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0日讯】我们上周介绍了邵燕祥先生的一段往事。1946年，当邵先生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时，他就参加了学校里的演讲会和其它社会政治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引起了学校中地下党员的注意，他们开始接近他，试图将他吸收到党的组织里去。

在上周节目中我还介绍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1979年左右，我所在的大学里有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做“原上草”的文学团体，但很快就被由中央调查部领导的地方公安系统一网打尽。

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成为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很大，在某些方面也许很复杂，但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一个理论框架，更不意味着没有理论修养的普通人就不能问津。恰好相反，这样一个事关亿万人命运的问题，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个人生活经验得出一个解释。我们上周所谈的那两件小事就是一个事例。

象中共这样系统地全面地渗透进社会再接管政权，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邵先生的事例发生于1946年北平的汇文中学。当时北平刚刚从日本占领下收复一年左右，但中共在那里的地下组织已经渗透到了中学这一级。在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中有党员，他们自己不过十七、八岁，但人格已经政治化，观察同学的眼光是看他们是否可以发展为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而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朋友。毫无疑问，在这些“中学生党员”心目中，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景是很明朗的，他们从党组织那里得到明确的指令要在所谓“进步”学生中发展组织、扩大影响，促成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这个事例可以说明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对社会渗透的程度。连中学都被渗透了，就不要说其它的社会组织、职业和机构了。很多参加过中共地下活动的人在回忆录中谈到当他们在“解放”的那一天突然公布其党员身份时让同事和亲友大吃一惊。

还有很多人在“解放”之前突然神秘地失踪，再和“解放大军”一起回来接收原来工作的单位。这是就个人而言。就集体来说，很多工会、社团和报刊甚至宗教性团体名义上是独立的，甚至依附于国民党政府，从国民党那里领取经费，但在内部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了。

这种渗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不多的。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工厂和军队中有一些影响，还是通过更广泛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号召力才达到的。

象中共这样系统地全面地渗透进社会再接管政权，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中共当年有个“社会部”，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后来则变成了“调查部”，在幕后负责对社会的控制。1949年以前对“社会”的渗透，不但帮助了中共成功地夺取政权，更帮助它1949年以后维持政权。中共虽然口口声声说国民党如何“法西斯”，但它心里知道国民党政权是多么宽松，多么马虎，多么漫不经心，弄到连十五、六岁的学生娃娃都当上共产党的地步。

有了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共当然不会让别人来渗透自己的天下，所以连大学生组织文学团体都要动用国家秘密警察的力量来消灭。从维护中共政权的角度出发，这不是小题大作。可以想像，如果在七十年代末中共就允许大中学生自由组织文学社团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局面就很不一样了。

很多人也许会说：你说的是1979年的陈谷子烂芝麻，今天不要说在大学，甚至在中学，各种文学社团和兴趣小组不是遍地开花吗？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和我在上面说的一点都不矛盾。不允许组织文学社团，或者任何性质的独立社团，可以说是中共设置的第一道防线。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中共的极权统治已经逐步朝威权统治转变，对社会的控制也逐渐放松，从第一道防线逐步后退。

今天只要你不涉及政治问题，尤其是一党专政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你可以成立一些组织。但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的独立团体，则不要说在中学和大学，就是在社会上也是不被允许的。前两年北京一批关心农民疾苦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新青年学会”，以杨子立为首，被捕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判刑，至今仍在狱中。在很多情况下，不要说组织团体，就是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也会带来牢狱之灾。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刘荻的遭遇就是如此。

这些事例都说明，尽管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的自由度有了扩大，但在最根本的政治权利上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2005.03.17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