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6日讯】我拖着病残之躯,在‘干校’接受斗、批、改。就是说,这种特殊时期的劳动改造,既要狠狠‘触及皮肉’,也要狠狠‘触及灵魂’。灵与肉的交替折腾,据说可以把知识分子‘改造好’,至于什么时候才算‘改造好’,据说是一辈子的事,这就完全符合‘干、死、埋’的精神。
有一天上午,我和‘牛班’正在粪坑掏粪,给菜地施肥。和南方大多数农村的粪坑一样,一排十来个深坑,全用三合土夯实,坑的一半铺上石板,砌起围墙,盖上瓦顶,男女既相连又分隔开,单凭矮墙上墨写的大字‘男厕’‘女厕’为记号,男女各各对号入厕,少有差错。粪坑的另一半是露天的,冬天好些,没那么大的气味,盛夏就不得了,金头苍蝇乱飞,臭气冲天,如厕又逢便秘,非薰倒不可。好在有我们‘牛班’轮值清扫,蹲位还算干净,气味就无能为力了。
校部政工组派人把我叫去,两个青年人见我进来,不自觉地皱一皱眉头,大概是我同时带进来一股气味吧。隔着一张办公桌,两个年青人与我对面而坐,朗读完最高指示之后,那个略长者,带着浓重的潮州话口音说:‘你认识林山吗?’我说:‘认识。’他说:‘哪好。林山在省文化局当局长期间,如何贯彻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写一份揭发材料,既揭露林山的罪行,也表明你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说:‘材料我可以马上写给你,但林山如何贯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不知道。’另一个较年轻的说,口气有些不高兴:‘你先不要关门,考虑清楚了,在写材料。’我说﹔‘你们应该知道,林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我是他直接领导下的一名编辑,就我所知,林山在省文化局长三年任期,全省农村文化建设,遍地开花,农民业余写作组、墙报黑板报、农村业余剧团、民间说唱、民间歌舞,农村俱乐部如雨后春笋,大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在这一点上,林山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成积是主要的。’他们两人都很不高兴,把我训了一顿,要我回去再想想,想好了再写一份材料。我说:‘事实就是事实,再想也不可能想出别的什么东西来。’路子就让我这样堵死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我当场就按刚才说的意思,写了一份材料,签了名,按了指模,完事。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灵魂在极度痛苦中挣扎。
一九五二年,林山在汕头地区创办了一份小型文艺刊物,定名《工农兵文艺》,专发表一些农村业余写作者的诗、小说、散文、说唱等作品。这个刊物选登的作品短小精杆,图文并茂,半月一期,定价适宜,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每期都在六千册以上。编辑部三名文字编辑,一名美术编辑,我分工编辑兼出版发行,工作情绪很高涨,工作关系也很融洽。我在广州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时,院长欧阳山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也是广东文艺界联合会主任,现在到《工农兵文艺》当编辑,刊物的创办人林山,也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潮汕文艺界联合会主任,因此,我接受并执行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就是当时开始在全国推广、逐步落实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简称工农兵方向。
一九五三年,林山上调广东省文教厅。五四年初,广东省文化局成立,林山被任命为第一任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又创办了一份月刊,定名《广东文艺》。不知林山出于何种考虑,即刻把我从汕头调来广州,在《广 东文艺》当一名编辑。据当时《工农兵》杂志社负责人林澜告诉我,我的恋爱对象余健是华南歌舞团演员,如果调来汕头和我在一起,她势必改行,太可惜。不如把我调往《广东文艺》当编辑,两人都不必改行,又能照顾恋情,于公于私都有利,可谓两全其美。领导如此细密的考虑和安排,确实令我非常感动。
到了《广东文艺》编辑部我才发现,执行编辑黄雨,是原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的文学教授,其他文字、美术编辑,几乎都是原来文艺学院的同学。文艺学院已经停办了,原来的院址光孝寺大院,现在驻进两个单位:一个是省政府的文化局,一个是文化局属下的华南歌舞团。《广东文艺》编辑部直属局长室领导,林山亲自审阅大样并签印。工作情绪依然高涨,工作关系依然融洽。
我和恋人余健又重逢了,而且和同学时一样,住在光孝寺大院里,每逢周末,常常参加局本部或歌舞团组织的娱乐活动,或参加文娱晚会,或集体看电影,或集体去荔枝湾坐小艇过江,到海角红楼泳场游水。当然,我和余健的两人世界,仍然有充份的时间和空间。有时去白云山远足,有时去珠江划艇,有时去中山路宁昌饭店吃饭,我们两人都喜欢东江盐焗鸡和杂锦煲。生活如同中秋月夜,温馨飒爽,心旷神怡。
编辑之余,我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趁年轻,多读书,多走动,一来灵感,也不妨写一写。我记住了苏联领袖史达林的名言:‘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也记住鲁迅的名言:‘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我用来写作’。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的一篇组诗《瑶山诗抄》,不提防突然在人民日报的文艺版,以头条位置占三分之二版面发表了。看到当天的报纸,如同空中礼花,炫耀夺目,震耳欲聋,自觉头上戴着年轻诗人的桂冠,步上圣洁的诗坛,如坐春风,飘飘欲仙。
一月前,我从大瑶山回来,把参加瑶族人的传统节日‘耍歌堂’,所见所闻所思,写成《登山》、《长鼓乒乓响》、《野雉翎》、《夜歌》、《下山》等诗稿,呈前辈林山,请求赐教。延安时期,林山是文委成员,曾经协助陕北盲诗人韩启祥记录整理并出版长篇唱词《刘巧团圆》,自己也发表不少诗篇。解放后回到家乡潮汕,忙于行政事务,只好搁笔。他曾说过,再工作几年,五十岁辞官回家乡,就可以悠闲读读书,写写诗。第二天上班,林山把诗稿还我,和蔼可亲地说:‘不错,有诗味,可以拿去发表。’我受到莫大的鼓励,心想不妨试一试证,就把诗稿邮寄出去。
近年来,我常在李杜的世界里漫游,如醉如痴。诗歌和心爱的少女一样,可遇不可求。如果没有灵性,任你如何刻意,诗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得出来的。有了灵性,就要让她张扬翅膀,海阔天空,自由飞翔。能够保持这样毫无拘束的精神境界,则所见所闻所感皆可入诗。不然的话,那怕拔掉所有的胡须,也未必能吟得一个字。
我喜欢普希金那叮叮咚咚的流泉,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那诘屈聱牙的楼梯。我相信做诗是诗人的自由,完全靠自己的天赋和灵感,所谓‘集体力量’完全无济于事。李白杜甫曹雪芹,各自有极高的文才,没听说,他们加入过什么‘作家协会’。
我开始用茉莉花,为自己铺设一条诗的小径。我不是一个狂妄的人,我行我素,不外是想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自由的呼吸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空气。但是,我慢慢感受到一种压迫,身躯好像被一股强大的磁力,一点一点地吸进一只小坛子里去,动弹不得,连转身都觉得四面碰壁。
肃清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林山突然就不见来上班。我还以为他病了,问他夫人许大姐,也不得要领。一星期后,宣布运动由局长办公室主任林寒流领导,副局长李门也靠边站了,只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业务工作。政治运动压倒一切,全机关都忙于‘挖暗藏的反革命’,还顾得了什么业务?
寒流寒流,光听名字就够冰冷的了,再听他在全系统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更觉得脊背冷透僵直。他要求全体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当前反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检举揭发一切反革命份子的罪行,将肃反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刑,绝不收兵。
我不懂一再强调‘反击’是什么意思。胡风那几个文人,见未见过,听未听过,不知是何方神圣,居然胆敢明火执杖,向党进攻,鸡蛋硬往石头上碰,难道真的不顾死活?胡风那本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我粗粗看了一遍,都是谈写作上的一些见解。既没搞暗杀,也不投掷炸弹,这样的‘反革命集团’,实在无法理解。至于身边的反革命,我也无从检举揭发,实在不知道嘛。执行编辑黄雨,已被勒令隔离审查,不准他回家,派人日夜监管,要他彻底交代问题。电影科科长张碧夫,原来也是文艺学院的教授,有一天开大会,宣布由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当场扣上手拷,立即押走。不过,我心里一直惦念着的,还是老领导林山。如论如何,我无法把一位在革命圣地延安战斗过的老干部林山,与当前‘肃清反革命份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慢慢地,还是从林寒流主任口中,断断续续流出一些冷言冷语。我捉摸了半天,毫无头绪,好像说,人在省文联的一个‘学习班’,只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还是可能宽大处理。又好像说,既然敢于写信给毛主席,为胡风叫屈,哪还不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白天工作,夜班运动。既无材料可揭,呆坐未免浪费生命,倒不如利用无辜的电灯光,读一独普希金的《奥涅金》。其实,我向来凭兴趣,读书很杂。规定的‘干部必读’,像《联共(布)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太辣太苦,勉强着吃。高尔基、契诃夫、小托尔斯泰、法捷耶夫,有异域风味,试着吃。《十八家诗抄》、《夹竹桃千家诗》、关汉卿、孔尚任、乃至像《梁祝》那样精彩的民间唱本,合口味,百吃不厌,常吃常鲜。只是在这样‘寒流’彻骨的气氛里,公开读读普希金,安全与口味,两者兼顾。
有一次上夜班,寒流主任找我谈话,依然是动员大会上的口气,踞高临下,冷飕飕,听得我耳孔结霜。不过,林山局长被停职隔离审查,是我可以断定无疑的消息。至于要我检举揭发,无论如何我是想不通也做不到的。很快我就被认定患了‘右倾’型流性感冒,如果讳疾忌医,随时有变成拦路石被搬掉的危险。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睡不着觉,无端的恐惧,使我心灵受创。什么灵感,什么诗的翅膀,都化作泡沫,无影无踪。
整整八个月,机关的‘肃反’才算结束。黄雨、张碧夫等被审查、被逮捕的人,全部结案,好像没定什么罪名,只是调换了工作岗位。倒是一位从海军文工团转业来行政科的女办事员,年纪轻轻,刚刚在谈恋爱,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枪毙了,她受不了刺激,上吊了。
我最感意外的是,林山局长复职上班。省委文教部长杨康华在局本部的党支部会议上宣布:‘肃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在我们这里,林山同志是搞错了的,与‘反胡风’斗争的巨大成绩相比,不过是个小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大家都必须旗帜鲜明,维护党的威信。我心里纳闷,把一位厅局级老干部,当‘胡风份子’整了大半年,连家也不让回,现在轻轻巧巧说‘搞错了’,就算完事,连一声道歉都没有,是不是还留着‘尾巴’?
新年一早,林山来到我的住处,当着我新婚妻子的面问:‘有没有打算出去玩呀?’我有些不好意思,随口回答,不打算出去玩。林山在确认我的回答无误之后,说:‘哪好,跟你的爱人请个假,和我一起下乡,去看看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就走。’
省文化局的司机老杜,开着一辆美式旧吉普,一路颠簸,把林山和我送到西江北岸的肇庆市。这是著名的古端州,文房四宝之一的端砚,李白诗中的‘割紫云’,正是赞叹这里的工匠,从深山里开采出黑褐色矿石料,精工雕刻,制成砚台中的瑰宝。这一次没有机会欣赏端砚精品,林山带着我在乡下跑了两天,观看了几个乡的新年文化娱乐活动。然后,叫司机把车开到著名的古刹庆云寺。在客堂吃过斋饭,便让司机先回去,三天后再来接我们。太阳下山后,林山才对我说:‘我们在这里补假三天,游山逛水散散心。’我立即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无法预料的事情,又不好问,暗自忐忑不安起来。
天很快黑了下来,庆云寺大雄宝殿前的一盏佛灯泛着微光,整个世界好像让一头巨兽吞噬了。林山和我住在寺庙一侧的干部休养所,没有电灯,只有一盏煤油灯。大概客人都回家过年去了,三两个年轻女服务员和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守着这山野寒夜,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林山倒是很轻松,说:‘来,喝它两杯。’然后变戏法一般,从他一只小旅行袋里,拿出一瓶贵州茅台酒,还有花生米和卤豆腐干。我不会喝酒,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却不得不陪着喝。林山兴致很高,反来劝酒,说喝完了睡觉,没事。这时,大佛殿忽然传来诵经的歌声,合著木鱼和铜铃,平添了几分安宁祥和的气氛。
三杯过后,林山忽然说:‘告诉你一件事,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工作了。’
我不禁吃了一惊,脱口而出问他为什么?
他喝了一口酒,吃两粒豆腐干,叹了一口气,才说:‘这里不好工作啊﹗’然后转了话题,慢慢地说:‘周扬同志已给我回信,准备安全我在全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我打算工作到五十岁,就退休回老家,坐下来读读书,到农村走走,再就是,写写诗。’
我一小杯酒都没喝完。倒是林山这简短的一席话,使我彻夜难眠。我不完全理解‘这里不好工作’的真正含义,我反复思索,觉得好像指的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事。有一点我在心里是明白的,那就是‘反胡风’运动中,林山受到莫明其妙的冤屈。八个月后重新回来上班,见人依然面露笑意,但体态虚胖,脸色苍白,眉宇间罩着一抹阴影,更显得老相,还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受到的折磨,是可以想象的。但为什么整他,却百思不解。
白天,仍然在庆云寺的客堂搭食斋饭。饭后陪林山游山玩水,原来庆云寺倚山而建,寺后峰峦叠翠,古木参天,飞涧流泉,鸟语花香。我第一次见到巴掌宽的藤蔓,攀延着数丈高的大树,连绵不绝,蔚为奇观。我忽然想起一首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人世间的真爱情,莫过于藤树相缠了。林山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途中小憩,才断断续续述说自己身世的一些片断,让我知道他一些过去的生活痕迹。
入夜,又在诵佛声中,借酒抒怀。他说:‘有人给毛主席写匿名信,为胡风辩解。居然有人怀疑信是我写的,也居然有人相信。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们就指斥我态度恶劣,气得我差点吐血。后来,经公安机关作笔迹鉴定,才排除这一错案。’我在一旁陪酒,听他夫子自叹。动情处,酒浆泪水齐飞,呜咽狂笑一气。
也许我还年轻,入世尚浅,无法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我又为自己庆幸,虽几番身历逆境,但也侥幸走过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山又被‘抛’了出来,成为汕头地区文化界第一号黑帮人物,极尽污辱,百般毒打,逼得他捶胸顿足,口吐鲜血,倒地昏死。抢救回来,半身瘫痪,人和事大半失去记忆。唯独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地区军管的专案组,才派出外调人员,找到英德茶山来。
林山瘫在床上十五年,平静死去。追悼会上,据说还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8/9/03(//www.dajiyuan.com)