年也倒只有九年荒﹐而如今的共产党﹐统治了凤阳30年（大包干之前）﹐其农民所遭受的苦难﹐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

农村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共产党对农民的控制﹑奴役﹑迫害并没有放松。土地虽分到了农民手中﹐但农民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也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有权征用﹐这一来﹐各级政府的干部对土地进行私下交易﹐行贿受贿﹐把农民手中的土地强行征收﹐卖给建筑商和地产商﹐从中渔利﹐从而使圈地的情况普遍发生着﹐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只好上访喊冤﹐但政府对访民的冤情﹐不但不予以受理解决﹐反而对访民强行拦截迫害。另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摊派不断的增加﹐负担过重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农药化肥价格昂贵﹐质量差﹐假货多﹐使投资费用增多﹐而造成增产不能增收﹐故贫困的日子始终无法摆脱。记得81年﹐我到一些队去检查年终分配情况﹐在一个30户人家的生产队﹐有100多个正副劳动力﹐当时﹐这个生产队分配每个工分值是0.24元﹐除去春上吃返销粮应预留款项后﹐实际每个工分值是0.08元﹐一个主要劳力﹐全年投工最多也就是500多个工分﹐全家工分也不过就一千个左右﹐按0.08元计算﹐一家人的全年劳动所得也不超过100元。这个队就是我弟媳娘家的所在队﹐今年中国新年﹐我打电话和弟弟联系﹐附带问了一下这个队的情况﹐我弟弟在电话中说﹕“这个队﹐还是老样子﹐没有多大变化﹐老百姓还是穷得不得了。他的岳父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有两个儿子﹐都在队里种田﹐可是都无法供养老人。两老住在一边﹐过年时﹐不但无钱办年货﹐连吃粮都发生了困难﹐我弟弟住在县城里﹐只好给两老送去二百斤大米﹐买了一些年货﹐并给了他们一点零花钱。算起来﹐距离我验收那年又过去25年了﹐想不到共产党年年喊扶贫﹑脱贫﹑奔小康﹐但是时至今日﹐农民连一个温饱都没有解决﹐这种情况﹐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昔日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据死与中共抗争﹐从而为中国农村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作出了好的表率。当今的中国﹐农村要彻底改革﹐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富裕﹐也只有与中共抗争﹐彻底摆脱中共的邪恶统治﹐不再受欺骗﹐受愚弄﹐受奴役﹐才是唯一的出路。@(//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